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革新人初登场
（1）
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场交锋，满盘皆输。然而毛泽东天生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不回头性格，他一旦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目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奋战到底。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毛泽东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这里的虎气就是“勇”，猴气就是“谋”。有虎气才敢于挑战，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不敢想的事；有“猴气”，才会有计策、有预谋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跟刘少奇的第一次交锋中，“虎气”用的太多，“猴气”用的不够，所以失败了。毛泽东痛定思痛，接受这个教训，他跟刘少奇的第二次交锋，要以“猴气”为主，以计谋取胜。
使用计谋的第一点，是要分析形势，分析自己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毛泽东的有利因素是他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军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动用军队保驾护航。毛泽东的不利因素，是他在高级干部中失去了威信。威信和威慑不一样，威慑是对一个人手中权力的惧怕，而威信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敬仰。一个人掌握了生杀大权，就有了威慑力，但并不等于就有威信。一个人的威信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功绩上，吹嘘是吹不出来威信的。
从1927年上井冈山，到1958年大跃进之前，毛泽东在这31年间居然没有犯过错误，领导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威信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巨大功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长达31年的时间里，一贯正确，不犯错误，这就在共产党内产生出一种对毛泽东的迷信：他总是正确的，他就是真理的化身。长期以来，毛泽东屡屡战胜他的政敌，最大的法宝就是自己在党内的威信。
可是毛泽东1958年搞大跃进的惨败，一笔勾销了毛泽东31年来建立起来的不败神话。1959年毛泽东和彭德怀斗争时，毛泽东是“一呼百应”，高层干部马上纷纷支持毛泽东，这是因为那时毛泽东大跃进的惨败还没有显现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尚存。而这次和刘少奇的斗争，毛泽东却是“百呼一应”，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响应毛泽东。这个事实证明，毛泽东在高层干部当中的威信，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认为毛泽东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不再相信毛泽东有领导国家搞建设的能力，甚至认为毛泽东已经不适合当国家领导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要想在政治上翻身，必须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然而毛泽东要想在高层干部，也就是所谓的“老干部”中间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几乎是不可能了。这就好比一尊金神像，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即使你把它打捞出来洗干净，重新放到神坛上，但它对于人们来说，再也没有以往的神力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惨败，就好比金神像掉到了粪坑里，不管毛泽东怎么洗净自己，他也无法恢复自己在老干部中间以往的威信了。
（2）
不过在普通的人民群众当中，毛泽东的威信损失不大，因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责任，没有传达到老百姓中间。因此，毛泽东重新树立自己威信的基本战略，就是依靠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重新换一批新人上台掌权，换掉现在这批已经不迷信毛泽东的老干部。毛泽东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撤换掉个别几个老干部，而要把这批老干部全部撤换掉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发动群众打倒整批老干部的办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不过在1965年初，毛泽东还没有想出“文革”这个办法。当时他面对刘少奇咄咄逼人的攻势，首先要防守，不能让刘少奇再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刘少奇的下一个重点进攻目标，是毛泽东掌控的军队，而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彭德怀。如果彭德怀被翻案平反回到军队重新工作，那毛泽东只有彻底输了。只要彭德怀不被翻案平反，毛泽东就能掌控军队，就还能与刘少奇周旋下去。就像古人说的那样“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把眼睛盯在了彭德怀身上，刘少奇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彭老总可以回军队做点工作”，另一方利用自己掌控的宣传领域，为彭德怀的翻案平反制造舆论。
毛泽东凭他的政治敏锐性，早就发现近年来文艺界刮起一股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风潮，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京剧《海瑞罢官》。1958年后毛泽东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饿死人的人民公社，一个是错误批判彭德怀，这是毛泽东的心病，也是毛泽东的软肋。而《海瑞罢官》正是直接触及到毛泽东的这两大软肋，《海瑞罢官》中“退田”的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搞错了；《海瑞罢官》中“罢官”的情节，更是明显地借古人的嘴巴替彭德怀鸣冤叫屈。与任何政治家一样，毛泽东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1962年《海瑞罢官》上演后，江青看了这个戏，立即感到该剧是指向毛泽东的，马上去找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立即禁演，但江青的建议都被部长们婉言拒绝。江青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似乎并不当成一回事，江青也就只好不提了。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不当一回事，而是毛泽东的智慧高出江青一筹。毛泽东知道，禁演《海瑞罢官》是一个下策，因为人都有好奇心，如果不禁演《海瑞罢官》，很多人还不去关心《海瑞罢官》，而一旦禁演，人们反而纷纷要去看《海瑞罢官》，这岂不是替刘少奇搞了反宣传？况且，单纯地禁演《海瑞罢官》，对刘少奇集团造不成任何打击，反而替他们搞了反宣传，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3）
当时毛泽东不禁演《海瑞罢官》，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慢慢忘掉《海瑞罢官》。可是现在面对刘少奇的咄咄攻势，毛泽东不能再冷处理了。但毛泽东的反击，不是禁演，而是要批判《海瑞罢官》，这样才能给刘少奇集团一个打击。不过“批判”可不像“禁演”那么简单，必须找一个高手，写一篇高质量的批判文章，才能给刘少奇一个重击。可是去哪里找这样的高手呢?
