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中日联合声明》这样记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1972年9月30日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于1972年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首相，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1972年中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时，周恩来顾虑日方的立场，把“侵略”两字改为“战争”。周恩来说：“外交就一定要替对方设想。”
在短暂的周恩来时代，周恩来所做的大手笔，除了外交之外，就是政治上展开批判“极左思潮”。林彪事件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肯定是要对林彪进行一场批判，展开一场“批林整风”运动，这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不过问题是另外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谁来领导或者主管“批林整风”；第二个是谁来给这场运动“定调子”，也就是从哪个角度来批判林彪。
自从文革以来，宣传工作一直是由中央文革小组主管。“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不再提起，转而在1970年11月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主要单位有：中央组织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宣传部门，原中央宣传部取消。
因为“批林整风”属于宣传工作，按照党内的分工，应该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管。而周恩来在党内的分工长期以来一直是主管经济的，所以周恩来似乎不应该主管“批林整风”。
像“批林整风”这样的大运动，原则上应该是由党主席毛泽东来定调子。当时周恩来连党的副主席都不是，由周恩来为“批林整风”定调子，似乎也是不合适的。
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调子、方针和口号，都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而这次“批林整风”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这个调子显然不是毛泽东定的，而是由周恩来定的调子。批判“极左思潮”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不是由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运动。当时毛泽东由于身体原因，无力顾及这场运动。等到毛泽东身体有一定的恢复之后，他马上改变了“批林整风”的调子，由批“极左”改为批“极右”。
（27）
当时周恩来之所以大胆地掀起和主导一场批判“极左思潮”政治运动，一个很大的因素是认为毛泽东的身体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如果周恩来事先预知毛泽东的身体还能恢复过来，他也未必会这么“大胆”地主导和展开这场运动。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运动，也是导致后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中央组织宣传组的组长康生，在“批陈整风”之后就称病不出，在林彪事件之后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康生更是“躺倒不干”了。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透露：1973年12月，靠造反起家、已爬至江西省委常委位置的涂烈给江青等人写信，攻击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传播政治谣言”。
涂烈诬告刘俊秀在省委的一次老干部会上，说毛主席最近有‘四句话’的指示：‘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就位，小兵回营’。会后，有的单位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调整领导班子，把文化大革命中上来的新干部‘打扫回营’。
还说有人捏造毛主席‘四个想不到’的指示，向下传达。‘四个想不到’指示的大意是：一、想不到文化大革把老干部整得这样苦；二、想不到林彪会反对我；三、想不到康生告老还乡、躺倒不干；四、想不到姚文元当了政治局委员水平这样低。
虽说毛泽东的“四个想不到”指示是谣传，但其中说到康生“躺倒不干”，也是事实。而姚文元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一度沉默不再发表文章，这也是事实。
在“批陈整风”运动前期，毛泽东身体不支，没有精力研究和发出具体的指示，而主管宣传部门的康生又“躺倒不干”，这样一来，下面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持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部门就自然地转而听从周恩来指示了。在1972年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等重要宣传工具，基本上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开展宣传工作的。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干部政策方面。周恩来说：“开展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周恩来提出“犯过错误的人，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样的新观点，显然是为了“解放”老干部而制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在文革中被夺权的老干部，大部分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这些复权的老干部，在后来成为邓小平推行“全面整顿”的中坚力量。
（28）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第二个方面，是在生产经济部门“放宽政策”。周恩来说：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
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农村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思潮。
1972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革以来，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整顿企业“抓生产”。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成本、利润等指标。周恩来说：“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
1972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一系全国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如果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仅仅停留在他主管的经济部门，毛泽东还可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进入到第三个方面：文化教育界，这就超过了毛泽东的容忍界限。在1972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一定恢复，这时毛泽东开始直接出面干涉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了。
政治批判都是为了现实的目的，批判林彪这个死人，是着眼于借“死人”的话题来说“活人”。林彪事件之后，全国展开“批林整风”运动。那么要批判林彪的什么错误呢？这里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看法完全不同，周恩来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左”，而毛泽东则认为林彪错误的性质是“极右”。
据原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说他听到过“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纪东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很同意周总理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主张，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但王若水的信激起轩然大波。毛主席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王若水的那封信，我把它和毛主席批过的其它文件一起，装在专门文件夹里，放在总理办公室单人床头的一个茶几上。这天下午我在中直俱乐部看电影，在那里忽然听到广播：“总理值班室纪东赶快回去，有车在门口等你。”
（29）
