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期 | 顾问 775
1985年前后，我是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那年春天，利用几天的假期，我和校长办公室的另一位秘书去武汉等地，走访和考察华中地区的多所高校，参观科学院系统的一些研究机构。期间，特别见证了当时的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如火如荼的高校改革，令我们备受鼓舞。刘道玉、朱九思两位杰出教育家、改革的先行者倡导的教育理念，如缕缕春风使我们耳目一新。
视以往僵化教育模式为腐朽，在立志变革的激情推动下，回校后我们给新一届校领导提交了一份既汇报考察情况，又提出某些建议的报告，不仅呼吁科大进行教育改革，而且阐述了改革的框架。在实施方案中，我们提出实行“民主办学” 暨 “教授治校”（减少行政成本），其中“民主办学”如何实施以及具体操作上的责权相授，是改革方案的精华。我们提出了是谁的责任谁来担纲的观点，提出设立“三长制”（即在原有的教务长、总务长两长基础上再添加秘书长制衡）是方案的亮点。在校办主任姜丹的运作下，我们这份近万言的报告首先得到管帷炎校长的肯定，但因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出国未归，此事暂时搁置。
1980年方励之教授给科大学生讲课
呼吁能否有效？首先要看其他校领导的态度。在科大，人人都知道“三驾马车”【注】一说，管帷炎校长、方励之副校长和龚昇副校长三人，理念相同，行动协调一致，凡事只要“三驾马车”认可即成。记得半年前的新一届领导班子第一次见面会上，在谈到“办什么样的大学”时，方副校长做即兴回答：“大学应该成为思想中心”。因此，我并不担心方副校长会对我的报告提出异议。他还说过：办大学首先要区分教育和训练这两个概念。训练的目的只是教会学生运用某种技能，即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教育的目的则是创造条件让学生发展成为全面的人，形成自己的知识、追求、能力和个性，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与校长们朝夕相处，我能推测到他们的态度。果然在校务会上，在主政的“三驾马车”的推动下，王玉民副校长也附和，“民主办学”模式顺利通过。紧接着召开了第一届教代会，正式批准并确立科技大学的办学思想（模式），为“民主办学”！
管帷炎校长
当年的教代会上，气氛相当炽烈。工会主席马兴孝教授（兼教代会召集人）的发言颇具经典，他称：教代会是科大“集大成者”；从广西刚刚到科大外教入职的Mr. Hu (胡副教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舞步上台献言，称“燃烧的火焰”凸起“科大的春天”……在这种团结、活泼的氛围下，各项改革群策群力、一路绿灯地开展了起来。
龚昇副校长
那段时期，科大教授们的心活了，火了，自由了。放飞自我是科大人普遍的心声，也是引领学校走向新台阶的助燃剂，更是科大教改和科技创新的奠基石。那个时候，整个科大人往一处走，心往一处想，生机勃勃，气息相通。若教授和学生仍有脾气（意见），大家可以直接“泼”向校长们，最起码可以预约校长当面沟通或一起“吃工作餐”掰扯掰扯。
马兴孝教授
正如后来《人民日报》记者在采访手记中写的：“我不敢说科大完全没有非民主的现象，但在科大，不论国事、家事，有意见者都可以大声地说，甚至可以‘吵’，有讨论辩论，但没有人敢压制。这还与科大是在‘反右’之后建立的、人际关系少遭一次‘小报告’摧残有关。在科大上课，没有命令条文式的教学大纲，教师可以展现自己的特长。这里学术报告很多，讲者不用审稿，听者自由选择。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在这里是受尊重的。”
只有理念是不够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需要伯乐和氛围。为此，学校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并予以实践，甚至具体到细节，例如：
（1）严格党政分开，各级党组织不得介入教学和研究等有关事务的决策；
（2）经费分配、教职聘任、人员升迁等由教授、学者等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决定；
（3）教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有权评议和监督校政，评价、批评系事、校事，甚至党事和国事；
（4）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取消对学术报告会的政治审查；
（5）提出专业课与选修课之分，学生自由选择专业与改专业理念，给人才培养创造更大空间；
（6）在学制、课程设置上，率先提出“四三三”直通，即本科四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此项学制改革因国家教委认为“超出清华的举措”，未予批准而夭折）；
