6月3日，发生在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弗洛伊德事件抗议活动。(Photo courtesy of Ted Eytan | Flickr)
近来，一个华裔耶鲁大三学生Eeleen Huang写给家长的一封信，在美国的中文自媒体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46岁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州明尼阿波利斯的警察用膝盖压脖子压身子致死的事件后，Huang对华裔社区的沉默感到失望和震惊，呼吁华人社区与出来抗议的非裔站在一起。
而这封信在部分华人家长中造成强烈反弹，这个反弹又引出支持孩子一方的反弹，大人孩子一齐参与，你方说罢我登场，辩得热火朝天。
看见大部分文章里面都强调学习历史，无论哪一方，无论大人孩子。也有不少人，包括本人的多位朋友，都说更欣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和平抗议方式。
这就好，我们今天不妨边学习金博士和平抗议的历史边讨论。
历史第一课
金博士从伯明翰监狱里发出的一封信
当年，马丁·路德·金博士带领黑人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为争取民权和平抗议，遭遇警察暴力镇压，被棒打，被狗咬，被高压水柱喷，也被枪击，整个抗议活动相当血腥。有些人认为运动过头了，极端了。1963年，八名自由派白人牧师为此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声明说，他们同情金博士努力的目标，但是他的行为过于激进，过于破坏性，并会促使人们举行暴力起义，早就不是和平运动了。他们敦促美国黑人拒绝金博士的领导，走和平抗争道路。
马丁·路德·金：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
当时正被关在伯明翰监狱里的金博士，对此做了一封长信回复。是的，那个今天几乎人人知晓的句子，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就是出自这封信。这里仅摘译部分段落，全文请看http://www.africa.upenn.edu/Articles_Gen/Letter_Birmingham.html。
在任何非暴力运动中，都有四个基本步骤：收集的事实证明确实存在不公正现象；谈判；自我净化；和直接行动。我们在伯明翰经历了所有这些步骤。种族歧视遍布这个社区已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伯明翰可能是美国隔离最严重的城市。它丑陋的残酷记录人人皆知。黑人在法庭上经历了严重不公的审判……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黑人领袖寻求与城市官员进行谈判。但是那些官员始终拒绝进行真诚的谈判。
我们除了准备采取直接行动外别无选择，这意味着我们以自己的躯体作为武器来赢得地方和全国社区的良心发现。考虑到所涉及的困难，我们决定进行自我净化。我们开始了一系列有关非暴力的讲习班，然后我们反复问自己：“你是否能够在不进行报复的情况下接受打击？”“你能忍受牢狱之灾吗？”我们决定在复活节期间安排直接行动计划，因为除了圣诞节，这是一年中的主要购物时段。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直接行动将产生强有力的经济打击这样一个副产品，我们认为这将是向商人施加压力以产生必要的变革的最佳时机。
您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直接采取行动？”……（直接行动的目的）是试图使问题以更严重的方式被表现，以至于人们不能再忽视它。我把制造压力作为和平抗议的一部分也许听来让人震惊。但我必须坦白，我并不回避“压力”这个词。我一直强烈反对暴力紧张局势，但是有一种建设性的，非暴力紧张局势是进步成长所必需的。正如苏格拉底认为有必要在思想中制造张力，以便个人可以从迷思和半真半假的束缚中升华至创造性分析和客观评估的境地，我们也必须看到需要非暴力的虻虫之徒来创造这种社会上的紧张局势，从而帮助人们从偏见和种族主义的黑暗深处上升到可以有理解和兄弟亲情的崇高境界。我们直接行动计划的目的是制造一种危机百出的局势，迫使谈判成为不二选择。
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你可以倡导违反某些法律却遵守其他法律？”答案基于一个事实：法律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将是第一个主张遵守正义法律的人。一个人不仅有法律责任，而且有道德责任遵守正义的法律。反过来说，一个人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违反不公正的法律。我同意圣奥古斯丁（译者注：St. Augustine，5世纪希坡大主教）的观点，“不公正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
马丁·路德·金：当一切都结束，我们记住的不是我们敌人的话，而是我们朋友的沉默。
我必须向我的基督徒和犹太兄弟们做两点坦白。首先，我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几年我对白人温和派极度失望。我几乎得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即黑人在迈向自由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不是白人议员或三K党，而是白人温和派，他们更在乎秩序，而不是公正；他们宁要没有紧张局势的消极和平，而不是正义的积极和平；他们一直说的是：“我同意你追求的目标，但我不同意你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他们家长式地认为他可以对另一个人的自由与否设定时间表；他们生活在一个神话般的时间概念中，并不断建议黑人等待“更方便的机会”。善意者的肤浅理解比恶意的故意误解更令人沮丧。温和的接受比彻底拒绝更令人困惑。