我马上站起来直奔门口，出门先看到的是倾盆大雨，接着，看到邓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坐在吉姆车里向我招手。我马上到总理办公室去，总理直截了当地说：“把王若水的那封信和有关材料拿来。”
总理的声音和情绪好像有点不大对劲。我平静了一下心情，嘴里答应着：“好的。”
我从那个小茶几上，把毛主席批示过的那封信递到总理的手里。总理从第一页开始，一页一页翻看，翻得很快，看得也很快。几份材料翻完，总理猛地朝办公桌上拍了一下，劲儿很大，连桌上的茶杯都跳了一下。
接着，总理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我听到总理说的一句话：“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
总理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蹙，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看到总理如此生气，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这样发过火。总理的那声“国骂”是我在他身边工作几年里，听到唯一的一次。可见，总理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已经到了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内心的愤怒已经压抑得无法再压抑了，才发泄出来一点。
1973年7月到12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主席连续三次批评周总理。这在客观上为“四人帮”向周总理发动进攻壮了胆，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据纪东的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那封信，气愤不已。周恩来认为林彪的实质是“极左”，而毛泽东认为是“极右”，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看法非常不满，甚至不觉脱口而出了“国骂”。这里且不论毛泽东的看法正确，还是周恩来的看法正确，不管怎么说，周恩来的看法与毛泽东完全相反。党的第一把手与第二把手在重大问题上看法完全相反，这就必然引发出一场政治冲突。
每个政治运动都是有目的的，周恩来为什么要发起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呢？按照官方的主流看法，认为这是周恩来“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为毛泽东是文革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周恩来试图纠正文革的错误，其实也就是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这里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一个部下试图去纠正自己顶头上司的错误，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的，因为它引起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
这里可以再试想一下，周恩来发起这场批判“极左思潮”运动，难道是不搞不行吗？显然，周恩来不搞批判“极左思潮”，也完全是可以的。有人说批判“极左思潮”是因为当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1972年的国民经济，较1966年到1969年的文革高潮时期，已经恢复了很多。国民经济在最乱的几年都熬过来没有崩溃，现在怎么会有崩溃的危险呢？再说，如果批判“极左思潮”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那是没有必要把批判“极左思潮”引到文化教育领域的。
（30）
现在一些人撰文，声称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被毛泽东批评完全是无辜的，周恩来是被冤枉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政治斗争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刘少奇并不是毫无动作；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林彪更不是俎上之肉；同样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不应该简单地说周恩来“被冤枉”了。周恩来的确发起了一场“试图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的运动，毛泽东并没有冤枉他。
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动静还是比较大的。周恩来本人对极左思潮的定义是：“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夸夸其谈，走极端。”周恩来还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这里回顾一下周恩来掌权时期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要动作。
1974年4月1日，《红旗》杂志以《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提出：钻研业务、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坚持为革命而钻研业务，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洽病救人》。5月1日《红旗》杂志又以《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计》为题，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仅要解放干部，还要正确使用。
5月14日，周恩来在会见索马里革命代表团时说：“社会的改建是长期的。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10年、20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23日，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312人参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与后来毛泽东对林彪“极右”的说法完全相反。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重头戏，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滴水洞家信》。
（31）
周恩来在5月21日的讲话中说：这次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相当多。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的讲话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
但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
主席写这封信是1977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是不大懂的，将来我们还可以加以解释。
江青也介绍这封信的背景说：1966年5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1966年7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像我这样的人。
关于这件事，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也回忆说：
1972年5月，在林彪机坠人亡8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会上最重要的议程，是向与会者公布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大家对信件的内容极感兴趣，因为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在信里毛泽东袒露了自己的心迹，说出了对自己的评价，不赞成“我的朋友”林彪的一些提法，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使大家感到更加好奇的是：据周恩来在会上说，这封信的原件已经烧毁了，现在发给与会者的是抄件。周恩来告诉我们说：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收到以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青和周恩来商量觉得应该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一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
当时林彪正住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亲自看了后当面烧毁，这封信的手稿从此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四人看过(据说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也看过此信手稿)。等到1971年林彪命丧蒙古大草原以后，毛泽东却从它的档案处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原来，1966年毛泽东写完了给江青的信，当场要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
