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人党”要挖到羊群里去。滕海清主政内蒙古之后，在他手下成立了一个办公室。这个“滕办”设有主任，还有几个秘书。它在事实上已成为滕海清的专权机构。这个“滕办”的秘书们狂妄滥权，扬言要把“内人党挖到蒙古包里去，挖到羊群里去”。他们说到做到，很多牧场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的羊群、牛群、马群，被没收、赶走以至死亡，牲畜大量减损。苏尼特右旗优良白马纯种从此断绝。
锡林郭勒盟有一个旗党委组织部长，被长期关押刑讯，在第285天，终于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1955年参加了“内人党”，1956年参加了“沙窝子党”，1959年参加了“自由党”，1961年参加了“团结党”，1963年参加了“统一党”，1964年参加了“青年党”，1965年参加了“成吉思汗党”。骑兵五师战士郭建奇，当他被抽打到1600次之后，请求去了厕所之后割开肚皮挖出还在跳动的心脏，申诉：“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红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乌拉特后旗干部吴青云，受刑难熬，为了剖白心迹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招致舌头被割掉。
内蒙古地质局区测队革委主任深夜召开秘密会议，部署零点行动。全队查点，共有8名蒙族职工。于是编了24个行动小组，分别负责抓人，抄家，审讯。他们认为蒙古人都是“内人党”，是蒙古人就抓，只令他交代罪行。专业战斗队人员昼夜三班倒，发加班费，个个积极争先，打出成绩火线入党。各个专案组用刑各有花样，敢下毒手。打死了人，大年初一送尸回家，将“反革命”交给他爹娘。
阿巴嘎旗有一个牧民老太太被批斗多日，追逼交代“内人党”。她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折腾她，后来听出大意是向她要“内人党”这么一个东西。于是第二天起大早就把自留牛赶往供销社去卖掉。然后将卖牛钱放到柜台上，要买“内人党”这个东西，回去好交任务。售货员哭笑不得，说：“我们这里没有内人党，也不卖内人党。”老太太非要买一个，多少钱都行。售货员没有办法，找来一个会蒙语的人给她解释“内人党”是非卖品。她这才怏怏而去。
（五）挖“内人党”运动的收场。 1969年2月，在即将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滕海清为了向党的“九大”献礼，迫不及待地将武斗逼供信打出来的口供编串起来，拟成汇报提纲向中央报功。滕海清在向中央邀功请赏的同时还举办了一场“内人党罪证展览”，令各级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专政指挥部组织群众参观。而这些触目惊心的“内人党罪证”，全是编造出来的伪证。
在车轮战武斗逼供信形势下，挺不过而承认自己是“内人党”，那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承认之后还必须交代上线是谁，是什么人发展你的，你又发展了哪些人，这就较难了。给自己扣反革命帽子，自作自受，容易做到。可是把别人也拉进来，那是最为痛苦之事。然而为了保命顾不了许多，被咬的人也都能理解。最为过不去的一道关是交代证据。很多人是在被逼索证据的过程中死去的。乌兰察布盟副盟长达瓦受刑不过，将《光芒》牌烟丝泡进水里，然后把白纸放进烟水汤里，再行晾干，显示陈旧之后，将“内人党”党徒名单写上去。他把这个泡制的名单交到专案组。领导人信以为真，喜出望外，立即作为战功向上报捷，受到滕海清的嘉奖，并作为“罪证”展出。
1969年的元旦、春节，内蒙古千里草原，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广大受难者及其亲属，是在呻吟痛苦中度过这个年节的。此时滕海清的“挖肃”运动达到巅峰，最后向“内人党”冲刺打歼灭战。
随着运动的高压残酷，反抗行动也愈来愈激烈。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不向咫尺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千里向南赶往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原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当警卫营长的齐宝荣，文革前调入内蒙古军区，在步兵30师一团任副团长，被打“内人党”后第一场批斗会就被踢掉肾壶而死。他的妻子直奔沈阳军区找陈锡联司令员，通过他上报中央。
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建，1968年秋初中毕业，与同学们一起下放到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听大队革命委员会介绍运动形势，全大队只有三户是红的，其余全是“内人党”黑户。她将牧区见闻向其伯父伯母写了信。看信的周恩来觉察到内蒙古的问题严重了。
196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毛泽东打算用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然后结束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到19日中央政治局四次接见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严厉批评了滕海清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错误，指出滕海清没有接受江西苏区打AB团、鄂豫皖打改组派的教训。中央指示滕海清挖“内人党”运动立即停下来，平反、放人，落实政策。
（六）平反落实政策的艰难与反复。1969年5月22日，中央对内蒙古挖“内人党”、打“叛国集团”的“挖肃”运动以（69）24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区、市。内蒙古干部群众将这个文件都叫“中央5·22指示”。文件以醒目黑体字标明毛主席批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
滕海清是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中央叫他自己纠正错误，他却思想不通闷坐不动，未能做到在中央指示的第一时间内平反，放人。于是误伤受害者“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亲属、朋友、“批滕派”往出抢人，组团上访围攻批判滕海清。滕海清索性躲起来，不主持工作了。结果挖的和被挖的形成两派，对立起来，局势失控了。
1969年12月19日，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率领部队执行军管任务。于是，刚刚启动的平反落实政策工作停下来了。误伤受害者的抚恤、医疗、生活困难补助等项工作也都停顿下来了。一些重点人，又再次抓回去继续审查。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兴起后，广大误伤受害者的群众冲破军管的压制，强烈要求平反落实政策，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内蒙古局势又出现动乱。这时的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坚持毛主席批的是“扩大化”，拒绝彻底平反。因为“扩大化”是个模糊概念，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误伤受害者甚感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惶恐不安。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彻底否定了“新内人党”的存在。中央指出，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