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是今年秋季开学刚刚调到红光中学的，他对学校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他只是按照自己以前的教学模式进行教课，他的习惯是上课后出一道题在黑板上，然后叫一个学生上来解题，五分钟时间结束后，他就这道题进行详细的讲解，把各种可能的解题方法一一列兴趣出来，介绍给全班同学，然后根据题目的内容，把他要讲的内容贯通起来，这样的方法他称为带着问题学，因而，同学们的记忆比较深，不易忘记；同时在讲题 过程中，他又能够将该题的各种解法逐一介绍给大家，这样就扩大了同学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能更大地提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而不象某些老师只知道照本宣科，也不知道同学们理解没有。那种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往往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报以学习效率也比较低。
今天他上来出的一道题是一个三角函数的证明题，他本来想开个好头，找一个好一点的学生，就把郝建国请到黑板前，因为他觉得郝建国看上去比较洋气，长得也精明能干，以为他应该能带个好头，谁知道郝建国在数学方面根本就是个绣花枕头，站在黑板前吭吭哧哧了半天，也没有把题解出来，真正地做了一回南郭先生。
徐老师倒也没有说过多的话，让郝建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继续讲课。但对于郝建国来说，他脆弱的自尊心却有点承受不了。以前的数学课，老师满堂灌，下来布置作业，同学们互相抄抄，或者查查书本，勉强也能应付过去，可是这次，却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出了这么大的洋相，丢了这么大的丑。要知道，他可是学样里的名人和样板，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析分子，三好学生，学习标兵，还经常在大会上交流学习心得和经验，如今却全露馅了，其实他不明白，他的这些荣誉，全是辅导员余得刚给包装出来的，而根本不是他的真实水平。可是人在荣誉的光环下面呆久了，也就忘了自己的真实水平了。所以这堂课，他的心思全不在听课上，而是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挽回面子？他不明白，班上那么多人，为何偏偏把他叫了上去？也真是够倒霉的。
下了课之后，他便一个人到教室后面转悠，还一直想着课堂上的事，他自己觉得没脸再看那些“稼娃”们，理念要命的是他总觉得班上的女同学都在下面窃窃幺语，仿佛在议论自己。要知道在平时，他像个骄傲的小公鸡，总是昂首阔步，在同学们的面前挺直个小胸脯，一副自得满满的样子。可是如今，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仿佛太阳下的一堆雪，瞬间融化了。
余辅导员看见郝建国一副颓丧的样子，心里就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因为他更了解这个徐创成老师，这个人的教学风格他早已经听说了许多。每次在县教育开会，大家都对这个徐老师谈论不休，津津乐道他的教学成果，说他的教学风格别具一格，而且他更注重启发式教学，寓教于乐，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所以他教出的学生往往在数学方面有比较好的成绩，更确切地说，很出色的成绩。余辅导员对大家的评论不置可否，他想，一个老右派，从不关心政治，他能教出什么好苗子？这可是一个白专典型。我们需要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是像郝建国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劳动者。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看来红光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应该从这个政治觉悟不高。不搞政治挂帅，一心一意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徐创成这里开始。便关切地问他是怎么回事。
建国起初还不好意思说，觉得很丢人，不管怎么说，题是自己没有做出来，出洋相也是应该的，问题是他并不这样想？他没有想到自己做不出来题是自己有问题，而不是自己的运气不好而偏偏被选中？班上五十多个同学，别人都没有有事，而为什么自己会被选中？长期在荣誉的光环的照耀下面，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荣誉完全是余辅导员给包装出来的，站在荣誉的光环下面太久了，他连自己也认识不清了。其实，就像今天的事，徐老师既没有批评他，也没有挖苦讽刺自己，不会做题，就让他下去，然后详细地给全班同学讲这道题，这是徐老师的教学风格，可是，在建国看来，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以一时间转不过弯来，仿佛爱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余辅导员将建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详细地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心里立刻泛起了一个主意。文革都这么长的时间了，自己一直发愁如何能在学校里把这把火给烧起来，现在天赐良机，送来了徐创成这样一个活靶子。这个人本来就有历史问题，拿他开刀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从他的内心里讲，树立郝建国这样一个先进典型，完全是他为了报答郝爱民对自己弟弟的帮助，他想利用各种方法，将郝建国树立成一个典型，然后保送到高中去，这样他也对郝爱民有个交代。他知道根据郝建国的学习状况，想要考入高中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在当时的情况下，高中还并不多，要上高上还要到杨陵镇上去，那种残酷的竞争他比谁都明白，所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尽他最大的能力要树立郝建国的正面形象，而像徐创成这样的做法，要不了多久，郝建国的三好学生形象会轰然崩塌，而这也不是他想要看到的。这个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如何能在红光中学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给点燃起来，这才是他当下要做的首要事情。现在，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而他所在的红光中学仍然是死水一潭，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他所能容忍的。
