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殇曲，几遍下来，不禁落泪，我很少这样。闭着眼睛，想到我和妈妈绝别的场景，我的生母，那一幕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母亲在36-37岁确诊晚期胃贲门癌，发现时就是喷射性呕吐，她当时还跟我开玩笑说，这些食物怎么哪？症状出现后去医院查诊，Virchow淋巴结穿刺确诊，已经失去了任何手术指征。武汉所有医院不能收治，家里还是想治她的病，父亲就陪她去公安县寻求中医的治疗，听说那里有个神奇的医生。父母只好决定将我从武汉送回天门老家，当时临近夏天，我光着身子睡在凉席上，母亲在我身上不断抚摸，从头摸到脚，久久不愿离去。她是怕吵醒了我，以这样的方式绝别，我其实沒有睡着，我至今还感觉母亲在摸我。
母亲去公安县后三个月就没了，父亲问她是否希望见儿女们最后一面，她拒绝了。她希望留在儿女心目中的是一个年轻向上的母亲形象，她的短暂人生里拥有从洪湖到荆州中学再到天津大学的土木工程师的风采。
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天门的伯伯弄了辆卡车带着我们去奔丧。伯伯回忆说确实不应该让孩子们看，他看后都倒退了几步，我估计恶液质的病人面容已经变形了。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不知道卡车会把母亲运至何方。他们后来决定，在途中的沙市殡仪馆火化母亲的遗体。我还能挺住，但是只有7岁的妹妹在殡仪馆里放声叫妈妈，哭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
母亲的命运相当曲折，她出生于洪湖的一个拥有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在婴儿期就被我一直称为外婆的人家领养。在我们家里外婆称为嫁嫁，袓母称为婆婆。外婆和外公当时没有孩子，视母亲为己出，疼爱备至，舅舅是后面出生的。母亲年幼时就隐约知道自己可能不是亲生的，她与弟弟和父母长得都不像，邻居也有指指点点，因为他们都在洪湖新堤镇。母亲在临终前变得坚强起来，她硬是开口希望外婆能告诉她真相，这事当时令外婆难堪和不愉快。中国文化里面始终有些不坦然的东西，难道是缺乏信任或安全感导致的？西方在这方面要好得多。
母亲天性安静而深沉，充满智慧，外婆也培养她，使她能在洪湖的选拨考试中被送到荆州中学去读书。那是当时荆州地区最好的中学，各县的优秀学生只有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读。父亲是从天门考去的，他们在那里相识与相恋。
母亲从湖北县城，小小年纪离家去重点中学，再考上拥有中国首所大学之美誉的前北洋大学的天津大学，这在50年代末的中国是相当值得骄傲的事。她学的土木工程又是天大最强的专业之一，与同济和清华列当时的中国前三甲。我这咨询师恐怕不会建议她这样在理科方面见强的女生，去学这个需要长期离家的专业。我们家里还有她所学的《公路学》或结构等方面的教科书，她的胃癌恐怕也与她长年在野外工作相关。我十分感谢母亲带着我走了好多地方，这对我开拓眼界十分重要。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对我的成长历程有所触及：
“我在文章里喜欢用“传奇”来形容少见的人物，现在想想传奇二字也应该用在我自己的身上。这种说法一点不夸张，成不成功只是一个方面。原因是在中美两国的文化里，很少有像我这样在十八岁之前反复辗转的人，我曾在湖北洪湖、前后数次的湖北天门、湖南长沙、四川的某些工地、十堰工地和两次的武汉等地成长。
必须强调，那是中国在资讯特别是交通十分困难的年代，我还记得当年在船上几天逆流而行从武汉经三峡去重庆的情景，船在狭窄到无处可走时才慢慢看见前方的水道，当时我只有六岁。在工棚里妈妈为我洗澡，我开始害羞，因为外面都是人。她便告诉我，亮处看不见我们工棚里的暗处，我不仅学到光学知识还知道社会感知的相对论，有位名牌大学毕业的妈妈真好。我几次离死神并不远，在天门趟水差点淹死，幸好有玩伴救我；在十堰工地，我的鞋陷入深泥中，自己差点被工程车撞到”。
母亲生我在她的故乡洪湖，据说当时是专门回去在家里生的，接生婆到家里的那种。她始终是忙碌在工地的土木建筑工程师，我妹妹就是在贵州的工地出生的。妹妹这样告诉我：“贵州工作环境当年太艰苦了，不去不知道，她走的太早了，这几年想念的更多，我们都要好好的，这是她希望看到的！”。母亲去世后，外婆每次见到我们总说她女儿的命不好。