破冰的做法常被人津津乐道、赞誉，甚至是效仿；失误了也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作为成长的阶梯，不再继续犯错的警示。就这样，科大不断成长，呈现出Mr. Hu心中的“科大的春天”。栩栩如生、如约而至的愿景，也将老校长郭沫若生前所希望看到的“科学的春天”在他的校园里姹紫嫣红。科大的“民主办学”理念和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犹如一石掀起了千层浪，引起全国上下的普遍关注。人们翘首以待，预祝科大改革能取得惊天的影响和实实在在的进展。
科大不仅招生全国状元第一（几乎囊括了一半的全国状元）；毕业时考取研究生和出国深造率也是全国第一；教师的人均论文产出率全国第二（仅次于北大），进入了全国首次“十所国家超重点大学”。第二年（1986年）的春天，国家为了加强对外宣传中国改革的成效，选择了十五个各行各业的典型，由当时最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记录片，供对外使领馆使用。作为高校的唯一的候选者，科大当之无愧地走进国际视野，在全国高校中独领风骚。
这年夏天，一篇反映曾一直依托科大“成功办学”的大学——合肥联合大学的文章引起了方副校长的注意。这篇文章的失实之处在于“只摘桃子、不问来历”，把科大对该校的无偿的贡献（教师、实验室、教室、后勤服务等）视而不见，一笔勾销，合肥联合大学成了“无中生有”。作为被全国人民普遍认可的《人民日报》并没有实事求是，而是有意或无意误导，甚至偏袒，所谓“联大只用普通大学五分之一的经费培养出了质量与普通大学相近的人才”的计算法，简直是大跃进式的计算，即把十亩地上的产量算到了一亩地上。
于是，一份落款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的来信落在《人民日报》总编的桌上。8月中旬的一天，我陪同方励之校长被请到《人民日报》的总编室。时任副总编辑保育钧（后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采访部主任（女）和高级记者兼社科院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武录先生等三人，就此事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谅解并结缘。
保、方俩人先从百年巨变谈起：1898年光绪皇帝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前身，方励之的母校）的章程，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提出了“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期成大”的办学方针；继任的蔡元培校长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思想。自蔡元培之后，百年探索，可歌可泣；偶有浪花，也难成气候。中国的教育成也归人，毁也归人，一百年反反复复，鲜有突破……
交谈中，保育均突然对面前的方励之甚至整个科大人产生了兴趣，随着交谈的深入，保育均沉默了，科大的尝试无异于“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一个系统的破冰者和建设者。石破天惊，壮哉科大，壮哉科大人！在他眼里，大学老师要么学识五斗不识烟火，要么彬彬有礼胆小怕事，况且，作为报社几十年跌爬滚打的老记者，他阅人无数，怎么也看不出眼前这位学者竟有骇世脱俗的高论。方励之的即兴答辩，眉宇间那种把千军万马囊括帐下的气势，不经意中“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谈吐，毫无掩盖地逸出的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鲜活张力。方励之如竹筒倒豆子般的快人快语，坦荡干脆，令那些复杂混沌如黑洞的问题，在他通透的三言两语、言简意赅中简单化；方励之谈笑间骤然而来的那种别有洞天之意境，令人大有相识恨晚之觉。既让人折服又勾起进一步探宝的心，心痒难熬。或许真有“达芬奇密码”？
保育均决意要破解一下。最后确定仍由原作者王武录先生“临危受命”赴合肥全面了解科大——算是解铃还是系铃人吧：这样既可直接化解干戈，又可谱写教改新篇。
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方励之教授办公室内的黑板上面写着：“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
那年秋天，《人民日报》的王记者如约来到科大采访。作为学校的代表我全程陪同他“做作业”。9月中旬，前后十天，上至在职的或退休的校领导、教授、普通教员，下至青年学生、后勤工人、甚至扫地的临时工，近百人从各个角度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们眼中不一样的学校。学校的点滴，大家如数家珍，道出一个波澜起伏、令人遐思的科大成长片段，勾勒出一组面貌全新的、科大人人自己办校的画面。