主意已定，余辅导员便开始了他的第一步棋，这步棋是先以郝建国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便是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要把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阵地夺回来。当然，大字报的内容是余辅导员自己起草的，郝建国负责抄录一下，然后张贴出去，第二步棋便是成立红光中学无产阶级革命先造反组织，由郝建国牵头任红卫兵造反团总司令，具体发展造反团成员由他们二人动员同学参加。郝建国有些茫然，拿不定主意，他主要担心有没有人参加。因为平时他比较高傲，根本看不起那些来自农村的土里土气的“稼娃”，所以他在同学们中间的人缘并不是太好，怕没有人附合。“这个你不用怕，”余辅导员满有信心地说，“只要把造反这杆大旗竖起来，就不怕没有人参加。你只需要想想在同学们中间找上几个家庭出身比较好，根红苗正的同学给你当副手就行！”最后，就是要树立活靶子，作为斗争的对象！这个先从徐创成下手，这个人有历史问题，正好是突破口，然后再根据运动的发展逐步扩大批斗对象。
红光中学政治辅导员余得刚同志绝对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强的人，不，我们说得客气一点，他是一个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同志。多年来他一直为自己的仕途不顺而郁郁不乐，他原来本是县文教局的一个小干事,但在困难时期，县机关精兵简政，他被裁了下来，他当时刚从凤翔师专毕业不久，领导以加强全县教育的师资力量为由，让他下去充实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工作，虽然余得刚同志心里老大的不痛快，但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也不敢提出反对意见,那时，他刚刚从学校走上社会不久，对于社会上的种种潜规则，还不甚了了，而从他的性格上来讲，他是属于那种听党话，跟党走的革命小青年。在他的眼里，领导那就是代表着党组织来的，而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党组织讲价钱的，再说了他自己一个刚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小青年，他有什么资格来和党讲价钱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被分到了县城关中学，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自己所学的那一点知识，即使在中学，也踢不开场子，他在学校读的是政教系，分到下面中学，数、理、化他是拿不下来的，历史和地理也够呛，唯一能哄学生的是政治和语文，代了一学期的语文课，结果被学生从讲台上哄了下来，一是语文基础知识太差，有些东西讲不清楚，二是不会讲普通话，满嘴的方言土语，城里小孩听得不习惯，有时根本不明白他说什么，比如，中国，他的发音就成了“真国”，猪，他发音为“彘”，其实这也不怪他，因为他的老家就是这么说话的，人老几辈子，说了上千年了，谁也没有想到现在站在讲台上，这倒成了一个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在每年秋季的老师调动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从县城关中学调到了乡下的中学来教书。到了红光中学之后，校长孙俊明知道他这种情况，为了照顾他，就不让他上讲台了，而是做了年级辅导员。年级辅导员倒是十分轻松，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主要是负责学生的思想动态，解决学生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个工作虽然不错，也免去了自己本身所有的不足，但细想起来，余辅导员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忿，既然在这里干辅导员，还不如当初在文教局做个小干事，不一样啊不一样，别看文教局的一个小干事，那可是领导身边的人，下面的学校里，不论老师也好，校长也好，见了自己也得恭恭敬敬，自己随领导下去，走到哪里，那也是免不了大碗小碗的迎来送往,要多风光有多风光。可眼下，自己简直就是落架的凤凰，连一只小鸡都不如，上讲台还被学生哄了下来，这倒霉的开端还是因为自已当年被县文教局给精兵简政了的缘故，若是自己一直留在县文教局，哪会有今天的这一切呢？县文教局虽然是在小县城里，但那里好歹也是城市啊，虽然县城无法和省城相比，但那毕竟也是城市啊，有电影院，有大百货商店，也有各种不同风味的饭馆，平时出去到电影院看个电影，到饭馆打个牙祭，改善一下生活啦，或者去百货商店买个东西，都是极为方便的，尤其是晚饭后到河滨公园散散步，若是能挽上个心爱的姑娘，该有多惬意呀！可是下到农村后，这一切全都幻灭了，农村毕竟是农村，别的不说，就那土路，连个皮鞋都穿不成，晴天满街土，下雨遍地泥，有的地方连电还没有通呢，晚上看书还得点个小煤油灯！小县城里的那些优越性在农村是荡然无存，这种小资的情绪是有点不健康，余辅导员心里也明白，自己虽然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就像常常被教导的那样，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自己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可是这些精神上高尚终究抵不过现实里的残酷和实际。他常常也徘徊于这种高尚与庸俗之间，思想上也会做些激烈的斗争，但往往还是现实打败了幻想，特别是当蹲在臭气熏天的茅坑里解决个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环时，这种感觉来得极为强烈。
