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与北大哲学系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及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标题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日的《人民日报》又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开头写道：“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建议撤销工作组。赶走工作组后，聂元梓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8月18日早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率先回应，受到压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学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万个单位的71万人次到北大。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先后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仍未打破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对文革抵触、控制的态度、做法。8月18日、8月31日，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渴望带回不同于地方当权派压制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已经成为中学生的谷雨和清明也迎来了人生的重要时刻，他们姐妹俩都已经成了公社中学的两名初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的冲击下，这时候的公社已经更名为红光人民公社，而原来为纪念已经牺牲了的孟家集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而命名的孟喜子人民公社被革命的红卫兵们彻底摈弃了，关键是有不少的人对孟喜子的历史定位提出了挑战，他到底是一个烈士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在孟家集的代理人仍然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号。不管如何，按照时下的习惯，公社应该有一个革命化的名字。当时的渭原县所属的十四个公社都改了名字，而这些名字都是当时人们认为最革命，最响亮的名字，诸如，东风呀，红旗呀，红星呀，红光呀等等，不但各个公社要改名字，公社下面的大队也要改名字，这样一来，难免就要重名了，比如有个东风公社红旗大队，还有一个红旗公社东风大队，这样一来，就苦了邮政系统的工作者，分拣邮件时只好对照着旧名来查，弄了个新旧地名对照表，就像查密电码一般。即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仍然的许多信件还是因为地址的缘故而无法投递，最后只有标上“查无此人”而退回原地，最可笑的是有些信就是退回原地，仍然找不到送信人，因为那些仅有的几个翻来倒去的地址有时连寄信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免不了自己也写错。
谷雨和清明姐妹俩人年龄虽然相差一岁，但是在学校里却在同一年级，都在初二，因为当时上学时，为了互相照应，姐弟俩同一年报名上学所以就一直在同一个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公社所属的唯一中学便成了首当其冲的地方。自从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沿陇海线向西一路播下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以来，这个平静的关中平原便立马变得不平静了，像一个干透了的大草原，被一把大火点着了，登时便成了燎原之势。在各个生产大队，学校和单位，立刻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队，那时候，人们都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亢奋，人人都会背诵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同时还有另一条最高指示，读上去更加贴心，更觉得是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甚至有点家里老奶奶的苦口婆心，“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学生哥哥们就是中学生弟弟们的最好榜样，在大学哥哥们的帮助下，公社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立即成立了起来，当时公社中学已经和公社一样，更名为红光中学，所以革命小将的红卫兵组织便命名为“红光中学革命造反团”。革命造反团一成立，便将学校的老校长，班主任老师和各科的代课老师作为革命和专政的对象，便纷纷成了革命小将们革命的对象。