采访方副校长最为戏剧性。9月，由于方副校长要出国一个月，他提前在北京接受了采访。采访中，方副校长自始至终笑声爽朗，对科大人民主办校作了最佳诠释。方副校长妙语连珠：
“大学里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谁比谁强多少，你说呢？” “让别人自己去自由选择、翻筋斗，比你自以为是去指导要自洽。” “这样做会不会显不出领导者的高明甚至权威？” “只要你不做‘万事通’，你会节省40%的工作量”。“ 对我来说，80%的工作属于是非选择题，一分钟的事；15%的题需要考虑，也就是十分钟；剩下不到5%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与物理不一样的是，没有标准答案。比如分配经费，一年一度，科大的经费是人均高出一头的，但也不够不断增大的各种需求，那几天比较艰难，因为你不能找出各方满意的‘奇异解’来。不断地计算、争吵、游说、交易。踏破门槛，互不相让，最后是妥协（大笑）。”“我的职责是管理全校的科研和经费，我是第一副校长，管的事就更多，管不在的时候，要代理一切。” “最难的事？吃饭！旧习陋俗，中国特色（大笑），无论什么客人（中外）来，主人都必须请吃饭。问题是明文规定（大学校长做主宾或作陪），想跳槽？没门！久而久之，陪吃陪喝变成了一种负担……” “中国有句成语‘大智若愚’，其含义之一可能就是：真正的智者都会装傻的，我的风格装也不像（笑），我也不屑（于此）。因此，广义上我只会做事不会当官，哈哈哈哈……”
记者事后感叹：“科大此行，别具一格”。我当时词穷，思忖半响无语。其实应即兴回赠：“科大此举，霁天仰止”。
燕草啣泥知何处？情到人间草木知；满园春色关不住，民主办学出墙来！
10月上旬，5篇署名“鹿舫”的探究教育改革新思路并配有编者点评的“民主办学在科大”的专访在《人民日报》连载，振聋发聩，一时间洛阳纸贵，轰动全国。
"校政公开"——《人民日报》连载《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一
作为对“民主办学在科大”的呼应，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书记处书记、副总理的万里带领国务院一行人，于当年（1986年）11月30日专程来合肥取经，此乃后话。
1987年11月科大人定制欢迎方励之教授返校的特大蛋糕
1987年11月方励之副校长最后一次回到他在科大的家里
【后记】1987年1月底我送管校长离开合肥的瞬间，他眯起凸出的双眼对我说：“你要的答案恐怕要留给历史了。” “还有，哪有我刚下车伊始你就给我下马威的？！”说完，他用宽厚的手掌拍了拍我棉衣上的尘灰。我嘿嘿傻笑，心想，恐怕他当时立马撤我的职的心思都有。他提到的下马威也就是第一次师生见面会上，管校长刚刚演讲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追问，校长的办学理念是什么？过去科大一直秉承的“全院办学、所系结合”的路子，在学校下放合肥后已名存实亡，那个“又红又专，理实交融”旋即又成铁律，没有校长主动去逾越。笔者之前是“孩子王”，不喜欢一成不变的束缚，希望听到新校长的办学之道。管校长没有马上回答，表示要时间去验证……物换星移，恍然如梦。自己画的圈，还得自己去圆。质本洁来还洁去，够痴的。如今当年不畏征途的“三驾马车”均已驾鹤西游，但他们秉承的教育理念却活在科大人的心目中，新鲜，生动。他们对科大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奉献，永远刻印在历史的丰碑上。人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更不会忘记书写历史的人们。
此文是对逝者的追念！
【注】“三驾马车”是当年管帷炎、方励之、龚昇三人共治的俗称。关于三人关系，龚昇副校长有一次这么释道：管是中枢是心脏；方是脑袋是思想；他们俩是帅，是中流砥柱；自己是干具体工作的。是躯干是四肢，负责行动，无条件地执行和配合。倘若出错，也是自己工作没有做到位。三位一体成就了三位校长惺惺相惜的一段佳话。
【编后语】关于管、方、龚“三驾马车”，网上有一段校友的感人文字，特附上以飨读者。并向原作者鸣谢：1986年底发生学潮，上面要处理科大，我们的一位老师找校长办事，正好在门外听到管、方和龚三位校长在商量。龚校长说：这次事件，由科大选举引发，我是选举组织者，应由我负责。管校长说：不，我是校长，应由我负责。方老师说：不行，中央要处理，实际上是针对我的，应由我负责。三人都争着要承担责任。十几年后，听到他们谈话的这位老师，讲到此事，仍然感叹不已，说他们三人不仅学问好，品格上也真有风范！并说他们三人在学校时，只要谁一出场，就给人感觉份量很重，全场肃然生敬。
编辑：菁卫, 许赞华
校对：黄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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