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
邱会作回忆说：当时军委座谈会已经结束，大多数的人还没有走，经我们商量后，军委办公厅又通知各地军队领导干部来开会，因为我们对主席的批示要做检讨，没有人听也不行呀。军委办事组成员，按排名顺序做了“检讨”。会后，黄永胜又报告总理，请总理安排我们几个人在一定的范围作检讨。总理考虑后说：“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检讨吧。”
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于1971年2月间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总理在会上说：“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在黄永胜发言之后，以江青一伙为主对黄、吴、李、邱进行了猛烈攻击，总之，要给军委办事组一个下马威。要是意志软弱一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会被吓倒的。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跟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毛远新又说：“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少奇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毛远新的发言，影响是很大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从总理的眼神看有些吃惊和担心，我真是手心里捏出汗来。黄永胜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倒是要问：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关键时刻黄永胜还真扛得住。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176）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的检讨，是林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毛泽东只是批评吴、李、邱等人在庐山会议上配合陈伯达“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错误，因为黄永胜前期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没有发言，所以黄永胜对“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两个问题是没有错误的。也因为如此，黄永胜不肯检讨。因为黄永胜一检讨，错误的性质就变了，就不单纯是庐山会议上的问题了。
这时周恩来把问题的实质“点穿了”，周恩来说：“在会上有没有发言，发言不发言，在主席那里都是一样的，主席要打你们的宗派主义。”
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批评的已经不单单是“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扩大为是“宗派主义”的问题。黄永胜听到周恩来这么说，只得检讨了。所谓“宗派主义”，用古代的话就是“结党营私”，搞小集团帮派活动。因此，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四人检讨时，江青集团的人就不再批他们“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把问题转为批判他们的小集团帮派活动。
康生还算是就事论事地说：“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张春桥就开始上纲说：“军委办事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毛远新更是扣大帽子说：“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
这次会上毛远新的发言是耐人寻味的。邱会作说：“我认为毛远新的重头话是不敢乱说的，他似乎等于是毛主席的代言人。”这个看法是合理的，因为“未遂政变”这么重的话，毛远新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暗示，是不敢随便说的。特别是毛远新说：“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要用对待刘少奇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这句话，几乎是说林彪是另外一个司令部，要像打倒刘少奇那样把林彪打倒。
毛远新的话，意在威吓“四大金刚”，让他们知道如果再继续留在林彪的司令部，就要重蹈刘少奇的下场。张春桥也说：“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然而黄、吴、李、邱四人并没有被吓住，黄永胜反驳说：“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黄永胜这么说，是因为毛泽东的公开讲话，还是“批陈整风”，并提到过“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问题。
这时周恩来出面替林彪集团打圆场，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为准。”周恩来的话，婉言否定了毛远新说的“未遂政变”和“另一个司令部”的提法，因为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公开讲话。
（177）
虽说黄永胜在这次会上还表现出“扛得住”的样子，但他们四人的心中越来越慌张和动摇起来。
据邱会作回忆说：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黄、吴、李、邱受到了庐山会议以后最为严重的打击。在会后清晨4时回到京西宾馆，我们几个人议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将情况向林总汇报（叶群未参加会）；二是，我们要从被动争取主动，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表意见说：“当前即使请林总出来讲话，对问题的解决不仅无利，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提议，请周总理同我们谈一次话，主要是接受总理对我们的批评。”
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了。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商定，军委办事组一面进行整风学习，同时要尽快向毛主席写检讨。我们争取主动的唯一办法就是“自我批评”，只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批评，并获得了毛主席的基本同意，我们就主动了。
据邱会作回忆，“四大金刚”在这次会后曾想向林彪汇报，但邱会作反对说“向林总汇报反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其他人也同意了邱会作的看法，于是他们就没有去向林彪汇报，而是请周恩来跟他们谈话，向周恩来求援。有人说林彪搞政变，应该动用他的“四大金刚”，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四大金刚”都已经“躲着”林彪了，他们在会上挨批，毛远新说出“另一个司令部”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也不去向林彪汇报，甚至连叶群都不通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怎么能动用“四大金刚”呢？因此，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在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用“四大金刚”了。
邱会作四人统一认识之后，黄永胜在会上作了一次检讨，他主要说：一、承认他们与陈伯达“有一些关系”；二、承认在庐山会议上，陈、吴、李、邱在一起，长时间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三、承认开幕式上林彪讲话之后，叶群和他们谈过“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