现在整个宣传机器都掌握在刘少奇手里，毛泽东手头现成可用的人才，就是陈伯达等政治秘书，但毛泽东很清楚陈伯达这些秘书，知道他们的才能承担不起批判《海瑞罢官》的重任，他要另寻高手。毛泽东当然不便亲自出面寻访这样的高手，于是他就想到自己的妻子江青，把寻访高手的重任交给了江青。
1938年，45岁的毛泽东与24岁的江青在延安结婚。当时毛泽东只认为江青是一个漂亮的演员，并不认为江青有从政的才能。而且毛泽东在与江青结婚时，党支部给他加了一个“约法三章”的条件，禁止江青二十年内在党内任职，因为当时党支部担心江青是国民党特务。党支部干涉党员的个人婚姻，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侵犯人权行为。但在延安时代，党员的一切都要由党来支配，包括结婚。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一直到1949年还是不错的，可是进了北京城之后，毛泽东和江青关系进入一个寒冷期，到1952年，两人干脆分居了，江青搬到离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几百米远的静园居住。毛泽东与江青分居，必然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不过这不是我们这里想要追究的问题。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一度与江青冷却的夫妻关系，又回暖起来。一来是因为毛泽东的工作比较闲了，二来是毛泽东这段时间心情比较苦闷，需要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这个人当然是江青莫属了。1961年。毛泽东在江青拍的照片上题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一方面是给江青一个很大的荣誉，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当时自己心境的一个写照：逆境中从容不乱，敢于再攀新的高峰。
毛泽东手书：题庐山仙人洞照
以前毛泽东认为江青不过是个演员，没什么政治头脑，更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所以从不跟她谈工作的事，当然也没有时间跟江青谈。自从毛泽东退居二线“闲”下来之后，跟江青的谈话比较多了，这才发现江青还真是一个对政治很有悟性的女人，最重要的是江青有搞政治的热情，这让毛泽东暗暗点头。刚开始一段，江青主要跟毛泽东谈戏剧电影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空就读他的线装古书，对电影戏剧全无兴趣，也不熟悉，而江青对戏剧电影非常熟悉，所以毛泽东也饶有兴趣地听江青讲讲戏剧电影的事情。
（4）
江青爱看戏，爱看电影，她本来就是演员出身，喜爱戏剧和电影是理所当然的事。文革以前，江青还没有个人专用的放映室，而毛泽东在中南海有一个专用的放映室春耦斋，因为毛泽东极少看电影，所以春耦斋实际上成了江青的专用放映室，为江青一个人放专场电影，她几乎每天都要看电影。江青把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戏剧都看了，看着看着也看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于是江青就逐渐从政治的高度上跟毛泽东谈戏剧和电影的问题。
江青也明白，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威信和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让她非常担心。江青凭着她的政治敏锐性，觉查出刘少奇要架空毛泽东，甚至要取代毛泽东，于是江青多次提醒毛泽东要提防刘少奇。有一次江青听说，刘少奇在公开场合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她马上去提醒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敢在毛泽东面前提到他的“死”，也是江青胆大敢说话，不怕得罪人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对江青的政治敏锐性颇为赞赏，他对井冈山时期老战友的曾志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她是毛泽东观察文艺界的动向“游动哨兵”。但毛泽东在是否真正让江青进入政界的问题上，还是很犹豫。因为用政治家的素质来要求江青的话，她还很不够。江青的缺点是说话太任性，太放肆，经常得罪人，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但是江青也有她的优点，就是胆子大，敢想敢干，一般女人绝没有江青这份胆量和闯劲。
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配偶当中，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学历最高，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被普遍认为最有搞政治的才能和素质。刘少奇也积极扶植王光美从政，带她一起出国访问，带她一起会见外国客人，王光美的照片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可以说是“大出风头”。1963年刘少奇更是派王光美去搞一个试点“桃园经验”，然后把王光美的经验发到全国学习，为王光美的直接从政铺下道路。
江青只是15岁时在戏剧学校学过一年戏剧，也就是个中专学历，跟王光美的名牌大学硕士学位是无法相比的。不过毛泽东看出，江青的学历虽然不高，但搞政治的能力绝不在王光美之下。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扶王光美出来从政，他也开始扶江青出来从政。1962年9月29日，江青首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9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江青会见苏加诺夫人的照片，这是江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很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知道江青这个名字。之后毛泽东让江青亲自出面去指导一些戏剧电影的创作，于是江青搞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几个现代京剧，这几个戏公演时，毛泽东亲自去观看，给江青助阵。
