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奈
翟永明／文
翟永明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启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那些年的书籍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在文革期间，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或者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程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程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45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曾有诗为证。
那些年，处于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弥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秽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第49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落地将第49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第49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程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3至4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程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缰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然后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什么啊，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吾吾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会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表演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吾吾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得柔和了一些，说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我从小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算是正宗。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一致通过，由我领舞，扮演阿妈妮（也就是老大娘的意思）。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扮成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松垮垮的）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最重要的是不得有腰身。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个脑袋来。高中时，我们排演一个舞蹈《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我虽然被安排了一个角色，但似乎全民族的服装，都不适合我。最后，在“民族”之外，增加了一个解放军角色，那一身不分性别的军装，终于掩盖住了我的女性身份，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程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很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们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缩手缩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程莉自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程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程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程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方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程莉成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程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一下课就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程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那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程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张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个年代，小孩子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程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程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象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浑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散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要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程莉。我还没反应过来，程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程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中间，程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程莉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啊？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程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蹿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程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旴吁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程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程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乘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程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程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程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程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做伴，程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程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程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要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程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程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程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以后不准去程莉家睡觉了。”“为什么啊？”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什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石火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1949年前是著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程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程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我去陪程莉。当然，我妈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程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信中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泪水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程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送进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程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程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程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程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程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程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要被送进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程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程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程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程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程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
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松林公社，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程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地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启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在程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程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辞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程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什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鸡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程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橘林、气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饭，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程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程莉说：“我妹妹来了。”程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程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程莉的主意，她是想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怄了两天气。
程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橘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程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程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壸，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程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橘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橘。程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程莉撇撇嘴：“谁稀罕啊，你以为多值钱啊。”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分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啊。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省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程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程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说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挺括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它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程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方脸、剑眉。让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地竖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程莉给我介绍，这是高先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高先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
高先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
“为什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
他回答道：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睻之后，我们开始做饭。高先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没想到的是，高先进的厨艺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程莉告诉我，高先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会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高先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橘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1949年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同样软绵绵、没着落的心。
高先进一开嗓，着实又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中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高先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我不知他唱了些什么，只觉得被歌声带进另一重空间，一重与眼前现实无关的饱满空间。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程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程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现在，她大有进步。
歌声在橘子树下飄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橘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橘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身在另一个世界里，什么学校啊，老师啊，同学之间的不愉快或愉快，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高先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更不知道《空山鸟语》是什么，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音乐。后来，我才从高先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高先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高先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橘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那个夜晚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曲终了，高先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高先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程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程莉她和高先进的关系，程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革命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参加学习班。
我跟着程莉，每天去参加连山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什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会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高先进他们的目标。
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革命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革命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革命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革命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程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式地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高先进看见了。
公社书记知道高先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高先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程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高先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程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程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程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高先进。”
第二天，罢演后的程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程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高先进换人吗？
早饭后，高先进来了。我起身要走，程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高先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程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程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程莉说的。而程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满面春风。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高先进编节目，程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花源，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乃至城市里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程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冈山》，高先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他们的节目，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程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会演。程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报演出。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程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高先进在与程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程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程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程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那时，我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啊。
程莉非常委屈，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至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高先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后来才知道，我的那些了解，只能算纸上谈兵）；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程莉时，高先进来了。听说我正在开程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我当然知道这些话，又是说给程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程莉，因为他认为程莉很单纯。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程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高先进就已经原谅了程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虻》，书中“牛虻”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高先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高先进仍然表现出对程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程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爱情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程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高先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吾吾，我依然知道了。
但是，就像30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想要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正苗红的后代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程莉父母的坚决反对。程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高先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程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程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程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程莉的父亲遗憾。但是，程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高先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品酒师，他的鼻子乃天下一绝：什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级别。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程莉和高先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将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了他俩的世外桃源。程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高先进分手的目的。但是，程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高先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程莉终于犟过了父母。她考取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高先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高先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多年后再见到程莉和高先进，是在90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五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整个房间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小玩意，也布满了他们在全国各地旅游的合影照。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什么新的家具。程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高先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程莉在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高先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本文选自《毕竟流行去》，翟永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