这是“四大金刚”在检讨中，第一次提到叶群。这次提到叶群，下一次就有可能提到林彪了，这也是“四大金刚”动摇的表现。
邱会作回忆说：
在我们整风的基础之上，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谈了一次话。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接着说：“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178）
根据周总理的谈话精神，我们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紧接着，我们几个就向主席写了检讨报告。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口径”的三个统一。
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黄永胜怕吵起来，就说：“今天不谈了。”
过了几天，大家又在一块谈，这次主要是谈吴法宪新写的检讨稿。吴法宪向大家读了一遍，然后黄永胜让我们发言。我说：“稿子写得很‘文气’。”
李作鹏很生气地说：“什么‘文气’，应当是‘憋气’，这是什么检讨稿？”
黄永胜赶紧说好话，他说：“我们好好商量，互相帮助。老吴的稿子是一定会写好的。”
吴法宪听了李作鹏的话，手拿着他的稿子，抱着一个皮包，起来就走了。吴法宪边走边说：“我的稿子好坏，我自己负责。你们不要为我操心了。”
吴法宪走了，我们也就没有谈下去了。黄永胜最后说：“看来在一起要谈得好，是不可能的了。在一起不仅谈不好，还容易伤和气。”
从此以后我们四人，就没有再在一起谈检讨报告的事了。
邱会作回忆说明，“四大金刚”之间的团结从此也开始瓦解了，他们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检讨，不再相互商量了。而且，指导他们写检讨的是周恩来，他们写的检讨事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说可以之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他们四人写的检讨，事先都没有给林彪看过，他们也不敢给林彪看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黄永胜、李作鹏和我，在3月中下旬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我的检查报告写好后，于1971年3月中旬就送给周总理。总理看到报告之后，认为写得不错，他很高兴，转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黄永胜、李作鹏和我的检讨报告，很快就批了下来，主席的批示是：“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检讨写得一般，但满足了毛主席的心愿。1971年3月24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和周总理、康生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
（179）
毛主席是在他的卧室接见我们六个人的，主席坐在沙发上，向我们进去的人微笑招手。我们进去的人都先向主席敬礼、握手，然后在两旁坐下。我们坐好之后，毛主席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礼多人不怪，有礼不怕迟。”
原来坚持不肯写书面检讨的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这次也写了书面检讨，也就是向毛泽东这边靠拢了，毛泽东比较满意，因为这是孤立林彪的第一步。于是毛泽东趁热打铁，亲自召见“四大金刚”，进一步拉他们一下。
邱会作回忆说：
毛主席说：“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
黄永胜立即说：“我们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我们犯了错误，应该进行自我批评。”
周总理说：“我们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用自我批评和批评的武器来解决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党快五十年的历史了，但对待犯错误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的队伍内，作为犯错误的来源，无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贪生怕死，贪污公款等，为个人利益犯错误；另一个是思想问题，为革命犯错误。”
毛主席说：“除了为个人打算的错误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为革命而犯错误的。我是赞成不怕犯错误的，一个人要工作就要不怕犯错误，怕这怕那还做什么工作？当年，我们上井冈山，黄永胜也是跟着上去的一个，就没有事先考虑错误与正确的问题，是逼上山的。如果事先去考虑会犯错误，还能上井冈山？”
毛泽东这里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央准备开会一次会，要让黄永胜等人在会上作自我批评，黄永胜答应了这个条件。林彪是黄永胜等人的直接领导人，按照一般的惯例，自己的部下犯了错误，领导人也应该做相应的自我批评。黄永胜等人一旦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那么他们的上司林彪不做自我批评，就说不过去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做检讨，就是“逼”林彪做检讨的第一步。
另外，毛泽东还安慰这几个人说，犯了错误也不要怕。毛泽东说到犯错误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自己”犯错误，第二个是“为革命”犯错误。所谓“为革命”犯错误，就是好心办坏事。毛泽东说一个人不应该怕犯错误，否则就会畏缩不敢工作。毛泽东还用自己的例子证明，如果当年他们害怕犯错误，也就不可能上井冈山了。
（180）
邱会作回忆毛主席的召见过程时说：
接着，毛主席手持报告，对着我说：“这个报告（指我的检讨报告）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立即回答：“是我自己写的。”
对我的回答， 毛主席既不认可，也不否定，好像还要说别的什么似的。
周总理接着说：“是他自己写的，他是可以写一些东西的。”
毛主席说：“是呀，此人的文化是背识字牌背出来的。他还很年青的时候，在长征的路上我们就熟悉了。”
周总理说：“我是在瑞金就同他熟悉的。在长征的路上，他是我们的青年小科长。”
毛主席说：“啊，不简单，报告写得不错，你的字也写得不错嘛。我死后你可以来这里当中央委员会主席！”
主席的突而其来之语，全场都震惊了，我反应还算快，立即站起来大喊一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周总理对我非常满意，大家也发出了笑声，全场的气氛很活跃。
毛主席说：“我提议，恩来同志带你们几个人（黄、吴、李、邱、纪、李、汪）到北戴河去一趟，去同林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的问题。林彪同志这个人，想问题常常比我们想得都深刻，对开会的问题，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做决定，是很必要的。”
吴法宪这样回忆毛泽东的召见：
我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排，我们在后面坐着。毛泽东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说：“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
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和李作鹏，他们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
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
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周恩来和康生都没有讲话。毛泽东讲完以后，就叫我们走。临走时，毛泽东对我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