（5）
1964年毛泽东的生日寿宴上，毛泽东在众人面前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表示要让江青从政，至少不能让江青输给王光美。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是“有勇有谋”，而江青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但现在毛泽东手头没有比江青更合适的人选，不管怎么样，也只有江青了。只要有毛泽东在背后替江青出谋划策，还是可以弥补江青的“无谋”缺点。这次毛泽东要启用江青，让她牵头组织一个班子批判《海瑞罢官》，真正考验一下江青搞政治的能力。
江青原名李云鹤，比毛泽东小21岁。年青时江青的命运颇为颠沛，经历了几次婚变和同居，在上海，作为女演员进入电影界，演过多部电影，还有一个漂亮的艺名叫蓝苹。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名字也改为江青。那时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使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敬而远之。江青在上海好歹也算是一名上过镜头的女明星，生活水平肯定不会差，和延安生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称之为优裕了，要她这样的人放弃上海的优裕生活，投身去延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没有相当的觉悟，没有理想的支持是不行的。当时上海的女电影演员极少有去延安的，所以“物以稀为贵”，这也是毛泽东看上江青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毛泽东江青夫妇
江青去延安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她会与毛泽东结成姻缘。江青在1937年底首次见到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并不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甚至看不到成为最高领导人的迹象。当时中共是集体领导体制，毛泽东没有任何特权，没有“毛主席”的尊称，更没有“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万岁”的尊荣。所以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不是看上毛泽东的权势地位，纯粹是被毛泽东这位“革命家”的气质所倾倒。江青一生有过几次婚姻，但她真正热爱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江青一直到死，也没有背叛毛泽东。
江青听毛泽东说让她牵头组织班子去批判《海瑞罢官》，当时是大喜过望。江青不是那种安逸于平稳生活的普通女人，她是女革命家，她敢于造反，渴望战斗，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江青这点大大超过了王光美，也是毛泽东最欣赏的。有人说：江青爱出风头，野心勃勃，其实这正是革命家的本色。哪里有不爱出风头，没有野心的革命家呢？
毛泽东向江青认真交待了这个任务的要点：第一，批判文章一定要高质量，打击力强。写出这种强大杀伤力批判檄文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位写批判文章的高手；第二，一定要保密，事先不能让刘少奇集团的人知道，这样才能给刘少奇出其不意的一击。
（6）
江青接到任务后，立即投入行动。江青第一个去找的，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简论》一举成名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李希凡。可是当江青谈起希望李希凡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李希凡不禁疑惑万千。当然李希凡的疑惑是有道理的，第一个疑惑是关于江青的资格。当时江青的正式任职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有“五大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按道理，写批判文章应该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负责的事，江青只是生活秘书，写文章不在江青的职权范围内。另外，江青在政府中还有两个任职：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职务更无权管写批判文章的事。第二个疑惑是江青要求秘密写作，不让上级知道。
李希凡马上感到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里面的水很深，他马上婉言回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位写批评文章比较有名的人物，也都被婉言回绝了。江青感到很泄气，把这些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找错人了！不要去找名人，要去找小人！物。”
大人物和小人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大人物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顾虑”，怕丢官，怕坏了自己的名声，等等，而小人物就没有这些顾虑，他不怕丢官，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官；他不怕坏了名声，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名声。写批判《海瑞罢官》是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大人物有顾虑，不敢也不愿去冒险，只有小人物才肯干这件事。其实李希凡这样的“名人”，也都是从无名“小人物”起家的，可是一旦小人物变成了“名人”，就失去了锐气，不愿再干冒险的事。