不可否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余得刚，一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和颜悦色，对同事和同学彬彬有礼，看上去颇像个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在领导看来，这小伙子虚心好学，积极上进，是个好苗子；在同事看来，余老师与世无争，对人也比较尊敬，平时不笑不张口，张口必称“X老师”。虽然在学校里，大家都互相以姓再冠以老师来相互打招呼，但这“老师”二字从余得刚嘴里说出来，却极具谦恭意味，仿佛他自己不是老师，而是一个小学生似的；在同学看来，余辅导员和蔼可亲，又平易近人，也没有什么架子，根本不像一个辅导员或者老师，所以大家倒很乐意和他来往，有些掏心窝子的话也愿意和余辅导员说。可以这样说，余辅导员的人缘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还都是满不错的，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现象。从余得刚的内心来讲，他对自己目前在学校里的尴尬处境是极大地不舒服，甚至充满了怨怼情绪，他总在心里想，县文教局多么悠闲而又优越的职位，竟然因为领导的一句话，就把他开到乡下来了，名义上说是精兵简政，机关里那么多的闲杂人员，为何偏偏把他给裁了？难道说他有什么地方不适合在机关工作？或者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得罪了局里的领导？他苦思冥想，头都想大了，也得不出个所以然来。随着乡下的艰苦环境的加剧，以及他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这种怨怼的情绪便越来越严重，但他表面上却一点也不流露出来，装得什么事也没有，尽量装得谦虚谨慎，积极上进，给周围的人留个好印象，因为他毕竟是从机关下来的。在他那个时代，他深深明白“从机关下放”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机关下放到地方，几乎差不多都是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由于有了这种错误，便不适宜在机关工作而被下放到地方。根据错误的大小和性质的严重程度，下放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严重的可以被收监，或者判刑，劳动改造，次一点儿的就是去到基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像58年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的大小和性质的不同，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则分别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对于余得刚来说，他与上面的这些都不着边，他根本没有犯错误，按领导的说法，是去充实基层的教学力量，这多多少少有点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下面的人不知道，还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这就是让他最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表现得更积极，更上进，这样才能让周围的人不至于对他的情况发生误判，以为他也是犯了错误而被机关开除的。
为了消除这一切的负面影响，他表面上装得很虚心，而且又有上进心。同时，他也明白他必须在目前的位子上也得干出点名堂，至少也能显示自己的能力，能力通常是用成绩来说明的。于是自从他调到红光中学以后，在年级辅导员的位子上他也是兢兢业业，红光中学是渭源县最东面和上个中学，离县城也最远，他想自己以前在县文教局工作的事，已经是几年前的事，再说他这次来红光中学，也是从其他中学调过来的，以前的事知道的人肯定也不会很多，所以他就用尽心机，在年级培养学习标兵，典型，包括三好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等重大事件上大做文章。他知道这样的典型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树立的同学也能拿得出手，那么，郝建国就是他相中的一个苗子，尽管文化课成绩并不是出类拔萃，但是思想品德好，因为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可以说是根红苗壮。而且身体也好，还是校篮球队的主力；最主要的一点是建国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形象也好，这样上大会发言，交流学习心得，也不怯场，语言表达能力又好，而且普通话说得也标准，能拿得出手。当然，这和建国的父亲曾给自己帮过忙也有一定的关系，至少也算是对武装干事郝爱民同志的一种回报吧。
虽然目前余得刚同志感觉自己是处于人生的低潮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翻盘的想法，这种双面人生使得他自己也极为难受，他的伪装也只有到了晚上之后，当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的时候，才会慢慢退去，露出他本来的面目。他像一只蜷伏在墙角的耗子，小心，谨慎地窥视着周围和环境，然后再伺机而动。他想起了《增广贤文》里的一句话，叫做：“时运未来君且守，困成亦有上天时！”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眼下是“虎落平川，龙游浅滩。”这种阴暗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使他形成了见风使舵的本事，同时也培养了他的政治嗅学！他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政治气候的变化，终于他等来了自己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来头和目的到底是干什么，起初不过是批《海瑞罢官》，移风易俗，破四旧，立四新，但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他也渐渐地看出一些门道来了，尤其是北大聂元梓她们的大字报一出笼，竟然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扬，被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在字报”，这不就是要造反夺权吗？不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把被他们占领的教育阵地夺回来吗？