听见毛泽东这样说，我动了感情，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
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
我说：“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表示出对“四大金刚”相当友好的态度，甚至开玩笑说“邱会作的字写得好，我死后你可以当主席”。这个玩笑就使紧张的气氛活跃起来，让他们感到一种在自己人圈子里谈话的轻松气氛。毛泽东要让“四大金刚”感到，毛泽东对他们是很好的，只要他们离开林彪，毛泽东是不会亏待他们的。
（181）
毛泽东召见“四大金刚”的中心目的，是让周恩来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这一方面是向林彪“示威”，意思是：你看，你的四大金刚已经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检讨了，他们已经站到我这边来了。这自然会让林彪感到空前的孤立；另一方面是向林彪“施压”，毛泽东希望林彪在这样的压力下投降，也答应在中央会议上做自我批评。只要林彪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的下一步棋就好走了。
邱会作继续回忆说：
1971年3月29日，周总理领黄、吴、李、邱、纪、李等六人，由北京乘专列火车到北戴河去了。我们到北戴河，得到最为热情的接待。叶群亲自到北戴河车站去迎接周总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周总理、黄永胜各单独住一栋楼，吴、李、邱、李、纪等五人，住在空军疗养院。晚上，黄、吴同叶群谈话去了，其余的人都同总理一起，在他的住处看电影。
4月1日下午3时，林总主持了在他的住处举行的汇报会议。那天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总理到了之后，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林要周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
在叶群引导之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林总主持了汇报会，他简单干脆地说：“欢迎总理讲话。”
会议开始时，叶群还在走来走去，林副主席用严肃的口吻说：“叶群，你坐下来听总理讲话。”
周总理说：“毛主席要我领他们几位，到这里来向林副主席汇报和请示中央要召集一次会议的问题。主席说，庐山会议的问题到现在都有半年多了，本来问题已经处理了，但发生了一些新的情况，还需要做一次处理。”
另外，总理还谈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周总理说完之后，他要黄永胜简要说一下战备工作方面的问题。黄永胜说完之后，李德生和纪登奎也作了汇报，周总理又要我简要说一下国防工业的问题。
最后，林总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庐山会议后半年多来，批陈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完全赞同。国内的工作很有成绩，国际活动打开了新的局面，都是很好的，战备工作有成绩，国防工业生产情况良好，都是好事。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可以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前进。”
林总还说：同意毛主席对黄、李、邱的批示，对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林总说：“他们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
在林总住处开完会之后，我们即上原来的专列火车回北京，叶群到车站欢送周总理。
毛主席派中央常委、政府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自己的副主席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的，也是非常罕有的。
（182）
关于这次北戴河之行，吴法宪也回忆说：
在毛泽东那里谈话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10点钟在北京车站上车，准备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
晚上，我准时到达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上站台后见到一列专列驶过来，周恩来分给我们每人一节车厢。车厢很宽敞，非常漂亮，里面有沙发床和办公桌，据说这是周恩来的专列，我坐这样的专列还是头一次。周恩来除了有专列以外，在我们空军和民航还各有一架专机。
上了火车，夜已深了，各自就都休息了。我心中不安，从走廊里过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总理剪指甲，我过去坐了一会儿。周恩来问我：“你睡不着觉啊？”
我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过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周恩来很耐心地告诉我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
我当时非常感谢周恩来对我是一片好心，周恩来又说：“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到了北戴河。汪东兴安排前期工作，已提前到了这里，他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我们几个则住在一个招待所里。
上午休息，当天下午，我们一起见了林彪。首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这件事情毛主席说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的意见，还要向林彪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工作。
周恩来说完，便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
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最后，林彪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以及对黄、李、邱检讨的批示。关于我们的问题，林彪只说了“无心插柳柳成行”这样一句话，就是这么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们的意思。林彪再没有多说什么，一共讲了三分钟。
当天晚上，叶群以怎么写检讨为名，把黄永胜和我两个人叫到她那里去。我把自己的检讨稿给她看了，黄永胜对她的检讨提了一些意见，我没有说什么。当晚，我们没有见到林彪。
第二天下午2时，我们从北戴河返回北京。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在火车上我和邱会作两个人在周恩来的车厢聊天，天南地北，晚上10点钟，到了北京，各自回家。
周恩来这次带着“四大金刚”去北戴河见林彪，是林彪事件中的一场重头戏，我们将在后面分析。
（183）
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周恩来带着黄、吴、李、邱等人的北戴河之行，有几点值得深思：
一、在接见临别之际毛泽东对吴法宪说：“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吴法宪回答：“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毛泽东让吴法宪当面向林彪认错，这是让林彪难堪的事。因为林彪反张春桥的讲话，就是根据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来的。如果吴法宪本人认错了，那么林彪的那个讲话，自然也就是错了，这就是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林彪的讲话是“毛”，吴法宪的争论是“皮”。