（32）
尽管原件已经当着林彪的面烧掉，毛泽东却暗暗藏着此信的抄件，并决定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出来。为了使与会者相信这封信件的真实信，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人的字迹很稚拙，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
在这次会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表态。我也在小组讨论时做了发言，大意是说：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样一个基调。
说实话、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以后，我心头也有一些疑问：毛主席既然对林彪“早有察觉”，为什么仍旧坚持选拔林做接班人，而且把这一点写入《党章》；周总理既然早就看过毛主席给江青的信，知道毛泽东对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有不同意见，为什么仍旧盛赞“林彪同志的《五一八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当然，这些疑问，在当时我是不能提，也不敢提的。
在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还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自我检讨。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林整风”，与周恩来本来没有关系，周恩来为什么要做自我检讨呢？这件事显然有些蹊跷。关于这次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于6月10日到12日，连续用三个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这个报告依次讲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战时期王明的第二次错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谈到王明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时，周恩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关于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毛泽东“逼”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第二种说法是周恩来自己主动做自我检讨。
第一种说法的典型代表是《晚年周恩来》，该书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自我批判”。该书作者提出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周恩来在信中写道：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不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33）
《晚年周恩来》作者试图用这封信，说明周恩来迫于毛泽东的压力，不得不自我检讨。其实仔细看一下这封信就会发现，信中完全看不出毛泽东有要周恩来做自我检讨的意思。毛泽东只是让周恩来在这次会上，向众人讲讲党的前六次路线斗争。因为当时的中央委员，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前六次路线斗争，当然也不了解这些斗争。所以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讲讲这些路线斗争，让众人意识到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经常出现的，这就使大家认识到出现林彪的这次斗争，从党的历史来看，也是“正常”的。
毛泽东的本意，不过是让周恩来讲讲过去的路线斗争经验教训。可是对于周恩来来说，很多事情就不那么好讲。因为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几乎都是卷进去的，特别是在王明路线斗争中，周恩来在前期是支持王明的，陷得很深。因此周恩来本人讲到这些路线斗争，他就不得不做一些自我检讨，要不然就会有“隐瞒历史”或“掩盖历史”的嫌疑，就会被别人抓住“辫子”。
在政治斗争方面，周恩来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隐瞒历史”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很多高官都栽在“隐瞒历史”上。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隐瞒自己的“旧账”，把自己在王明当权时期，反对毛泽东的事情主动如实地讲出来，就可以把那些试图“揭发”他的人的嘴堵住，让别人无法给他扣“隐瞒历史”的大帽子。
周恩来说：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从我的历史教训中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周恩来不愧是做自我检讨的高手，他说出来的话不但不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甚至相反有“自我宣传”的作用。一些年龄比较轻的中央委员，首次听说历史上周恩来在党内的职位曾一度高于毛泽东，都感到震惊不已，反而对周恩来更加敬佩了。
当然，周恩来在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又对自己给予不露声色的“肯定”。周恩来说：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我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34）
在6月23日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又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不仅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作了详细的说明，还讲述周恩来自己在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并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与刘少奇不同，周恩来的历史是比较“清白”的，没有被国民党被捕后又出狱的“说不清楚”历史问题，唯一的一件事麻烦事就是“伍豪启事”。这件事与周恩来无关，其实很容易证明。但周恩来仍然不敢大意，他要把这件事做成万无一失。
在这次会上，已经“靠边站”多年的陈云，重新出来参加中央会议。陈云知道他能够重新出来，周恩来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陈云也在这次会上，为周恩来的“伍豪启事”作证。陈云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陈云还特别写了书面材料：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关于“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与“批林整风汇报会”的主题也是完全无关的。周恩来之所以在这次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做这么一个与大会主题无关的报告，是因为有人试图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现在周恩来在中央大会上，公开说明此事，并亮出毛泽东的亲自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样一来，如果有人再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揪”周恩来的辫子，那就很难了。果然，后来“四人帮”对周恩来进行了各种“攻击”，但他们再也没有提到周恩来的历史问题。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的发言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周恩来公开声称自己“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周恩来说：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我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周恩来心里真的认为自己只能当助手？还是心里并不这么想，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如果周恩来真是甘当毛泽东的助手，毛泽东掌舵把中国这条大船，驶向“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时，周恩来应该帮助毛泽东把中国这条大船沿着“继续革命”的文革大方向继续行驶下去。而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抵制文革，干扰毛泽东的掌舵。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否定文革，这就是要改变中国这条大船的行驶方向。周恩来做的这些事，都是“舵手”干的事，而不是“助手”干的事。