实际上，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我们并不是制造紧张的人。我们只是让一直存在的隐藏着的东西浮出水面。我们将其展示于众，便于检视和对待。
你们在声明中提出，我们的行动，即使是和平的，也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它们会加剧暴力。但这是否合乎逻辑？这难道不像谴责一个被抢劫的人，因为他拥有金钱促成抢劫罪吗？这难道不是因为苏格拉底对真理的坚定追寻和对哲学的探问，而谴责说是他的行为才造成人们的误解而迫他喝毒汁？这难道不是谴责耶稣，说他对上帝独特的认知和自始至终对上帝的虔诚会促成被钉十字架的邪恶行为吗？我们必须看到，正如联邦法院一贯申明的那样，因为其可能会引发暴力而敦促个人停止为获得基本宪法权利而努力是错误的。社会必须保护被抢劫者并惩治强盗。
我们这一代人不仅将为坏人的可恶言行而后悔，而且将为好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而羞愧。人类的进步从来不会自动到来；她是通过愿意与上帝同行的人们不懈的努力而实现的，没有这种辛勤的努力，时间本身就成为社会停滞力量的盟友。我们必须创造性地利用时间，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时机总是成熟的。
被压迫的人民不可能永远被压迫……如果人们认识到这种吞没了黑人社区的强烈冲动，人们应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公开示威……如果他们压抑的情绪没有以非暴力的方式释放出来，他们将通过暴力方式寻求表达。这不是威胁，而是历史事实。
我对未来并没有绝望。即使我们目前的动机被误解了，我也不担心我们在伯明翰斗争的结果。我们将在伯明翰和全国范围内实现自由这个目标，因为自由也是美国的目标。尽管我们遭到虐待和轻视，但我们的命运是与美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曾试图表明，使用不道德的手段达到道德目的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我必须申明，使用道德手段维护不道德的目的同样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是更严重的错误。
历史第二课
金博士早期失败的和平抗议
金博士和平抗议的理念来自于甘地。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精神哲学。但是现实很快给金博士上了一堂课。
最早期时金博士带着人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Albany）进行和平抗议。当地的警察局长劳里·普里切特（Laurie Pritchett）命令他的手下和平逮捕民权示威者。当警方和抗议者都完全和平时，当地的街道依然是平静的，没有产生任何可能引发全国关注的图像或新闻。
警察局长普里切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坚信白人至上，但他不是一个把什么都表露出来的人。金博士不是以甘地为榜样吗？为了不让金博士达到目的，普里切特也研究了甘地。他发现，甘地能够成功，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虐待和平抗议的人，尤其是监狱里的清形非常糟糕，引发了民众的同情。所以，他尽一切努力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况。
普里切特所做的是，不仅在街上警察不使用暴力，就是在监狱里，也保证一切井井有条。他甚至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就与周围其他郡的监狱联系好，及时把人转过去，避免人满为患。
每一次金博士想出新的抗议招数，普里切特就想办法化解，不制造冲突。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金博士第二次被逮捕后，决心以长期被监禁博取同情，没想到很快就有一个黑人匿名支付了他的赎金，警方立即让他出狱。事后怎么也查不出这个“雷锋”，很久以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是普里切特私下请当地一些白人“乡绅”类人士出钱，硬是不让金博士有制造新闻的机会。
奥尔巴尼的抗议活动其实就是金博士与普里切特之间的斗智。结果，在和平抗议了7个月之后，抗议者一无所获。
金博士意识到，必须找到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一个会毫不犹豫地对着抗议者的头挥舞棍棒的人。这个人，他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找到了，他就是臭名昭著的公共安全专员布尔·康纳（Bull Connor）。
历史第三课
改变历史的伯明翰“儿童十字军”
1963年5月2日，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16岁的雷蒙德·古尔斯比（Raymond Goolsby）和几千名学生一起聚集在伯明翰的第16街浸信会教堂。然后，他们以50人为一组，分组分批走向市中心游行示威，反对隔离制度，要求平等民权。这就是著名的伯明翰“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
那时的伯明翰是南方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金博士将其描述为“反种族隔离的核心象征”。孩子们出发前，金博士对他们讲话。古尔斯比说，听了金博士的励志讲话后，他就准备好了。
古尔斯比是第一组出发游行的，还没走过两条街，他就被捕了。
第二天，其余的孩子们继续。但这一天，康纳带领下的警察准备好了，孩子们面对的是残酷的消防水龙和凶恶的警犬。尽管这样，第三天，第四天，以及以后的日子，孩子们继续走上街头。