江青接受了毛泽东的点拨之后，她把目光从有名的大人物，转向无名的小人物。这时毛泽东又给她出主意，这件事在北京干太显眼，容易泄密，不如到地方上去干，于是毛泽东就介绍江青去上海。当时最忠于毛泽东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国防部长林彪，另一个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可惜林彪是个老病号，常年在家养病；柯庆施是个新病号，1964年因肺癌动手术后，就一直在养病。不过上海依旧是柯庆施的地盘，所以去上海办事要比北京方便很多。
江青去上海时，柯庆施在外地养病，所以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就成为接待江青的东道主。当然张春桥自己也没想到，这次接待江青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一跃成为中国红极一时的人物。
张春桥和毛泽东的经历是大相径庭的，但这两个却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靠一只笔杆子起家的。很多人误以为毛泽东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因为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实，毛泽东最初并不是从枪杆子起家的，而是靠一只笔杆子，靠他自己办《湘江评论》起家的。
（7）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虽然《湘江评论》只出版了5期就被查封，但每期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泽东不仅写文章，还必须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和他写的文章，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关注，毛泽东开始与李大钊和陈独秀有了来往。1920年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所以毛泽东是靠笔杆子崭露头角，靠笔杆子起家进入共产党的。
1934年，17岁的张春桥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起笔杆子对准文艺界的名人和权威开炮，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之势，张春桥批评郭沫若，攻击鲁迅，居然也在文坛上闯出一席之地，正应了“要想成名人，就靠骂名人”的哲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春桥去了延安，但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或重用。
1947年张春桥的好运来了，他调到石家庄出任《石家庄日报》社长，而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是柯庆施。柯庆施一下看上了张春桥这只笔杆子，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以后随着柯庆施的发迹，张春桥也跟着发迹了。柯庆施任上海市委书记后，张春桥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1958年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
虽说毛泽东亲自为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但毛泽东亲自为别人的文章写编者按也是很多的。毛泽东一眼看上的人，会马上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在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都是毛泽东欣赏他们的文章，为他们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很快上调到毛泽东身边任兼职秘书或者通讯员。可是毛泽东为张春桥的文章写编者按之后，并没有上调张春桥，他还是继续当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所以张春桥并没有被毛泽东一眼看上，更应该说毛泽东那时根本就没有看好张春桥。
之后张春桥靠柯庆施的提拔，成为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书记处书记，但他始终没有被中央高层的人物看中。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从北京来到上海，张春桥代柯庆施接待江青。
（8）
当江青跟张春桥谈起此行的目的，是要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不是一篇单纯的批判文章，这是毛泽东要向刘少奇发起反攻的信号。张春桥当时是上海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也算是个副省级的官，他虽没有资格参加中央会议，但也从各种渠道听说了最近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吵。张春桥是个对政治极其敏锐的人，他已经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发展下去，一定会到摊牌的程度，毛主席和刘主席并存的时代不会长久了，几年之后就会只剩一位主席，要不然是毛主席，要不然是刘主席。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这是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是选择跟毛主席，选择跟刘主席，还是选择中立。
