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家(二)

荷莲耦园夏友明,湖北武汉市新洲区仓子埠龙王墩人,曾任教位于四川省的西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现旅居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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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纪实小说连载 :往日的亲情——父亲的家 

 

父亲在学习班的时间没有多久,虽然也吃了不少苦头,似乎倒也并没有平常在报刊小说中控诉的那样血醒,回到生产队后,开始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因为塆里几乎全都是夏姓人家,同宗同族,又加之民风也算厚道朴实,生产队的社员们也并没有十分为难父亲。父亲是族中大房的后代,辈分自然是最低的了,不过除了同龄人与年长者会直呼父亲的名字以外,年轻一些的人,既使辈分长过三代,一般都在称呼父亲时,在名字后要带一个哥字,邻里亲近一些的,更是称呼“三哥”。尽管如此,父亲的家从此还是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社会地位也急转直下,有一段时间,父亲也和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一样,只要是开批斗会,父亲便是台上的主角之一。

 

 

我的哥哥姐姐,因为家庭成分和父亲的"政治错误",也都剥夺了上高中的机会。父亲的长子,我的大哥年轻时长得高大英俊,身体又强壮又结实,报考空军体验都顺利通过了,可是政审就卡下来。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真的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可是因为家庭的出身问题,因为父亲(一个小小的大队会计)的"政治和经济"的错误和问题,最终给大哥和全家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以至几年后,父亲的长孙出生后,大哥给他儿子起名叫志军,他心中还念念不忘想要做一名革命军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解放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就把他积储的一部分银元交给我的父亲母亲保管,是要留给我的表姐,我那没见过面的舅舅的遗腹子女儿,也是外公的唯一的独生孙女和我那可怜一直寡居的舅母。因为看到父亲家的处境和遭遇,就把这笔银元转存在我四姨妈她家,以为放在一个好成分的女儿家会安全一些。谁知等到风声稍稍缓和一些的时候,外祖父想要把他的这笔钱财重新存放在她的长女,我的父母亲家里的时候,我的四姨妈早已已经把那些银元变卖花了个尽光。

 

 

相信四姨妈家也是穷得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而挪用,当然也可以想象我的外祖父是多么的愤怒。我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们,对这位姨妈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可怜只有我那守寡的舅妈,她的眼睛早已哭瞎了,没有一滴眼泪,没有说一句话。所以,也算是因为父亲的在那个非常年代的遭遇,给外公家也间接造成了损失。

 

记忆中勤劳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外公的长女,母亲年轻时的事情,很少听她说起,只是后来听我姨妈们说,母亲做姑娘的时候,喜欢打牌,长牌麻将样样都会,而且牌打得也很不错,牌瘾又很大,打牌的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常常是外公要差母亲的妹妹们送饭的,母亲没有否认,只是笑笑,应该都是真实的故事。后来农村改革,分田到户,麻将长牌等娱乐活动又都开放了,母亲才又开始玩牌,还带出了一大帮徒子徒孙。不过母亲打牌的爱好,我倒是知道的不多,毕竟那都是她做姑娘时的一种娱乐,又是我离家参加工作后,她在老年的时候的一种消遣。

 

 

真正印象中的母亲,其实就是那个年代里,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妇女中的最最普通形象的缩影,勤劳却又贫穷,艰辛却又善良。

 

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婆婆的儿媳妇,父亲的妻子,四个孩子的母亲,堂姐的婶娘。家里人口最多的时候,除了婆婆(祖母)之外,大伯的女儿,大姐金娥跟我们住在一起,自己的姐姐玉娥,大哥友齐,细哥友作和最小的我(友明),再加上父亲母亲,一共八口之家,不要说料理家务,单单是准备一日三餐这么多人的饭菜,就够母亲忙个不停的。

 

 

耕种庄稼,最讲究季节,所以便有抢种抢收的说法,农忙的时候,和生产队的其他社员一样,讲的是人定胜天,宣传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天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母亲就是这样的乡下妇女,伺候婆婆,生儿育女,勤俭持家,任劳任怨,过着农村乡下人普通又平淡的生活。母亲又是十分能干的,我记忆深刻的是,母亲还很会纺线织布。农闲的时候,虽然在生产队不用起早贪黑,但也是要出工的,而母亲在家的劳作却也总是不分昼夜。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有一整套织布的家什,母亲织布也并不是每年都做的。

 

 

