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建设的关键是人才
一转眼，实验室重新“开张”快一个年头，形势一片大好。小高和小史都分别把细胞和细菌搞得有条有理，并开展了相应的科研项目。刘荭也从日本学习回来，从事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检测工作。她自主工作的能力很强，也很有责任感，我在水生所就已经知道。唯一担心是做事比较毛躁，有时经不起推敲，需要经常看看。总的说来都还挺满意的。
一次闲聊时，小史叹了口气说：“我什么时候要能转正就好了。”我不禁一怔：“转正？你不是正式职工？”小史摇摇头说：“我是聘用工。”“聘用工？”我还是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就是签聘用合同的人员吗？科学院里的大学生都是签了聘用合同的啊。跟正式人员一样的。”小史再次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啊！”
我在科学院工作十多年了。后面来的大学生都是签了聘用合同的，而进了实验室后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在工资待遇和职称评定等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我的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聘用这个概念，觉得那不过是人事处的事情。但在检验检疫系统，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在这里所谓的“聘用工”，是检验检疫系统在人员编制不够的情况下，自己私下招来的一些人。这些人里有普通工人，也有大学生，甚至博士生。但待遇和正式人员完全不一样。不仅工资只有我们一半左右，还不能评职称。各种待遇也不不同，如有些奖金的发放也只有我们一半。最要命的是他们的前途没有任何人去管，既不算工龄，也不承诺可以转正。据说有的博士已经在食检实验室工作七、八年了，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听到这个情况，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里还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做事不比我们少，而待遇却要低很多，而且前途没有任何指望。这是很不合理的一种用工制度。但在深圳局，这样的人有很多。后来我才知道，在整个系统，每个地方局都有一大批这样的“聘用工”。
我不由得担心地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小史无可奈何地说：“不知道，混几年再说。如果找到了好工作就去那里干活，没找到前就先在这里混吧。”我问：“如果连工龄也不算，那这几年不是白干了？”小史点点头：“是，如果到其它地方找到了工作，在这里做的几年肯定没有人承认的啊。”
我低头算了一下，小史是九七年从西北大学毕业的，已经过去三、四年了，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找到。要说不着急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么认真工作的一个人，如果将来离开了水生室，细菌这一摊子该怎么办啊！？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想办法让小史在这里转正。这对她，对水生室都是很好的事情。对，就这样。我一定要努力争取搞好这件事！
于是，我到处打听深圳局招人和聘用工转正的消息。二零零一年初，局里准备招考公务员。我试探地问小史：“你能考公务员后再回到实验室来吗？”小史很干脆地说：“我不想当公务员。如果能考取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回实验室工作。”我说：“那好，这倒是个转正的机会。而且你是要求来事业单位，可以把名额腾出来给别人，这样录取的可能性会更大些。”于是我说：“你好好准备一下，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吧。”我还特地给人事处的吴处长打了个报告，讲到水生室需要人和小史的工作表现，希望能优先录取。一切都很顺利，甚至我还参加了面试审查，当了半天的主考官。小史表现也不错，只要能进入前三名，局里就可以进行选择。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而，那时全国刚开始试行公务员考试。也许是“新开的茅房三天香”吧，开始规定非常严格。考试前一天，深圳市人事局专门派人来讲考试的规则。特别板着脸强调：“如果发现有人作弊，要判两年徒刑！”这一下子把大家都吓住了，谁也不敢为哪个人多说两句。哪里像后来，完全是暗箱操作，什么乌烟瘴气的事情都有。几天后，笔试和口试结束。小史成绩为175.7分，其中能力分为63.1分。按照规定，总分165分，其中能力分55分以上为合格。可以进入排名。不幸的是当时考生成绩都很好，而她的英语稍差了些。结果总分比第三名仅低零点五分。