余得刚同志年龄不大，但也是久经江湖，算得上老谋深算，他一直在观望的同时，也在谋算着如何在红光中学敲响造反夺权的革命钟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熊熊大火点燃起来，然后趁机会夺取红光中学校长的大权。他一直在苦于寻找一个什么样的突破点，没有想到，眼下机会竟然送上门来了！
徐创成这个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理人，白专道路的典型，拿他开刀是再好不过了，因为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右派分子”，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蠹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竟然占领了我们革命的教育阵地？是可忍，孰不可忍？通过对徐创成的批判，再深挖他的阶级根源，拔起萝卜带起泥，那么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红光中学的代理人也就一起给揪出来了。
经过一番密谋，余得刚终于利用郝建国，在红光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把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阵地夺回来！”这张洋洋近千字的大字报，是以郝建国的名义写的，当然，代笔的毋庸赘言，则是我们的余辅导员。大字报首先提及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正在全国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痛心疾首地指出死气沉沉的红光中学目前还是死水一潭，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红光中学的领导权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看一个人站在什么方面，首先是要看他对革命群众和革命运动的态度！因为红光中学的负责人奉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所以他走的是一条白专路线，任由徐创成这样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右派分子，占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讲台，向同学们灌输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知识，严重毒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革命意志，削弱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革命斗志，我们不要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不做资产阶级的小绵羊，我们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就如同平地里响了一声炸雷，一下子就把红光中学炸了个底朝天，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尤其是徐创成老师，更是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悄悄躲到自己的房子里，连出来都不敢出来，还是校长孙俊明比较沉稳，他看了大字报，什么也没有说，便派人把郝建国叫到自己的校长办公室来询问详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张大字报？你到底是想要干什么？你是咱们学校培养的学习标兵，也是三好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那么你来说说，你到底是又红又专呢？还是白专典型？知识就是知识，什么叫无产阶级知识，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你说说，一加一等于二到底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徐创成老师是全县有名的教学有成就的老师，虽然他有历史的问题，但这毕竟也是历史造成的，也并不妨碍他进行数学的教学工作吗，全县的中学都在抢他，每个学校都想让他去教学，怎么办呢？徐老师只有一个，全县的中学校长和县文教局的领导协调之后，才让他轮流到每个学校去提高数学的教学质量，一个学校只能待一年，且只带毕业班，今年他刚调到我们学校，能带你应该是你的福气，你为什么要写大字报攻击他呢？谁指使你这么做的？你这样做的居心是什么？
孙校长心里明白，以郝建国的能力，他是写不出这样一张大字报的，肯定是后面有人指使，他也明白是谁指使的，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开导郝建国，想让他反这一切都说出来。谁知郝建国从进校长办公室的门以后，便低着头一声不吭，任凭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开口。他知道，余辅导员对他好，他不能出卖辅导员。于是就什么也不说，装哑巴。
孙校长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也问不出什么，干脆就让郝建国先回去反醒，本来这种事就是应该让年级辅导员来解决，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余得刚本人就是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让他来处理肯定是没有什么结果的，所以他暂时先把这事压一压，让人把大字报先撕了，学校继续上课！他想有机会和建国的家长，即郝爱民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