张春桥主观上是愿意跟毛泽东的，第一是他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而与刘少奇的政治理念相差很远；第二是毛泽东对张春桥有一定好感，而刘少奇对张春桥从无好感。但是从客观利益上来考虑，选择跟毛泽东的风险又很大，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谁胜谁负。如果张春桥选择中立，不管毛和刘谁胜，他都能保住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如果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一旦刘少奇胜利，那么他这个副省级的官职就保不住了；相反，即使是毛泽东胜利，张春桥也未必就能升官。
前面说过，毛泽东并没有看上张春桥。既然张春桥不是毛泽东看上的人，那么即使他选择跟毛泽东，毛泽东也不太可能提拔他。从官场学的角度来看，张春桥选择跟刘少奇，肯定是不可能升官的；张春桥选择跟毛泽东，升官的可能性也不大。既然不管选择谁都不太可能升官，那么选择中立，保住现在的官职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张春桥还是做出跟毛泽东的选择，这是因为张春桥看到了江青这个特殊人物。
张春桥知道，毛泽东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江青，以后肯定是要重用江青的。而江青刚刚开始组织自己的班子，还没有人才，如果这时候张春桥投靠江青，加入江青的班子，肯定会得到江青的重用。一旦得到江青的重用，靠着江青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能经常接触到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事实上，张春桥通过江青曲线靠近毛泽东的方法是很成功的。文革最初一段时间，毛泽东并没有特别看上张春桥，而是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力荐张春桥，毛泽东才逐步改变了对张春桥的看法，觉得张春桥不仅是个人才，还是少有的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于是就开始真正提拔重用张春桥。
江青与张春桥
（9）
所以当江青说她要组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时，张春桥立即表示效忠江青，愿意为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效劳。这样张春桥成为最早加入江青班子的人，成为江青最为信赖的人，正符合官场学中“晚跟不如早跟”的定理。张春桥知道自己不善于写批判文章，要写好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还是要另请高人，于是他对江青说：“我的特长是写评论文章，不善长写批判文章，我给您推荐一个写批判文章的人。”于是张春桥就把姚文元推荐给江青。
姚文元是解放前文化名人姚蓬子的儿子，但姚蓬子在解放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姚文元没有沾到父亲的光，反而受到父亲的连累。姚文元年轻时是一个文学青年，不断辛勤写作，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的才能没有被人重视。1957年姚文元写了一篇《录以备考》的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亲口点名表扬了姚文元。但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还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并没有让姚文元升官，他还是在上海《解放日报》当编辑，只是一个芝麻九品官的小干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都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表扬，但表扬之后，贵人健忘，毛泽东很快就把他们忘掉了，因为毛泽东没有看好他们两人的政治才能，没想提拔他们当官。
墨水瓶中爬出的政坛高层——姚文元
姚文元的顶头上司张春桥，倒是看好姚文元的才能。但那时张春桥也只是一个小官，还没有提拔重用姚文元的资格。如果没有批判《海瑞罢官》，姚文元大概就像千百万文学青年那样，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可是张春桥把姚文元介绍给江青，一下子就改变了姚文元的命运，这也是后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结成“四人帮”的基础。
当张春桥跟姚文元谈到秘密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姚文元也马上意识到这是要担风险的事。那时姚文元是一个既无官，也无名的小人物，赌输了也就是现在这样，赌赢了可就飞黄腾达了。所以姚文元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毫不犹豫就接了下来。不过江青对张春桥推荐的这个姚文元，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姚文元实在太没有名气了。于是江青让姚文元先写个初稿，她带去给毛泽东看看行不行。
姚文元很快就写好了初稿，江青把初稿带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就大为赞赏，当场拍板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这才信服了张春桥的眼力，以后更加信赖张春桥了。不过毛泽东虽然决定了让姚文元主笔写批判《海瑞罢官》，但他还要慎重，这篇文章一定要写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所以毛泽东让江青主持继续修改这篇文章，修改了几个月，大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发表。这也可见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因为这次毛泽东是不能再输了。
毛泽东交给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完成得很漂亮，算是通过了毛泽东的最后考验，之后毛泽东就让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了。【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