红光中学革命造反团的领导者是一名叫做郝建国的高年级学生，他的父亲是公社里的武装干事郝爱民。郝建国是随着父亲两年前从别处调到红光中学的，由于经常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不断地转学，郝建国的学业便有点赶不上趟，经常留级，年龄自然而然地比一般的同学大一点。文革开始后，革命小将的热情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逐渐高涨，红光中学也成立了革命造反团，这团长的职务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年龄比较大的郝建国的头上。再加上郝建国同学别看平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革命的热情却是十分地高涨，加之自己根红苗壮，又是革命干部出身，平时就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虽然自己是在农村中学读书，但是郝建国自己觉得他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而且还是城镇户口，所以他从心底里压根儿看不起这些来自农村的同学，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从内心里不愿意和这些来自农村的“稼娃”们混在一起，在他看来，和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村娃混在一起，有失自己的身份，用当地的土话讲，那就是“刷价”得很。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自己随父亲来到这个公社里来，父亲在这里工作，他也只能在这样的中学里上学，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他从内心里盼望着父亲能调回县城工作，但是这又不是父亲所能决定的，“革命工作吗，就是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哪能反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工作的前头？一事当前，不要总想着替自己打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每当他给父亲说起这些的时候，父亲总是用这些大道理来教育他，反而使得他无话可说！“还革命战士呢，你不是早就从部队上转业到地方了吗？”他嘴里不服地嘟囔着，觉得父亲早已经退伍了，却还处处以革命战士来标榜自己。“胡说，”父亲生气地训斥道：“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不在于他是否还佩戴着帽徽和领章，而是在思想上，要用革命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穿过这身黄军装，那他就永远都是一个革命战士！，只要党需要，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父亲永远保持着一个老军人的本色，尽管他如今已经转到地方工作，但从心底里讲，他骨子里还保持着一个军人的本色。父亲的严厉管束，他在家里和母亲一样，几乎没有个人的自由，甚至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他只有在心底里对抗一句“军阀作风！”
由于这些年，他总是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而不断地搬来搬去，每搬一次家，他都得转学一次，虽然说当时所用的教材都是一样的，但这样转来转去，免不了多多少少的对他的学业有些影响！因为他几乎没有安定下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上学，同学，老师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好不容易刚刚适应了，熟悉了，保不齐哪天又要搬家，又要转学。他自己总感到是在动荡中生活和学习，无形之中，学业就有点比不上他的人了。别看他长得高高大大，穿得也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但学习却比不过那些土里土气的“稼娃”。加之他还因转来转去地留过级，在班里要比一般的同学年长一些，加之他本身个头也高，就更有鹤立鸡群，木秀于林的感觉。
文革开始后，红光中学也不是世外桃源，造反夺权的风潮一起，立即席卷了这个以前充满朗朗读书声的地方，革命小将的革命热情是什么也不能阻挡的，红光中学革命造反团应运而生，郝建国也成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其实刚开始时，郝建国其实什么也不懂，那天上完数学课，他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被数学老师批评了几句，他心里老大的不痛快，十六岁的少年脸涨得通红，在那些比他低半个头的同学面前，他感到非常丢人。下课后，他一个人耷拉着脑袋在学校教室外转悠，不巧正好碰见年级辅导员余得刚老师，余老师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老师，因为他曾去过他家找过他的父亲。记得是一年前，余老师有个弟弟想当兵，当时在公社医院体检，身体不合格，还是因为是他的辅导员老师，余老师提着礼品去他的家里找他的父亲帮忙。 他原本不抱多大的希望，按他的父亲的秉性，他觉得他父亲本来就是一个油盐不进的倔人，谁知这次却出乎他的意料，父亲爽快地答应帮忙，还亲自到公社卫生院找人改了体检表，这使他非常不解。他不敢问父亲，后来偷偷地问母亲，为何父亲这回变成了观音菩萨？母亲笑而不答，临末了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你。”原来父亲觉得是儿子的老师来求他办事，若是不答应，自己的儿子在学校里日子恐怕也不好过。自己的文化课成绩一般，老师多次家访，父母也很着急，虽然说自己身体十分健康，长得也高高大大，看上去也是相貌堂堂，但是学习上的事却总不能如人所愿。为这种事，他没有少受过老师的批评。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城镇户口的孩子，在学业上输给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村“稼娃”，他内心中总有些不甘，但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尤其是输给了这些他本来就瞧不起的农村孩子。