（35）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进一步推进批判“极左思潮”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深入到非周恩来主管的文化教育领域。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是一直是进攻的一方，周恩来是防守的一方，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可以说是周恩来主动发起进攻了。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的动机，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周恩来要纠正文革的错误。比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一书中，把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斗争”，称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王年一的看法是比较合理的。
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搞文革势如破竹，毛泽东的反对派能够自保就不错了，完全无法形成“否定”文革的势力。而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就是文革运动本身也大受打击，于是出现了周恩来为代表的“否定”文革的势力。在文革前期，毛泽东把精力放在怎样把文革“进行到底”的问题上，而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这样防止文革被“否定”的问题上，这个差别是巨大的。
关于周恩来发起批判“极左思潮”动机，另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晚年周恩来》一书提出的“还账”说。该书写道：周恩来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后，周恩来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在各项工作中明显加大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力度，周恩来先是有意识地捅了教育领域这个文革重灾区的“马蜂窝”。
“还账”说并不合理，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周恩来在文革初期是支持毛泽东搞文革的，后来发现文革的问题很大，周恩来因此后悔了，忏悔了，所以想到要“还账”。
但事实上，周恩来在文革一开始，就对文革持抵制态度，像文革初期的“二月逆流”，就是周恩来主导的。因此周恩来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既谈不上后悔，也谈不上忏悔，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心想帮毛泽东搞文革。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管从当时看，还是从事后看，都对应得比较恰当，没有什么需要后悔或忏悔的。
一些人认为周恩来应该像彭德怀那样，在文革问题上跟毛泽东“硬顶”。但“硬顶”的结果会怎么样呢？“硬顶”很可能造成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爆发全面内战。如果周恩来“硬顶”出内战来，他才是需要后悔和忏悔的。
退一步说，即使周恩来“硬顶”的结果没有出现内战，那么周恩来倒台肯定是必然的了。周恩来倒台，文革的结局会更好吗？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都没有必要后悔和忏悔。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这场批判“极左思潮”是周恩来主动发起的，是周恩来主动去捅“马蜂窝”。
（36）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不仅仅停留在批判上，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纠左”，也就是用行动来纠正“左倾错误”。虽然说在文革中，各个领域都出现“极左”的问题，但问题最严重的显然是教育界。工厂、企业、机关虽说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但整个体制基本上没有大的破坏。教育界完全不同，特别是高等学校，文革以后就一直“瘫痪”，不再招收学生，不再具有学校的功能。
197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废除过去的高考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工农兵学员先在清华、北大两所大学搞试点；1972年开始，全国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国务院发出指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强调：“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
1973年各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进行了笔试的高校入学考试。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批评高校入学考试的公开信，一时间成为“反潮流”英雄。这是后话了。
对教育革命的看法，周恩来显然与毛泽东有所不同。周恩来认为应该恢复传统的“正规教育”，而毛泽东的看法则是要打破传统的“正规教育”。1972年7月，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来中国参观探亲，杨振宁提出中国应该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杨振宁正好说了周恩来想要说的话，于是周恩来一方面称赞杨振宁的意见说：“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周恩来又趁着这个时机，对陪同会见杨振宁的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恩来对周培源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周恩来还强调要“扫除障碍、拔掉钉子”。谁是障碍？谁是钉子？周恩来没有明说，但周培源是心领神会的。
10月6日，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引发起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激烈反弹。这个问题放在后面讲，这里先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
1972年8月1日和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口负责人作长篇报告，报告的主题是“要批透极左思潮”。周恩来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其实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
（37）
周恩来强调说：“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却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转抄和流传，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2年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还提出：“也可以考虑中学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明显有违于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上大学”。周恩来把自己的想法，先说给外国人听，试探各方面的反应，这个做法似乎是跟毛泽东学的。
在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在会见外宾的时候，都是就事论事。对国内的事情，特别是政策方针的大事，周恩来总是尽可能避开不谈。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外国人面前，开始比较放开地谈中国的事情了。1971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做了长篇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发表在美国的《New China》杂志上。
周恩来与韩丁的这次谈话，是周恩来少有的坦诚谈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此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因为原文较长，所以这里对周恩来的谈话进行概括介绍。
一、对中国阶级现状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本家这些人还在，人数不少，可能比农村地主的比例高。估计全国资本家和家属共有一千万人左右。
另一个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地虽没被分，但合作化了。虽然城市里的小商贩合作了，但有人从国营企业那里买到批发货后，挑着担子去零售，城市里还有夫妻老婆店，摆小摊子的还很多。这说明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数量，还有个人主义即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公社里的贫下中农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按马列主义的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