可是吴法宪到了林彪面前，却又没有向林彪认错，这样就避免了林彪的一次难堪，算是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没有对林彪反戈一击。可是吴法宪答应过毛泽东“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这样一来，他就对毛泽东失言了。对于吴法宪这种半路出家搞政治的人来说，夹在两位政治巨人之间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二、吴法宪没有兑现他对毛泽东的许诺，周恩来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吴法宪回忆说，他在列车上和周恩来谈话时，对他的检查上写要不要写林立果《讲用报告》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吴法宪说：“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
吴法宪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写了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满意，林彪不满意；不写林立果的问题，就是林彪满意，毛泽东不满意。吴法宪请教周恩来：我是应该站在毛泽东一边？还是应该站在林彪一边？
这时周恩来立即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周恩来劝吴法宪做出“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吴法宪信任周恩来，就按照周恩来的话去做了，检讨报告上没有写林立果的问题。同时，吴法宪在向林彪当面认错的问题上，也根据周恩来的启发，做出了“让林彪满意而毛泽东不满意”的选择，也就是没有认错。
周恩来显然是偏袒林彪的，如果他怂恿吴法宪在检讨报告上揭发林立果的问题，把林彪的问题扩大到庐山会议之外，就会进一步把林彪推入窘境，林彪事件的发展也会大不一样。周恩来对他的偏袒，林彪也是心知肚明的，他暗暗感谢周恩来。
三、林彪对周恩来的感谢之情，外人也能看得出来。邱会作说：“那天相当冷，但我们到达时，林总和叶群在门口等待周总理。林、周进房子，还互让了一会儿。林要总理走在前，总理让林走在前，正在相让时，还是叶群说：‘我走前面给总理引路。’在叶群引导下，林、周才并排走进去，互相之间十分亲切。”
（184）
林彪知道，周恩来虽说是中立态度，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是站在林彪的一边。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彪一定要与周恩来搞好关系，于是有上述的一幕。跻身政治局的高官们都已经看出，这次毛泽东要“整”林彪，很多人都不敢和林彪来往了，连“四大金刚”都躲着林彪。此时，周恩来表现出与林彪“关系亲切”，那就是对一种林彪无声的支援。
四、林彪只是泛泛地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决定，既没有自我批评说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错，也没有批评吴法宪等人。林彪只是说吴法宪等人“无心插柳柳成行，绝没有想到陈伯达的问题那样严重”。这其实是为吴法宪等人辩解，根本算不上批评。
五、林彪没表示参加将要召开的“批陈整风”会议，对“批陈整风”运动更没有任何表示，这等于是对毛泽东的无声抵制。
六、林彪没有召见“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也没有提出要见林彪，双方都在“避嫌”。吴法宪说：“这一次不像往常，我们没有向林彪、叶群辞行，因为是周恩来领头来的，我们不好单独行动。看样子林彪也不想单独见我们，总之是避嫌的意思吧。”
邱会作说：“毛主席派总理率六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外地向林彪汇报和商量问题，这即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非常罕有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据另一位当事人李德生回忆说：在华北会议基础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总理带着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看林彪。总理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一个台阶下。
到北戴河见了林彪以后，林彪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据李德生说，周恩来带他们去见林彪，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是让林彪表态认错，第二是让林彪出席会议。可是林彪既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因此毛泽东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
周恩来一行人从林彪那里回来之后，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4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里，又一次接见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是周总理领黄永胜等到北戴河去同林彪商谈后的接见，陪同接见的有周总理、康生。
（185）
我们走进毛主席住处时，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李、邱写的检讨报告。我们坐好之后，静候毛主席说话。毛主席首先说：“在北戴河挨骂了吧？”（指在北戴河受到了林总批评之意）
黄永胜很聪明，脑子反应很快，按照主席的思路，为取悦主席，黄永胜立即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主席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前者用来打错误的东西，是思想武器；后者用来打敌人，是战斗武器。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批评也是一样的，可以用来打错误的东西，也可以伤自己人。”
接着毛主席的谈话进入了正题，一口气说了三个问题：第一点说的是路线问题，第二点说的是批陈整风问题，第三点说的是陈伯达问题。然后主席说：“你们几个人的报告（黄、李、邱）我都看了，报告写得都好。我批的是（手拿黄的报告，照念的）：报告写得都好，我都同意。今后就是实践自己的申明了。”
毛主席念完批示之后，又说：“你们几个人（指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
周总理说：“完全拥护主席对黄永胜等五位同志的报告的批示，这是毛主席的重大决策。”
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黄、吴、李、邱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可以说是真正放下了思想包袱。从庐山会议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在此期间，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坐卧不安，矮人一等”。今天毛主席同我们谈了之后，问题解决了，哪有不高兴之理？
这次毛泽东召见，主要是想了解黄、吴、李、邱到北戴河的情况。毛泽东首先问：“在北戴河挨(林彪的)骂了吧?”如果林彪骂他的“四大金刚”，那就是林彪投降了，可是林彪并没有骂他的“四大金刚”。如果把此事如实说了，毛泽东肯定不高兴。此时黄永胜巧妙地回答说“受了批评舒服”，就让毛泽东误以为林彪批评他们了，因此“总理如释重负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这就让黄、吴、李、邱大为高兴，以为他们已经过关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其实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当时被黄永胜忽悠了，误以为林彪骂了他的“四大金刚”，这就说明林彪已经投降了，所以毛泽东也就放过黄、吴、李、邱了。可是很快毛泽东就知道了实情，林彪并没有骂“四大金刚”，这就是说林彪还没有投降，“四大金刚”当然也就不能放过了。
（186）
前面提到，毛泽东说“黄、李、邱三人的检讨‘很好’，吴法宪和叶群的检讨不够，要再补写一个。”因此吴法宪在毛泽东接见他们之后，马上赶写检讨报告。
吴法宪对此回忆说：
当天晚上，我加了一夜的班，把检讨写了出来。第二天，我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我不应该对张春桥说道歉的话。