那一年，16岁的杰西·谢泼德（Jessie Shepherd）也参加了游行。50年后，已经退休的临床饮食技术员谢泼德说：“我被告知不要参加抗议活动，但是我厌倦了不公正。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有黑人饮水机和白人饮水机，为什么我不能从其他小孩用的饮水机喝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那就是现实，因为我的皮肤是黑色的，因此我们得到了不同的待遇。”
于是，她游行了。当她被扔进一辆囚车里时已经浑身透湿。不久，这座城市的监狱就人满为患，被捕的学生们被送到当地的集市，睡在行军床上，等着运动的组织者为他们筹集保释金。在那里，他们一起高唱争取自由的歌。
儿童防卫基金会（Children’s Defense Fund）创始人兼总裁玛丽安·赖特·埃德曼（Marian Wright Edelman）说，“在伯明翰孩子们面对残酷的消防水龙和凶恶的警犬时，表现他们的勇敢和决心的照片占满全美报纸的头版，并帮助扭转了舆论的倾向和民意，转向支持黑人争取公平正义的民权运动。”
种族隔离带来的种种残酷和不公没能博得美国人广泛的同情，成年抗议者被棒打，被狗咬也没能做到。是无辜的孩子在举起的警棍面前坚毅或退缩的画面，才拨动了人内心深处的怜悯。
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伯明翰政府与金博士谈判，达成停止示威协议，5月10日，康纳被免职。儿童十字军征战成功了。
历史第四课
了解历史，认识现在
斯坦福大学马丁·路德·金研究与教育研究所所长克莱伯·卡森（Clayborne Carson）说：“伯明翰运动至关重要。” “金博士以前从未领导过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而且没有足够的成年人准备承受被捕。因此，儿童十字军扭转了运动的潮流。”
卡森还指出，如果金博士在伯明翰失败了，他后来的成就都将不复存在：“如果他没有获胜，那么就不会有’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也不会有1964年的年度人物奖或诺贝尔和平奖。”
必须说明的是，即便在出现儿童十字军之前，金博士的抗议活动在当时绝对没有被公众看成是和平的，因为（1）他组织、参与的游行并不合法。（2）伯明翰警察的镇压并不和平。在当时的情况下，金博士的做法颇具争议，也备受指责，很多人表示无法继续支持他，包括发表声明的8位自由派白人牧师。于是才有了金博士在伯明翰狱中的那封信。
令人震惊的是，他出狱仅一个月，就组织了伯明翰的儿童十字军的游行示威，一个最具争议的行为。其实，这是金博士的绝地反击。抗议活动已进行经年，他需要一个胜利。他非常清楚这样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纽约大学历史学家，也是金博士的传记作者戴维·勒沃林·刘易斯（David Levering Lewis）说：“金博士和他的核心内圈人物都明白，几乎可以确定会出现的警察暴力将激发当时的政府体制在立法和政策方面产生他们期待的效果。”
孩子们称他们的抗议活动为“诺曼底登陆”，可见代价之大。但是，没有这样的代价，也不会有《平权法案》这样的结果。金博士深深懂得暴力画面的重要性，制造最能够拨动人心的暴力场面是他抗议活动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关键，但在当时并不被认可，民众的这种态度就是在《民权法案》成功推出后也没有改变。
盖洛普（Gallup）在1963年5月，也就是儿童十字军抗议的同一个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46％的美国人对金博士持负面看法。当时在民意调查中唯一更不受欢迎的公众人物是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到1966年，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民权领袖持负面看法。但是，20年后，情况完全不同了。1986年，金博士的生日被定为国定假日时，四分之三以上的美国白人认同他。
正如奥克兰大学政治学教授谢尔顿·阿普尔顿（Sheldon Appleton）所指出的，我们对今天情况的误判归咎于我们对历史的无知。那么，了解历史，应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今天的抗议活动和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舒服的现象。
首先，发生暴力，责任不一定在抗议活动组织者身上。对打砸抢不作为，首先是政府方面的失职。一味怪罪于抗议活动，有失偏颇。
其次，我们不鼓励任何暴力行为。但是，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无论是什么动机，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个人行为，出现暴力，都是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纵观人类历史，不分国家，不分制度，不分时代，任何大型抗议活动都是如此，与组织者的初衷无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抗议和暴力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一同出生，你不可能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
避免暴力的最佳手段也许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病根上而不是副作用上。只有大多数人都关注引发抗议的社会问题，关注问题的真正根源，才可能真正达到抗议的效果。抗议成功了，暴力这个副作用也就去除了。
撰文：溪边愚人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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