相反的，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不超过三千万，总数连职员、教员、医生等共是五千万拿工资的。真正的产业工人，按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商品生产者，不过三千万。美国比我们多得多，日本工业发展很快，可能超过我们了。
以上数字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说，是少数人专了多数人的政。如果说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多数人专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但工农联盟中的无产阶级思想还很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很多。
一方面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制是全民和集体所有两种，都是社会主义所有，是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意义上说，是多数专了少数的政。另一方面，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一切，那是少数专多数的政。
我说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有些人不同意，但具体分析，又反驳不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三千万人，所以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从人数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没有继续讲下去。
（38）
二、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看法
周恩来说：我不同意陈永贵的说法(陈永贵说中国的阶级斗争是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在政治斗争上陈永贵是对的，但在思想分析上他是错了的。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从陈永贵的觉悟出发，他那里可能没有地、富，但劳动人民自己也有落后的思想，也有反映剥削阶级的思想。
韩丁问：那么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所造成的走资派呢？光看着地主，会不会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失去警觉？
周恩来说：我正要说这个问题。如果工人掌权的人，像会计，工程师，管理干部等等，也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一个特权阶层，成为你所说的走资派。这样的人数量很大，如不斗争，资产阶级思想经常侵蚀无产阶级思想。承认不承认存在阶级斗争是个关键问题，是个政治原则问题。
刘少奇在工商业改造以后，说阶级斗争没有了。这不止他一人，陈伯达也有这种思想。不承认阶级斗争，剩下的就只有唯生产力论了，这完全违反了马列主义。
刘少奇说我们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剩下的是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根据刘少奇的思想，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非常先进了，也就不能靠进一步改变生产关系，来发起一个大跃进。刘少奇认为不可能有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因此他提出形左实右的口号，提出办不到的口号，来破坏大跃进。
周恩来这里似乎是肯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批判了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三、对集体和个人的看法
周恩来说：资产阶级骂我们只有集体，没有个人是不对的。资本主义只有个人，没有集体，造成无政府状态，如公害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不可能解决。你们参观的东方红炼油厂解决了污染问题，把污水变得可以养鱼，可以浇地。我们还不满足，再高的要求就是还可以喝。
美国在这方面就不行了，日本的公害也厉害，有个东京市长和横滨市长来中国和我谈。我问他们公害怎样办？他说日本制度下，他毫无办法。个人主义发展到高峰成了公害，每个企业增加投资，减少产量，才能制止公害，还有赔钱的危险，谁干？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顾环境破坏的，也不人道。
毛主席号召学大寨，我不反对吧。大寨还是有缺点，大寨是个“先公后私”的好的典型。文革时，人们对此争议很大。我们说的“先公后私”，有极左思潮的人说大寨人是“大公无私”；另一些人说大寨人背后其实也是为自己。
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说大寨是“先公后私”，不是“大公无私”，大寨人不满意。陈永贵到北京，我说“先公后私”是中央说的，是有道理的。李文忠和雷锋那样的人很好，但只能是少数。不能学李文忠，人人找死还行？那是没必要的。
英雄只能是少数的，哪有那么多“重于泰山”的机会？如果你到处找死，那只能是“轻于鸿毛”。那就成了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的行为，那不行，那不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还是“先公后私”，这样大家可以学得到。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是要把“公”和“私”安排好，而不是“大公无私”。社会主义不可能改造得只有集体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我们要的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是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和谐。
在这里，周恩来认为人们的思想水平，还达不到“大公无私”的程度，所以只能强调“先公后私”，不应强调说“大公无私”。
（39）
四、对自力更生的看法
韩丁问：那自力更生呢？能走极端吗？
周恩来说：大寨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有次灾年他们向国家只借了一次钱，第二年就还了。我们不能说国家没有给他们任何援助，国家还是给了，比如化肥就是优先卖给他们的。所以说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帮助为辅。把问题不能说绝对了，这样别的地方就不能学了。
虽然大寨是先进的，不能说大寨没缺点，大寨还是有缺点的。大寨的核算制度，大寨的石窑洞不要机械地照搬。大寨人原来住的也是土窑洞，一场大洪水把多数土窑洞冲垮了，陈永贵就带领大家建造了一排一排的石窑洞。这样一来，家前的小菜园没有了，也无法各自养猪了。如果其他的村子也这样办，那就糟了。大多数地方群众的觉悟，还达不到取消自留地，取消自家养猪的地步。
完美无缺的榜样和典型是没有的，我们要每个县，每个省，每个市都要建造自己的大寨。各地有各自的大寨，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都从千里外来学大寨。
五、对个人崇拜的看法
韩丁问：斯诺文章里讲毛泽东是“和尚打伞”，这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主席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个歇后语。和尚剃光头没有头发，和尚打伞就遮住了天。“发”指的是法律，“天”指的是皇上，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无法无天。
当时的情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发动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这是好的，但几年来有些副作用。
第一，毛主席最不满意的是把一切都说绝对了。如毛泽东思想一定要给四个伟大，毛主席最不满意，这是陈伯达搞的。
第二，“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完全错了。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而且这也有时间性，你今天是权威，你明天也是权威吗？如果你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权威，那还有发展的吗？
再说权威是群众承认和支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它只能是在群众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怎能是“树”起来的？所有树权威的观念都是不对的。
第三，到处挂毛主席的肖像，摆主席的雕像，这是不对的，把好事做到反面了。在北京饭店一进门的柜台两边，有两个主席像，我看了后说“主席还给你们看柜台”；饭店电梯里也有主席像，我问：“你们还让主席给你们看电梯？”这样过分了，是有害的。
当然，在对待领袖这件事上，主席和修正主义是不同的。斯大林思想上的领导作风都有错误，但功大过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有个人野心的，不能因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我们就也反对。