我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
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
邱会作也说：“道歉有什么用？”
黄永胜则说：“你这样写，别人一看就会说，你没有诚意检讨。有意见先吞下去，以后再说。”
听了他们的意见，回到家里，我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稿重新写了一遍。写完，反复校对，最后用个大信封，自己亲自装好密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
检讨送上去以后，两天都没有回音，我心里又是紧张不安。终于到了第三天晚上，邱会作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电话说，他和周恩来一起开会，周恩来要他打电话告诉我，我写的检讨毛泽东已经批了。毛泽东的批示说：我和叶群的检讨“可以了”。
说到这里，邱会作还补充了一句告诉我，周恩来说“可以了”（指毛泽东对我和叶群检讨的批示）和“很好”（指毛泽东对黄、李、邱的批示）是一样的，让我不要有什么想法。
我想，毛主席现在对我们已经是“区别对待”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勉强过关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也安慰我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
李作鹏的话说得好：“‘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我写的检讨稿子，一直没有退回，就直接交给中央办公厅排印了。等我和叶群的检讨一印好，就立即通知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据吴法宪回忆，他在最后一次写检讨的时候，曾经写了向张春桥道歉的话，这样就是完全认错，完全认输了。然而其他几个“金刚”，不同意吴法宪向张春桥道歉，最后吴法宪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删去了对张春桥道歉的话。吴法宪听从了其他三人的话，这就意味着他陷入林彪集团拔不出来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吴法宪在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亲收”，可是却通过机要部门先送到周恩来那里，这就体现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吴法宪请周恩来看过之后再转呈毛泽东，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得到周恩来指点。
（187）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批示之后，也立即让邱会作打电话通知吴法宪，并安慰他“不要有想法”。这样一来，吴法宪就更加信任周恩来了。“四大金刚”从林彪门下，转到了周恩来的门下。
1971年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军队各总部大军区负责人，共99人参加了会议。
据邱会作回忆说：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批陈整风”，实际上是和江青一伙的较量，因此整个会议过程都斗争得很激烈。
4月14日晚上，政治局检查“批陈整风”会议的准备情况时，发现已经印发的文件，只有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印发。这样，会议很自然就会从批“黄、吴、叶、李、邱”开始，而不会从批陈伯达开始了，会议批判的目标变了。
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着急了。总理问张春桥说：“为什么不先印发批陈的文件，而只印发他们的检讨报告？现在立即赶印批陈文件，并通知各小组照原定计划办。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主要形式是小组会，因此控制小组会的导向成了主要斗争场所。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江青一伙的姚文元、毛远新、徐景贤等人，窜到各小组发言，他们说：“这次会议不是‘批准’检讨，而是‘听取’检讨。要是前者就不用开会了，印发他们的检讨就行了。”
他们一个劲煽动，要大家逼着黄、吴、叶、李、邱在大会上做检讨。他们认为陈伯达已经打倒了，继续批判毫无意思。姚文元到我所在的西北组来游说了半天，姚文元讲话之后，胡炜等热烈响应他的讲话。然后，粟裕、邓颖超先后发言：“主席的批示(对黄永胜检讨报告‘很好’的批示)，就是我们会议的指导思想，另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胡炜说：“在小组会发言，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
粟裕说：“我们的小组会，可以与毛主席的指示对立起来吗？这是不可想象的。”
邓颖超说：“我们不应当接受与毛主席批示相违背的任何东西！”
气氛紧张了，小组会开不下去了。小组召集人冼恒汉只好宣布：停会看文件。
我把小组会情况，特别把姚、粟、邓、胡等人的发言情况，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4月17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明确了如下两点：一、会议只能提批陈；二、从庐山会议以来，毛主席没有说过的话，不要说。
（188）
我所在的西北小组，在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极大多数人都同意总理的指示，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总理的指示。在小组会上，姚文元向我挑战说：“邱副总长，你是不是也像在庐山会议开始时那样，同我们说点内情嘛。”
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抽烟、喝茶，我在小组会上“泰然自若”。姚文元又逼着我发言，我就是不开口，会议已形成了僵局。
这时邓颖超走出会场去叫总理，总理来后，简明扼要地说：“我们要批陈，这是首要的！会上可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不是批判。”
总理说完就走了。姚文元看总理动真格的了，他也不说话了。
据邱会作回忆，会议开始时，只印发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报告，“批陈整风”的文件一份也没有。如果这样开会，这次会议就变成对黄、吴、叶、李、邱的批判会了。这时是周恩来挽回了局面，赶印出“批陈整风”文件，并作出明确指示：“各小组只能批陈，不能随便批判别的什么人。”
另外在邱会作遭到姚文元等人攻击时，周恩来亲自出面支持邱会作，扭转了局面，控制了会议的大方向。
吴法宪也回忆说：
会议开始后，各组便开始讨论我们的检讨。我们这个组里还有朱德、李先念、聂荣臻等老同志，当时，让我感动的是这几位老同志，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批判我。他们多年了解中央斗争的情况，政治经验比较丰富。与他们相反，下面来的一些新同志发言比较激烈。也难怪，他们刚刚到中央，积极性正高，和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嘛。
康生这次会议以后就称病了，从此以后基本上不出来活动，这也是一个办法。总之这样的党内斗争，让人人都有自危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只是一些下面来的新人，积极性蛮高。
会议开始以后，天天出简报。政治局开会研究情况，把我们都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是批斗对象。周恩来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没有回来，也是在有意回避会议的意思。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和我每天打电话给叶群，这是周恩来直接安排的，他的用意很妙，这样他可以双方都不得罪。我们只是把《简报》的情况及时向叶群汇报，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和叶群对会议的问题没有任何表示。