母亲生我后就把我带到了湖南长沙的建筑工地，天门的婆婆出远门，到长沙帮儿媳妇带我这位长孙。这是长孙才拥有的待遇，可惜好景不长，遭遇婆媳不合。不识字的天门的婆婆与这位读过大学的儿媳妇意见经常相左，从生活习惯到养儿哲学或世界观都不同，老人家甚至威胁自己走到车站回天门。婆婆先回天门后，母亲一人在工地带我实在不行，大概在我一岁的时候送我回天门，跟祖父母和堂弟妹一直长到6岁。
母亲觉得我己经需要出来受教育了，便决定独自带我出来随她去各种工地。我们父母那代人肩负着建设中国的任务，特别能吃苦。我现在十分感谢母亲帶我出去看世界，她没有以自己工作繁忙为借口不带我。我们的第一站是四川深山的军工地，至今还记得逆水从武汉到重庆经过三峡的情景，船在几乎绝望的狭窄水道中行使，待开近了我们才发现周围的水道比船体宽，船能开得过去。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帮助父母看行李，小时候那码头真是高啊。我后来又随母亲去十堰，她在那里帮助建二汽，我的小学是在工地开始的，差点被车撞死。好不容易我们回到母亲在武昌中南路的公司总部，住母亲分的单元房，读付家坡小学，那是武昌特别好的文化区。我还时尔与玩伴去武大采桑叶，可惜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她就病倒了。
母亲总是一个人带着我，父亲一周才回来一次，所以我很多的处事哲学都是来自母亲。母亲鲜少打骂孩子，除了这么一次。当时我们已经回到了中南路，母亲给我两毛钱去买个蛋糕吃。
回来后母亲问：“蛋糕买了？”，
我说：“是的，你看！”，
她追问：“钱都花了？”，
我说：“是的，二毛钱一个”，
她说：“这是小的，只有一毛钱一个啊”。
我当时傻了眼，她沒有说任何话，但是长时间瞪着我，死般地宁静得有威慑力。我马上把私吞的一毛钱拿了出来，她可是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
如果是在肿瘤治疗日新月异的现在，胃癌发现得早，活十几年的病人多得是，母亲是应该可以活到我大学毕业的。祖母当年得到噩耗时哭述道，活着即使在家里不上班，孩子们也会有娘。母亲走时我才11岁，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当他满11岁的时候，我曾特地去摸他的头，感触我是这么点就没有了母亲，我妹妹更小。
感恩好友华大MD和斯坦福老爸的留言，翻出的中文会感触不同，就放英文原文：“Tears in my eyes and my heart broken for the little boy [流泪]. The beautiful young mother definitely blessed her little boy. So much love that she still blesses him as of today and beyond....RIP[玫瑰]。Yes, she still touches your skin, your body, your soul!”
现在谈点引起我写这段回忆的大提琴曲《殇》。我对杜普蕾的传世琴艺与悲伤故事有所了解，读过不少，包括她的指挥丈夫和她自己都拥有的婚外情。免疫系统不但打击她的神经鞘膜使她那双灵巧的手停止了运动，她年仅42岁死于MS (多发性硬化症)。但是这《殇》被张冠李戴了，这首优扬而凄美的大提琴曲与杜普蕾没有关系，更不是她演奏的。这是近年来我发现的少有的Hoax (愚弄), 虽然配上她的故事格外引入注目。
杜普蕾是1987年去世的，这首《殇》是2002年由台湾音乐人徐嘉良创作的。我开始不知道整个曲目有多长，这个主旋律最原始的出处是作为电视剧《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歌曲《太多》，随后被别的电视剧借用。中国现在了不起了，我听此曲无数遍，总以为出自某个古典名家（舒柏特或门德松）的交响乐片段，真沒有想到来自台湾的徐嘉良。
重新配乐改编成大提琴曲也是一种再创造，为音乐人GALON完成的，与《太多》很不同，最后由韩惠云演奏成这肯定将会成为经典的大提琴曲。现在的《殇》出自《太多》的主旋律，着重那悲伤的情节，但是作为标准大提琴协奏曲的长度似乎还不够，可能还需要对《太多》的其他旋律进行再创造。《太多》整首歌曲还可以，绝对达不到广泛流传的程度，它应该是西洋乐器再创造民乐的典范，这里主要是大提琴和钢琴代替了《太多》的轻音乐。
徐嘉良曲，GALON改编，韩惠云大提琴。
《殇》来自《太多》-陈冠蒲原唱
《殇》来自《太多》-孙露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