不崇拜领袖是不对的，问题是看他值不值得崇拜，是不是群众公认的，还是“树”起来的。主席说的对个人崇拜，就是要事实求是。领导人要谦虚，谦虚就是事实求是。
周恩来这里说：“毛主席在这方面有权威，但有些事不是他管的，那他怎么能是权威呢？”这样直接评论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看不到的。
（40）
五、关于文革中一些问题的说明
周恩来说：从1962年起，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文革”的先导，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但没有点名。随后，在1963年毛主席为“四清”运动制定了《前十条》，刘少奇抛出他的《后十条》，主席在1965年又发布了《二十三条》。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刘少奇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彭真：“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版公布了。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打击一大片。当刘少奇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我们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把“四清运动”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由此看来，刘少奇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把“四清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
1965年冬，姚文元写的《批判海瑞罢官》发表了，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才正式开始。
这一系列都是反对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当然严重的、激烈的是在1966年8月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动了亿万群众。这个路线斗争一直继续还没结束，斗批改还在深入。
韩丁问：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恩来说：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集团是最大的阴谋集团，有意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不必要的地步，大树特树权威，大讲天才。他们表面上拥护毛主席，支持文化革命，实际上是分裂党，分裂军，分裂政府。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韩丁问：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恩来说：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1967年8月11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
（41）
开会时，我的左边是宋远利，我的右边是刘令凯，他也是“五一六”分子，他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我同意参加这个会的先决条件，是批判陈毅可以，但不能打倒他。因为刘令凯要打到陈毅，他是不应该到会的，更是不应该发言的。当我发现刘令凯到会了，我问宋远利为什么刘令凯也在主席台上？宋远利说：“刘令凯在主席台上好，这样他就不会捣乱。”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宋远利答应不让刘令凯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
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分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陈毅。
韩丁问：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恩来说：据说造反派的武斗分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个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
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毛泽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1924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1945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26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去教育人民。
1967年8月7日王力大放厥词，姚登山要外交部长，王力要当副总理，因为他后面有人要当总理。这事一直发展下来，主席发现了这事。阴谋家总是要失败，武斗也是阴谋集团挑起的，凡是阴谋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他总是打着革命的口号，用极左的思潮欺骗群众，表面上支持文革，拥护主席，暗中是反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极左的，他们烧英代办，炸印尼，印度使馆，这样的事以后也有。
（42）
六、关于林彪的问题
韩丁问：我有个问题，当然我没有权利让总理回答，但如果可能的话，谈谈林彪的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很突然，我要说几句，把几个问题说清楚，把路线讲清楚。
路线是我党的生命。我党五十年的历史说明了路线对了就会胜利，我们当时只有几个人，没有军队，什么也没有。但是，只要路线对了，我们可以吸纳党员，建立军队，争取胜利。路线错了，有党，党要垮；有军队，也要失败。王明路线就是说明。
犯错误就要勇于改正错误，我都犯过路线错误，但还当总理。不管你多大的官，只要不按主席路线办事，只有自己失败，群众军队都不跟你。林彪这件事，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
要注意到周恩来与韩丁的谈话时间“1971年11月”，这是周恩来短暂掌权的“黄金时代”，所以他才“敢”有这么大胆的发言。到1973年下半年之后，随着毛泽东身体的恢复，短暂的周恩来时代过去了，周恩来又小心谨慎起来，这样大胆直率的谈话再也看不到了。
1972年10月1日国庆节，《人民日报》照例要发表《国庆社论》，人们都要《国庆社论》视为理解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周恩来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试图把批判“极左思潮”作为中央的精神写入《国庆社论》。
起草《国庆社论》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一段话，但均被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
这次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过去的观望姿态，对《国庆社论》草稿提出反对的意见。周恩来清楚张春桥和姚文元对《国庆社论》的反对态度，肯定不是他们的个人看法，而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周恩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再坚持直接写“批判极左思潮”，而是把这个意思改头换面地写出来，比如“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等。
前面提到，周恩来曾布置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抓“基础理论教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周培源不久就写出一篇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在发表时，果然遇到了阻力，姚文元不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于是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姚文元说：“周培源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不发不好，不发是得罪人，所以发在《光明日报》上。报刊上的文章并不都是对的，都对了，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现在看来，周培源的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在当时的教育界，却有一颗炸弹爆炸的感觉，因为它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质疑的意见。