会议中间，编在东北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我在庐山会议上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下子，东北组哄起来了。
（189）
周恩来本希望毛泽东和林彪双方讲和，可是毛、林谁都不肯让步，这样周恩来的斡旋也就失败了。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我：“庐山上是否有这回事情？”
我说：“是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
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情况，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不久，叶群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
我想：林彪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回北京，一是让叶群参加会议，因为这个会也有她的检讨，不参加不好；二是林彪亲自回来坐镇，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对抗。
周恩来不愿意扩大事态，于是把王辉球、王秉璋揭发我搞串联的这个事情压下去，没有再继续追查。周恩来为此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情况，不再追究。”
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了北京。叶群直接来参加了会议，林彪一直在家里。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看看没有什么情况，林彪也就一直没有到会。
大概是毛泽东的意思，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因为整个庐山会议的事情都是由林彪讲话引起的。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在会上露面。周恩来曾向我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邱会作也回忆这件事说：林总得知吴法宪被迫害的消息，就由北戴河回到北京了。叶群由西郊机场直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并且游走了两、三个小组。叶群在各小组都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我们都回来了。”林总回京后，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周总理知道林总回到北京，很高兴。周总理很希望主席、林彪能在会议期间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使会议开成一个真正团结的会，说穿了就是调节好主席和林彪的关系。
为此，24日总理将会议情况报告送呈主席、林彪。但毛主席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林总也表示不参加会议。这样，总理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他也只有按毛主席的心愿了结这次会议。
（190）
据吴法宪和邱会作回忆，林彪本来是不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可是当林彪听说会上有人要揪吴法宪时，他立即赶回北京，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亲自出面支持吴法宪。因为吴法宪一旦倒台崩溃，那么林彪也就差不多了。由于揪吴法宪的事情被周恩来压下去了，所以林彪也就没有出面。
关于这次会议以后的事，吴法宪回忆说：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斗争的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了，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对于我们来说，这样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4月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之前，周恩来要我们几个每人表一个态。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在闭幕会上每人都说了几句。最后由周恩来作会议总结。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
周恩来念完总结，是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带头鼓起掌来。董必武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这一带头，大家就都跟着鼓起掌来，一下子会议的气氛变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同我们几个人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我去机场送林彪，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林彪怎么变了呢？是避嫌？还是因为其它？
但是有一点，我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明，从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我没有听到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主席不满的话，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个禁区？或者是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彪。从那一次机场送别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对此邱会作也回忆说：
林总对主席是深知的，不但对主席的思想、意志了解，对主席的个性也了解。我们则一无所知，总把主席当成神圣的领袖。庐山的事，林总对主席远了，其实对我们也远了。林总深知只要把问题摊开了，在毛、林之间，不论谁是谁非，我们肯定会选择毛。所以林总对我们也不说话了，不向我们提任何建议。
“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总理来到京西宾馆，深情地对我们说：“还是要振作精神，我还指望你们一起工作呢。没有你们我是寸步难行呀！”
因为我们同总理熟悉，我就更熟悉一点，我说：“他们在会上的做法，比庐山厉害得多，我们反他们的宗派没反成，反而把宗派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我们今后怎么工作？”
我说了“我们今后怎么工作”时，黄永胜坐在沙发里伤心得落了泪，他这天还正好发烧，带病去挨“板子”。总理看见黄永胜那么难过，就过去拉黄永胜说：“开饭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其实，总理是眼见肚明的。
（191）
本来毛泽东安排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是由林彪主持的，这就像当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他手下的大将彭真一样。可是这次林彪不肯出席会议，所以只得由周恩来主持了。不过周恩来利用自己主持会议的特权，在这次会上保护了林彪的“四大金刚”黄、吴、李、邱，把斗争大方向引到批判陈伯达身上去。“四大金刚”要不是周恩来的出手庇护，当场就被众人哄倒了。
周恩来在会议最后代表中央作总结讲话时，一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黄、吴、李、邱点名批评，也对叶群点名批评了。但周恩来批评的调子是缓和的，只是说他们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周恩来特别提到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检讨的批示：“我认为写得很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同时周恩来也婉言为林彪说话，他谈到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时，说：“林副主席听了毛主席的话，并没有在报告里再强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提到了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跟着毛主席就胜利，不听毛主席的话就犯错误。”