虽然当地是棉花产区,生产队实际分配给每个家庭的都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物质都是战略物品,是要用来备战备荒的,是要用来打倒美帝主义的,是要用来解放全人类的。分到家的有限的棉花经过轧花机处理后,再请塆里的师傅弹棉花,做成了棉条。母亲只要一有空,就坐在她的纺线车前,右手摇着纺车的大轮子,带着左侧的纺线亭子(当地方言的叫法)连续的转动。母亲的左手轻轻的捏着棉条,拇指和食指不停地轻轻来回捻着棉条,控制着喂棉的粗细和均匀。

 

整个左手同时又不断地由近而远地往复来回轻舞着,把棉条拉成了棉线,转动的亭子又很自然地把拧成的细线,连续地挽在了亭子的上面。纺车的大轮有时会发出吱吱哎哎的叫声,母亲就会在轮子的主轴接触处抹点菜油,不过亭子的转速很快,纺线的时候都会发出那种转动带风的声音,纺线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也是一件很耗时的事情,母亲纺线的时候,嘴里总是在轻轻的念着或是唱着什么,好像大家都习惯了,家里从来都没有人去问她唱或念的是什么,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劳动的号子吧。

 

 

记得我小的时候,晚上也会在母亲纺车的煤油灯旁边做做作业,毕竟那个年代教育都是荒废的,老师布置的作业都很有限,做完作业的我也很早就睡觉了,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那里不停地纺着线,也不知道她一直纺线到深更半夜几时几刻。等到棉线准备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一般大概四到五匹布料的材料,又经过浆线,染线,布线等一个又一个的过程,母亲就开始织布了。

 

现在仔细回想起来,织布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母亲坐在织布机上,双手和双脚都是连续保持运动。仔细琢磨起,母亲织布应该是这样的,用左脚踩下左边的踏板,左手同时推开装有像梳子一样的压线木。织布机上的棉线分为上下两层,在布与压线之形成了一个楔形空穴,几乎同时,右手握着的带线梭子就通过这个空穴,摔到左边,左手立刻接住梭子,压线木自然恢复,压紧棉线,右脚踩下右边的踏板,右手推开压线木。

 

 

织布机上的两层线上下交叉后,又分开并形成楔形空穴,左手握着的梭子紧接着送到了右手,如此快速的节奏环环相扣,每一个时间点又必须恰到好处。除此之外,织布的过程中,脑子一刻也不能闲着,用什么颜色的线,根据花色什么时候换线,一点也不能错,因为不管那个环节,一旦出错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在那个物质缺乏,贫穷又落后的岁月里,因为母亲会织布,给全家的冷暖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虽然土布看上去没那么漂亮,但全家人的内衣内裤、床单被套、棉衣棉裤的里子,全都是靠母亲织的土布,既健康实惠又舒适耐用,比起其他很多村民家庭的孩子,真的是幸运了很多。甚至于到了七十年代末考上大学,身上还穿着母亲的土布做的衣裳,虽然有几分的不好意思,也免不了有几分的自卑,但我知道,穿在身上的土布,饱含了母亲多少的辛劳,心总是暖暖的。

 

 

阴差阳错 考入重点中学

 

家中的事情,像是亲戚往来,邻里应酬等杂七杂八的,虽然也不算多,却基本上都是母亲在打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母亲在有一件事情上的决策,却是完全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轨迹。大约应该是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母亲考虑到家里成分和父亲政治问题,估计让我上高中读书是没有希望的。万一如果初中都上不了,担心孩子出学堂年龄太小,干农活吃不消,所以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打算让我留一级。

 

不像现在的孩子,父母亲什么事情都为小孩子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我们小的那个时候,父母亲只是交待一下,事情还得自己去做。所以开学的时候,我就照着母亲的话对老师说,“老师,我姆妈(当地母亲的称呼)叫我留一级,说是要让我蓄一年长大了,再回到生产队干农活”。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听了,都乐坏了,很多年后我的那些同学见面了,还笑话我当时说的话。

 

 

正是因为小学时留了一级,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倒台了,刚好赶上高中入学由原来的推荐改为考试入学,我也因此顺利地考上曾经颇有名气的新洲二中——文化大革命前的湖北省重点中学,再后来又顺利考上了大学。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母亲原本只是想让孩子在学校多赖一年,来躲避农村劳动的辛苦,却无意间争取到了时间,创造了改变孩子命运的机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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