（43）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文革期间反映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它的核心是两个估计：解放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的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纪要》提出的“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称“文革前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第二个估计称“大多数知识份子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在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制定的。《纪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主持起草修改，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批发。因为《纪要》的纲领性地位，所以当时的报刊宣称：谁反对《纪要》，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而文革后，《纪要》遭到了批判。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撤销《纪要》的通知，指出：《纪要》是四人帮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
《纪要》一方面对文革前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今后教育革命的实施办法，主要有：一、工人宣传队长期领导学校；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三、减少学习书本知识，重视培养实际经验，等等。
《纪要》规定：中学生毕业之后，要经过两年以上从事“工农兵”劳动锻炼的实际经验，才有资格上大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 年 10 月 14 日，周恩来在接见美籍华人李政道博士时，讲话说：学校学生应当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周恩来说中学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不需要经过两年劳动锻炼，这就是对《纪要》精神的否定了。当然周恩来的这次讲话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引起的反响并不大。而周培源公开发表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就十分巨大了。《纪要》提出：大学教育要减少以书本知识为主的“理科”，以工科代替理科。而周培源的文章提出：“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这实际上是取消理科，是十分有害的。”
（44）
周培源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显然是与《纪要》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引起教育界的“震动”。1972年11月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组织人在上海《文汇报》上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等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不点名的批判。据说张春桥、姚文元还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进行追查和反击。”
因为《纪要》是毛泽东主导制定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所以在林彪事件之前，是没有人敢怀疑或者议论这种纲领性文件的。而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居然组织人写文章对《纪要》公开提出不同的看法，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这是周恩来在对他的权威进行挑战。
继10月6日发表周培源质疑《教育工作纪要》的文章之后，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特别是突出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中写道：搞无政府主义的人，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鼓吹‘群众说了算’，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革命的言论，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工具。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白，这里批判的“无政府主义”，表面上针对的是林彪，实际上“群众说了算”等都是毛泽东的思想，这是委婉间接地和对文革进行否定。关于这些事，当事人王若水回忆说：
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九一三”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
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鲁瑛。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要鲁瑛提出一个名单。
（45）
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打电话催询，鲁瑛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周恩来不喜欢鲁瑛这样的人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瑛当作一个钉子而拔掉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瑛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
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瑛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瑛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
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对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了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根据王若水的回忆，在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出面改组了《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增加了吴冷西和王若水等老干部。当然，王若水这些新增的人都是支持周恩来，反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于是他们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的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反映周恩来思想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
（46）
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主管经济的“务实”部门，没有主管过文化宣传的“务虚”部门，所以人们很少听到周恩来的主张和观点。在1972年前后的短暂周恩来时代，周恩来一度控制了《人民日报》等宣传媒体，并在《人民日报》内部安插了自己的人。就像王若水说的那样：“周恩来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情了。”
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中有了自己的人之后，这些人就按照周恩来意思，在《人民日报》上宣传周恩来的主张。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极左”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周恩来的做法，必然引起一直掌管宣传媒体的江青集团的反弹。江青集团一方面组织人在《文汇报》上写文章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提出要追查“批极左”的背景。
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人民日报》的动向，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也大为不满。但毛泽东在这段时间身体情况很差，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直到1972年年底，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好转，他也就开始过问批判“极左思潮”的事情，起因是来自《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据他本人说，是因为对批判“极左思潮”一事感到混乱。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过了头”。《人民日报》在周恩来的主导下提倡批左，而《文汇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主导下反对批左，当时的混乱情况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王若水回忆说：【当时批判林彪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以下几件事看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讲话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而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的讲话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强调反左，政委纪登奎强调反右。”
