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赤脚穿木拖板的姑娘居然是反革命
前几天写了篇关于地主的女儿，回忆一个乡下姑娘的文章。
写到乡下姑娘，我又想到另一个我在乡下遇到的姑娘。
这个姑娘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是现行反革命。
上次文章里说了，文革一开始，天下本无事，我却被扣上与地主女儿勾勾搭搭的帽子，那么在文革热火朝天的时候，如果扣上与这个反革命姑娘勾勾搭搭的帽子，那要吓死人了。
1968年后，上海的企事业单位都在搞 ‘五七干校’。什么‘五七干校’，其实就是造反派想出新花样，用来折磨知识分子。在农村联系个公社大队，然后单位里的知识分子都要轮流下去，关在乡下做体力劳动的活。
轮到我去，已经是1970年夏天了。
去的地方离上海市区不远。我记得，乘公共汽车到高桥，然后再乘去顾路的郊区长途汽车，五、六站就到了。
这公社的名字是忘记了，因为当时也没有在意这个东西。
‘五七干校’也有一套折磨人的规矩，但是到1970年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文革已经閙了四年，大家都已经看穿文革的一套套把戏，所以带队的干部对我们也都比较客气了。
记得当时的劳动是安排在所谓‘五七干校’包干的蔬菜地里。蔬菜地的劳动，体力上说是比较轻松的，就是每天在田里磨个四、五小时。
空余时间，我们一些人就经常坐在食堂聊天，往往是吃饭时间未到就早早到食堂了。
当时我们在食堂里能够遇到的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就是在食堂吃饭的公社干部，还有一些公社办的小工厂的工人。普通社员是不会来食堂的。
在食堂吃饭的这些公社干部，其实连要不要每天刷牙也没有搞清楚，却开口闭口夺权、专政，所以我们之间也无话可说。工厂的工人倒是朴朴实实，他们只是来吃饭，与我们也没有交流。
二、三天下来，我却在食堂注意到了一个年轻姑娘。
姑娘看上去二十不到，一米六五身材，虽然瘦瘦的，但是看得出是结结实实，瓜子脸大眼睛，不能够说人见人爱，模样至少是讨人喜欢的。
每天七点吃早饭、十一点半吃午饭、晚上六点吃晚饭的三个时间她都是准时到食堂，手里总是拿个大号的搪瓷碗和一把铝调羮。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姑娘每次来都是赤脚穿个木拖板，而这里的乡下人却很少有穿木拖板的。
只看见她到窗口买饭菜，让食堂里的人把饭菜统统倒在搪瓷碗里后就匆匆走了，不看见她与任何人打招呼或者交谈。
她每天来三次，没几天，我就发现一个规律，一天，早上来穿的是一件淡绿色的短袖衬衫，红短裤，中午来是穿厚厚实实的工作服，晚上来穿一件粉红色的长袖衬衫，白长裤。隔一天，早上来穿的是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绿短裤，中午还是穿厚厚实实的工作服，晚上来穿一件碎花的长袖衬衫，兰颜色的长裤。
如此，一天翻一天，看了二个礼拜，她的衣服好像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在轮回。大家都说姑娘爱美，那为什么不再换换呢。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姑娘没有其他的衣服了。
还有让我奇怪的，每到星期天食堂吃饭的人很少了，干部和一些工厂的人都回家了，只有我们不能够回家的人还在食堂吃饭，这个姑娘居然每个星期天也准时到食堂吃饭。让我想不明白，怎么她也是不回家的。
为了要打听这个姑娘，我开始打起笑脸与来食堂吃饭的公社干部打交道聊家常。
一天与一个干部正在随便聊天，这姑娘来食堂了，抓这机会我问这干部，这姑娘是哪里的。
可能这干部也少人讲话，他居然不厌其烦地把他知道的这姑娘的事情都讲给我听了。
这姑娘每天到食堂吃饭，原来她就在食堂附近的公社办的一个砖窑厂里工作。
干部的下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
这姑娘是在厂里监督劳动，扣上的是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干部告诉我，这姑娘的家在高桥镇上，父亲因为为国民党做过事，曾经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后来帽子摘了，在一个小学当老师。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批斗，冲击很厉害。这姑娘认为文革的做法是不对的，就在同学朋友里讲了一些‘反动言论’，被人揭发就闯祸了。
这干部说，这姑娘幸好事情发生已经是在‘严打’之后，如在‘严打’中是枪毙了。镇革命委员会算是宽大处理，给她定个反革命嫌疑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一个月回家一次还不许过夜。
就这样，她到公社的砖窑厂劳动。砖窑厂的厂长看她是高中毕业，又是女的，就叫她统计砖窑厂出砖情况和记录工人的出勤。因为是‘监督劳动’，所以她很少开口与人交流。
因为砖窑厂烧砖，地面往往是烫的，所以厂里的人都穿个木拖板。
了解了这个姑娘的情况，我再看到这姑娘，我又是一种眼光了。
日子在过去，要接近这姑娘却是无门。可以说，平时我们很会找机会与姑娘们联络，献殷勤。但是，这个姑娘在人面前，一直是冷冰冰，要嗒三是无从下手。
终于机会来了。
食堂里每天晚上给大家看的电视机坏了。
文革中，没有了文化知识的交流，我就是搞装修无线电消磨时间，也练出一套技术本领。
幸好下来时万用表和电烙铁都带着，修电视机是个好差事，可以不去田里劳动，还可以回市区去买另件。
这样消磨了三天时间，把食堂电视机修理好。
这一来传开去，周围就有人请我帮忙修理无线电。
终于有一天，砖窑厂的人找我帮他们修理一下办公室里的一只无线电，说送过来让我修。
我说，无线电搬来搬去不方便，千万别搬来，我到你们办公室去修。
这样，我走进了砖窑厂的一间平房的办公室。要紧的是这个姑娘就坐在这办公室。
修好办公室的无线电，又有厂里的人拿来家里的无线电要我修，好像是忙得不亦乐乎。
砖窑厂厂长拿来个当时是时髦的半导体收音机，说吵声越来越大，要我找找毛病。
我要找的毛病是，怎样修通与这姑娘沟通联络的线路。这厂长应该是线路中的一条线。
这样，我与这位，真正是浦东乡下人的厂长成了好朋友。
就这样，我可以天天有事没事都去砖窑厂办公室坐坐。
逐渐与这姑娘的沟通也在深入。我看到她每天做的表格，铅笔划的线，钢笔的字，每个字都是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不过，至今我没有忘记的是她反复多次对我说；‘你千万当心，不要自找麻烦。’
二个多月时间过去了，我们的‘五七干校’学习要毕业了，去砖窑厂是最后一次了。
我说留个通讯联络地址，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她拒绝了。她还是用这句话作为大家告别的临别赠言；‘你千万当心，不要自找麻烦。’
现在想来，这姑娘还有一样东西留给了我。
一天吃早饭，我一摸口袋，每天吃饭用的调羮没有了。正好这姑娘来了，我说你帮我在你们办公室看看，调羮是不是掉在那里。吃午饭时，她来了，说，你的没找到，我还有，送一个给你。她给了我一只铝制的调羮。
许多年，上海的许多旧东西都扔了，这调羮我没有扔，还在上海家里，也是一个纪念。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年轻姑娘，现在应该是大妈了。
朋友说，改革开放，说不定那天，你在纽约的路上会遇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