周恩来还为林彪的“天才论”做开脱，说：“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最高最活’的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
林彪的“四大金刚”也把周恩来当成自己人了，据邱会作回忆，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公然在周恩来面前抱怨江青等人，黄永胜还在周恩来面前委屈地落泪。他们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信任的关系，是不敢这么说话的。
黄永胜等人感到委屈，是因为他们夹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很难受。整个庐山会议的问题，都是由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引起的。因为林彪不检讨不认错，毛泽东只好让黄永胜等人“李代桃僵”。黄永胜等人再检讨，而林彪不认错不检讨，这件事情也结束不了。因此，黄永胜等人就想劝说林彪做个检讨，把这件事情结束了。
邱会作回忆说：针对当时的情况，我同黄永胜交换过一次意见。我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比庐山上还高了。”
黄永胜说：“对我们抓住不放，同在庐山上是差不多的。”
我说：“以你的看法，毛主席在抓什么？”
黄永胜说：“要我们做自我批评。”
我说：“我们的自我批评是需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主要是要有副帅的态度。我看，林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黄永胜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谁能开这个口呢？”
我说：“我看你就能开口。为慎重起见，可以先向叶群说，如果说得下去，再向林本人说。”
黄永胜当时情绪还好，他同意了我的意见。过了大约三天，黄永胜主动对我说：“北戴河回话了。”
叶群传达了林总对黄永胜建议的回答。
林总说：“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们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上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
（192）
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得到了‘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得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
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
最后，林总还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要是晚上睡不着，可以加点安眠药。”
黄永胜要我去把林总的话，向周总理汇报。我把黄永胜的建议和林总回答，都向总理汇报了。周总理只说了一句话：“林总善于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其余什么也没有说。
邱会作等人希望林彪做一个自我检讨，认个错，这样就可以减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可是林彪却不肯检讨认错。林彪强调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林彪的讲话是得到毛泽东批准的。这里林彪有点强词夺理了。如果林彪要征求毛泽东的批准，就要事先给毛泽东看他的讲话稿。因为这种长篇讲话，只看“要点”，是看不出来问题的。只有毛泽东看了林彪的讲话稿，才存在批准或不批准的问题。林彪事前并没有给毛泽东看讲话稿，毛泽东不知道他要讲什么话，怎么能谈得上批准或不批准呢？
第二、林彪看出毛泽东想要从“我们”的检讨中，得到什么东西。林彪不便把这个“什么东西”点破，他让黄永胜等人自己去猜，可是黄永胜等人不但没有去猜，甚至没有细想这个问题。林彪认为，毛泽东让他们检讨，就是在为他们下台铺垫道路。因此林彪想说的是，做检讨就是等于自己给自己挖坟墓。
第三、林彪说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这点林彪是看破毛泽东的这盘棋，林彪看出来庐山问题，其实是联系到毛泽东要解决的接班人问题。不把他林彪搬掉，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就解决不了。可是黄永胜等人还以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根本没有想到林彪并不是毛泽东理想的接班人。比如邱会作说：“我们认为，如果说林彪在庐山的讲话不适合，甚至讲错了，希望毛、林之间谈一谈，消除误会就成了，他们当然还是‘亲密战友’。”
邱会作等人没有怀疑过毛、林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因此，他们还把林彪对他们的谈话，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也可见林彪的“四大金刚”对周恩来是完全信任的，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周总理听了邱会作的汇报，当然不好说什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明说，只有自己去体会。
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结束之后，一直到1971年8月的近五个月时间里，一直太平无事，黄、吴、李、邱等人以为这场风波总算是过去了。而他们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段时间里，林彪开始启动他的地下部队，准备实施“五七一工程”了。
（193）
林彪知道毛泽东不是心胸狭隘的人，他看出来毛泽东要拿掉他，并不是源自个人恩怨，也不是因为林彪做了什么错事得罪了毛泽东。如果真是因为毛泽东怪罪林彪做了什么错事，那么林彪向毛泽东好好检讨一番，或者来个负荆请罪，凭着他们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关系，毛泽东肯定会原谅他的。
林彪对毛泽东是了解的，他意识到毛泽东与他的矛盾，是因为不能完成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想，甚者可以说林彪是毛泽东实现他理想和抱负的障碍。毛泽东要完成文化大革命，要把继续革命坚持下去，林彪就必须拿掉，这是一场路线斗争。毛泽东决心发动文革的时候，就下决心与他的老战友们决裂，当然也包括亲密战友林彪。
现在有不少思维混乱的观点，有说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解决个人恩怨问题的，也有说毛泽东是那种“不得罪则已，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的。这些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说毛泽东“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那么怎么来解释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呢？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显然不符合“一旦得罪就索性得罪到底”。
因此，从毛泽东发起文革，到林彪事件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不应用“个人恩怨”的观点来理解。从历史上来看，林彪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帮助都很大，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毛泽东的事，林彪与毛泽东之间不存在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如果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理解林彪事件，就会越想越糊涂。只有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才能把毛、林斗争的实质看清楚。