吴处长看到我，摊开双手跟我解释：“这些考试分数都挂在网上，谁都能看到的呀。如果硬把小史拉进前三名，那原先的第三名肯定会来闹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啊。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们都郁闷极了。不过我还是鼓励小史，不要灰心，再争取机会。又过了些时，我听说深圳市在搞职称外语资格考试。那时候申报职称需要外语成绩，报中级职称要过B级，报副高职称要过A级。我对小史说：“你去考外语吧，把B级证书拿到再说。”小史睁大眼睛看着我：“什么？我现在连正式职工都不是，考这东西有什么用？”我耐心地告诉她：“这证书的有效期是三年，你难道三年都不能转正？不管你到了哪里，转正后总是需要用到它的啊。”小史想想也是，就去考了个B级证书。
终于，到二零零二年，总局给深圳局分配了一些事业单位的招工名额。虽然也要考试和评议，但比考公务员要宽松很多。小史顺利地转正了。
更让人高兴的是，第二年又开始申报职称时，当年和小史一起转正的年轻人都因为没有外语资格证书而无法申报，只有小史一个人可以报名。而且由于这两年的辛勤努力，她也获得了很多成果，很快就通过审查被聘为兽医师。大家都感到很惊讶：“小史，你怎么去考了个外语资格证书啊？”小史笑着说：“嘿嘿，江老师前年叫我去考的。看来还是要看远点才行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小史有了正式工作。水生室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要知道，实验室发展得好不好，不是看有多少仪器设备，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啊！
二零零三年夏秋，深圳高职院生命学院的老师来和我们联系。他们的学生在毕业前需要实习，希望能派几个学生来我们实验室实习。开始来了两个学生，才干了几天，就觉得这里工作太单调、太艰苦而跑掉了。后来又派来一个叫何俊强的个子高高的小伙子。这个孩子来后表现不错，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能积极主动地找事做，还是一个预备党员。他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几个月下来，已经能独立做一些常规实验操作。大家都很喜欢它。正好当时技术中心通知，要求各实验室对需要增加的人员提出要求。我们当时就提到水生室需要大专生一名。大家都说：“既然要招人，为何不就招小何？这是经过几个月考察了的，比胡乱招一个靠得住多了啊。”
我想想也是，于是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给局领导打了个报告。希望能招小何来水生室，并说明理由：第一，实验室里不能都是博士和硕士，而是要由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辅助工人三种体系的人按一定比例搭配才能搞好工作。第二，小何是我们考察过几个月的人，要这样的人比较理想。
很快，一个多月后，批文就下来了。人事处的吴处长笑着对我说：“嘿嘿，这些年来还没有谁敢点着名字要人的，你是第一个！不过，大家在讨论时也认为你跟他非亲非故，只是从工作角度上来说事，也没有错。”小何也很惊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到这样的单位来工作。
二零零四年，负责实验室后勤工作的小杨因患风湿，不适合做大量洗瓶子、试管之类沾水的工作。几个人都来对我说：“江老师，再招个工人来吧，要不小杨洗东西会很难受的。”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加人可不是好办法。摇摇头说：“这样不行啊。你们想想，如果招来一个工人来洗瓶子，短期内好像可以解决问题。但时间久了，大家之间有了感情，他肯定会知道是因为小杨不能做洗瓶子的事才叫他来洗瓶子的，无疑会在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如果时间再长，他也不幸得了风湿，那就更麻烦了。这不是彻底决问题的办法！”
我觉得应当想办法尽量减少洗涤工作量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配细菌培养基的平皿和稀释病毒用的试管就占了百分之七十的洗涤工作量，我把它们都换成了一次性使用的塑料器皿。玻璃吸管也采用自动冲洗装置来完成，根本不用接触水。这样，就只剩下研钵等很少的东西需要洗，而且也不用每天去洗了。这样处理以后，不是比增加人的办法要好很多吗？
从武汉水生所到深圳动检局，我一贯的思路就是：如果工作需要六个半人来做的话，我宁可只要六个人，而不要七个人。人虽然惰性很大，潜力其实也很大。这样，经过几年的磨合，水生室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六人团队。一直到我退休，水生室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阵容。虽然有时候任务突然增加了数倍，但我们都能想办法克服来完成这些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