郝爱民本来是一个很有原则性的人，但是在孩子这件事上，他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他原来想着，若是差不多，孩子混到高中毕业，拿个高中文凭，然后在县里哪个单位给找个工作，也算是有个交待，或者是送到部队里云当兵，有了高中文凭，也是容易发展，至少在提干方面也有个优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据学校老师的反映，这孩子恐怕很难进入裂隙上高中，若是考不上高中，这该如何是好，眼见得孩子很快就要从初中毕业，还不到十八岁，既不能招工，也不能入伍，这么大个孩子留在家里待业，也是他心头的一块心病。所以说，这人啊，不论你思想觉悟有多高，原则性有多强，但是总怕有短板，有软肋。儿子眼下就是公社武装干事郝爱民同志的软肋。所以，他对学校里的任何老师都不敢得罪，生怕对儿子建国的前途有影响，别的不说，给个好的鉴定和评语也是不错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建国把他的辅导员老师余得钢家里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敢怠慢。汉听完余老师的介绍，是其弟弟入伍的事，郝干事就下决心要帮他这个忙，他觉得余老师，就是等于帮了自己的儿子。再说，当兵这事，就是他自己亲手抓的，公社里每年招的几十个新兵，个个都从他手里过，农村孩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毛病，只要过得去，让谁去对他来说都一样。而这个余老师的弟弟也没有啥大毛病，孩子太瘦，体重不够，这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去部队上之后，大鱼大肉催催，很快就长起来了，想到这里，他有点儿心安理得地应承了下来，并亲自去公社卫生院重新办了体检表，写上合格，就算把这事给办了。
有了这层关系，余老师对建国自然是青睐有加，学校里的好处自然而然地照顾到建 国的头上，比如，班上选个先进啦，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啦，三好学生之类的，能给建国的统统给建国，特别是学校里或者公社里开会，需要一个代表发言呀，这类好事也自然而然地就落在建国的头上。建国来本就是城镇小孩，穿得干净，长得也体面，又会讲普通话。虽然说数理化成绩不是太好，但好不是太差，勉强还过得去，政治和语文方面比不比别的学生差，站在大会主席台上，交流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来，讲得也是头头是道，重要的是他的发言稿都是辅导员余老师给写的，他在下面反复练习，站在台上的时候基本上都能背出来，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你别说还颇有点像模像样的。所以他拿什么奖，一般同学都觉得合情合理。老郝看到儿子进步，心里也乐开了花，尤其是每次公社或学校里开完会，人们都向老郝恭维，“老郝，儿子不错啊！”“老郝，到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啊！”“老郝，将门虎子啊。” 人们把各种逢迎之词毫不吝惜地端给老郝，老郝也难免有点飘飘然飞起来的感觉。这人也有点怪，一般情况下，最忌讳说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当说到自己的儿子比自己强的时候，不但不生气，反而还乐得不成，最入老郝耳的奉承话就是，“老郝啊，这儿子真有出息，将来前途无量，比你这老子可强多了！”
这天，建国挨了数学老师的批评，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了脸，正在郁闷地在教室后面转，正好碰上了辅导员余老师。余老师一看建国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心想肯定是数学课上挨老师批评了。公社中学的数学老师徐创成，是一个有着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平时治学很严谨，从来不给学生面子。他本来是从省城里下放到这里来的老右派，原来据说是大学的数学老师，58年因为给系主任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渭原县孟喜子人民公社，也就是今天的红光公社进行劳动改造，当时的公社书记徐怀玉发现他是个文化人，便有意照顾他，后来听说他是数学私法的老师，便让他到学校里教书。刚开始时这里还没有中学，就让他在小学里教算术，后来公社成立了中学，又把他抽上来在中学里教数学。本来是大学数学老师，现在来教中学的数学，对他来说，还得有点大材小用。不过经过这些年的锻炼，他在教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绩，每次县里数学竞赛，他所在的公社中学永远都是拿第一，就连师资力量极强的县城关中学，也只能甘拜下风，为此县里各个中学的校长都想把徐老师调过去，以提高自己学校的数学学习成绩，为此，徐老师可谓是一时风光，人们基本上忘了他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再也没有人提起他的老右派的问题。各个学校的校长把意见反映县教育局，教育局的领导听了之后觉得应该充分发挥徐老师的长处，利用徐老师，提高全县中学的数学学习质量，也是一件好事。于是经过县教育局领导商量讨论，就让徐老师到各个学校去轮流执教，每个中学轮转一年，专门带毕业班的数学，以期望在中高中能有所收获，反正县里总共也没有几所中学。虽然徐老师的教学水平高，在各个学校都比较受欢迎，但是由于他的历史问题，教育系统的各种表彰，从来都没有他的份。因为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作为一个老右派，徐老师自己也并不在乎这些，他只是觉得能让自己教学，虽然只是初中，他已经是很满足了，尤其是和学生在一起，他便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