在林彪事件中，还有一些莫衷一是说法，比如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林立果背着林彪搞的，林彪不知道这件事。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凭想象。他们按照常理来推证，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林彪应该亲自指挥才对，而不是交给林立果这样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去指挥。林彪没有亲自指挥这件事，所以就推论林彪不知情。
按照一般的常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这种观点忽略了极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如果林彪“不能”亲自指挥，那么他就理所当然地不得不把这个重任交给林立果。这里分析一下林彪“能不能”亲自指挥的问题。
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是林彪自己招募的亲兵，而是中央办公厅下属的中央警卫团，也就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部分官兵。中共高官没有自己的亲兵或保镖，安全工作一律由中央警卫团负责，这是中共的特点。这样一来，中央警卫团派去的警卫官兵，就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保卫高官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以监视高官的行动。
（194）
在正常的时候，警卫官兵当然是保卫高官的安全，可是当该高官出了“问题”后，那么中央警卫团就会对该高官身边的警卫官兵进行“换人”。换人之后的警卫官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监视该高官，一旦发现该高官有异常情况或异常活动，就立即向上级报告。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显然是进行过“换人”的。在林彪出逃的时候，他身边的警卫官兵不仅阻止林彪的坐车，甚至向林彪的坐车开枪。可想而知，此时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已经成为监视他的人了。
现在尚不清楚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是什么时候“换人”的，推测大概是在1971年初改组北京军区的前后。林彪当然知道他身边的警卫官兵被“换人”了，所以林彪也就清楚，自己已经被二十四小时监视了。
再看一下“指挥”的问题。一个将军要进行指挥，他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得到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做出指示；第二是把指示下达到执行部队，部队按照将军的指示行动。所以林彪要亲自指挥，他也必须要有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的途径。
那么林彪怎么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呢？第一种方式是用秘密电台，林彪当然不可能自己架设电台；第二种方式是用电话。
林彪身边的警卫官兵都被“换人”了，那么林彪的电话肯定也被监听了，所以林彪要是用电话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那就等于是找死，因此电话是不能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直接通过人来得到情报和下达指示。如果有人频繁地来找林彪密谈，这个情况马上会被林彪身边的警卫人员报告上去，这个人一出门就会被盯上，林彪的计划很快就会暴露。
由上所述，林彪既不能用电台和电话联系，也不能使用一般的人来进行联系。唯一可以与林彪频繁接触，而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的人，就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因此，林彪把“五七一工程”交给林立果，是唯一可能的选择。这也体现了林彪的智慧，他居然在二十四小时被监视的情况下，实施自己的计划。
另外，如果林立果没有特别的公事，而到全国各地频繁走动，也会被人怀疑，所以必须给林立果四处活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就是为林立果“选妃子”。
（195）
“选妃子”这个借口也是非常高明的，一来显得林立果这个人胸无大志，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也就不会有人特别注意他了；二来“选妃子”是要保密的，所以林立果神神秘秘的活动，被人们认为是为了“选妃子”，也就不会引起怀疑了。
当然，林立果这场“选妃子”的幌子，也必须有个结果，所以林立果最后还真的选了一个“妃子”。但林立果对这个“妃子”并不感兴趣，没跟她说过几句话，更没有把她带走。还有，林立果外出的时候，经常身边带一、两个年轻女兵，这样就让别人感到林立果不过是个胸无大志好色之徒，不会把他与搞暗杀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
还有人说，林彪如果搞政变，应该动用掌握兵权的“四大金刚”，这样才符合常理。但这里的常理，又忽略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四大金刚”并不想跟林彪造反，他们早就躲着林彪了，这点前面提到过；第二件事是“四大金刚”已经被盯死了，毛泽东早就开始防备林彪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了。毛泽东在1971年8月的南巡讲话中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谁听你的？”
毛泽东在那次南巡时，还亲自召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谈话。广州军区是黄永胜的老巢，也是林彪唯一有可能染指的大军区。毛泽东对丁盛说：“黄永胜要是打倒了，你们怎样办？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好，黄永胜倒了，你们怎么得了啊？”
丁盛立即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红心”，表示坚决跟着毛泽东走。“九一三”事件后，丁盛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更没有被认为是林彪死党，他依旧得到毛泽东的信任。
综上所述，林彪既不可能亲自指挥搞暗杀，也不可能动用“四大金刚”搞政变，唯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动用不被人们注意的林立果来实施这件事。林立果这支出其不意的奇兵，谁也没想到，包括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林彪敢于重用林立果出奇兵，可见林彪打仗确是有一套的。
1971年3月22日～24日，林立果等人在上海秘密起草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个文件也可以看成是林彪武装起义的行动纲领。因为《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较长，我们放在附录里。对《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分析，将在后面进行。
（196）
附录：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1971年3月22日～24日)
全文共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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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另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