这种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47）
当时《人民日报》已经有些同志上书中央，我却想，既然“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主席写信。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信的主要内容复述如下：
我报告了《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它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知道？
我在信里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但主要是“左”。因此，批林彪就要批“极左思潮”。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
以上是我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毛泽东看到王若水的信后，马上做出批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是叛党叛国。”
前面提到，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气得“骂娘”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回忆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情绪异常，乱发脾气。张佐良回忆说：1972年晚秋，一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例行政治局会议。大约在七、八点钟，一位女服务员急匆匆地跑到我跟前，大声地说：“张大夫，快！总理在发脾气，他让你快进去！”
我一听她的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边走边琢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从没有听说过。总理在这样高层的会议上发脾气，为什么？怎么把我叫进去？
我不安地走到会议室门口，蹑手蹑脚地走到总理坐的沙发背后，蹲下身子轻声地问道：“总理，您有什么事……”
总理还没有等我把话说完，用右手拍了一下茶几，立即站了起来，手指着我，气愤地问：“我吃的蛋炒饭里为什么不放盐？你尝过没有？”
沉默了几秒钟，我说：“没有尝过。”
总理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先尝尝再叫他们端来？你们整天跟着我，说是照顾我，可你们做了些什么呢？”
我无话可说，只好低头不语，大概有几十只眼睛盯着我。蛋炒饭里没有放盐，是厨师工作的疏忽大意，不应该怪到我头上。即使是错了，叫厨房里重新搞一份就是了，又何必在这种场合叫我难堪？我心里感到委屈，可不敢向周总理作任何解释。我知道，我今天是代人受过。
（48）
政治局会议午夜方散，我随周总理回到西花厅。我对“蛋妙饭”的事情仍想不通，因为从来没有规定保健医师必须先尝首长的饭菜，今天厨师忘了放盐，责怪医生是毫无道理的。凌晨睡前，我陪周总理在院子里散步，他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在大会堂冲着你发脾气，不要介意。你懂吗？我是迁怒啊！”
我心里很不平静，原先对周总理的怨气已经消失，相反，又增添了对他的崇敬。总理啊，您也有苦衷无处说，不然，为什么要“迁怒”呢？至此，我心里也明白了一点，对周总理的理解又多了一点。
周恩来对毛泽东驳回他的“批极左”，感到异常气愤，又是“骂娘”，又是“迁怒”，这对于平时十分注意自己形象的周恩来，的确是“失态”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生气呢？一方面是毛泽东不给他面子，全盘否定了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林彪事件出来之后，毛泽东应该吸取教训，停止文革，停止继续革命，把国家的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切问题，就是落在一个“左”字上。再从长远来看，毛泽东从建国以来，就开始提倡“左”的冒进路线。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被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又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一败涂地；1962年刘少奇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在1966年被毛泽东拿下；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再次试图“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结果又被毛泽东的反击战打得出走外国；到了这次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试图再一次“纠正”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但又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击。为此，周恩来的气愤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不过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搞的是“左倾路线”。相反，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是“右倾路线”。毛泽东认为他的战友们建国后开始贪图平稳安逸了，不愿意继续革命，甚至不愿意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与他的战友们“决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周恩来虽然气愤，但他也知道，对毛泽东的反击进行“硬顶”，后果都是不好的。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人的经验教训，都是犯了对毛泽东“硬顶”的战略错误。所以周恩来不能用“硬顶”的办法，他要以柔克刚，用软办法战胜毛泽东。
（49）
毛泽东明确反对批判“极左”，并声称林彪的性质是“极右”，这样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周恩来的主张。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要反击了，马上后退。从此周恩来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主动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到毛泽东和江青集团手中，避免了与毛泽东的直接冲突。
虽说周恩来把宣传大权重新交回去，也不再公开提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但周恩来的行动其实并没有变，他用行动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事后的结果也证明，周恩来的策略是明智的。
关于王若水的信，因为毛泽东已明确批评了王若水，周恩来也不好与毛泽东唱反调，他也批评了王若水，但批得很巧妙。据王若水回忆，事后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专门找他谈话。王若水回忆说：
张春桥说：“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时刻，你王若水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
周恩来说：“你王若水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毛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王若水同志这封信，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像《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毛泽东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毛泽东大概是受他们包围蒙蔽。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后来我才省悟：如果说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林彪“极左”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这样一来，事情不就麻烦了么？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我想：我这样的区区干部，值得那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里是批我，暗里是批谁呢？这时。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