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唱歌的缘

我与唱歌的缘



（70 年代我们兵团三连宣传队全体队员合影）

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会对某些事物产生兴趣和喜好，我与唱歌结缘，源自于那个无聊迷茫不知所措的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闹革命了。该上学的我和该教书的父亲一时成了游民。父亲被指派到样板戏剧组发挥其艺术特长：拉京胡敲板鼓。现在想起来好不荒唐可笑，医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不攻医学不务正业，煞有介事地排演起整场的“样板戏”《红灯记》，还正儿八经地谓之为工作需要。

父亲带着失了学无所事事的我混迹在剧组中。那时人与人之间彼此存着戒备，

说话特别留神，“祸从口出”吗？因是小孩子，相处简单轻松，这些医学院的老师学生们

排练闲暇时都好逗着我玩。

医疗系唱李铁梅的王杏玉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她聪明漂亮，嗓音圆润，身材也好。暗暗地模仿她的唱腔身段，不知不觉中我也能哼上几段。

一天，她见我在一边悄悄转腰扭头，笑嘻嘻地走过来说，“你唱给我听听，我来教你。”

“好的。”虽然有点难为情，但偶像许诺教我岂能错过？壮着胆唱起来。不知唱得好不好，但真使足了力气。

“唱得蛮好啊。”她笑咪咪地夸我。

“刘老师，你家女儿的嗓门很亮哩，是块唱样板戏的料。”她对父亲说。

也许她只是逗我玩。但于我那颗天真单纯的心，这番夸赞非同寻常，她点燃了我喜欢歌唱的激情。

为不辜负偶像的夸奖和自己的亮嗓门，我开始用心模仿。我把那个年代能听到的样板戏几乎学了个遍。白天黑夜地唱啊唱，连夜里做梦都在念念叨叨。外婆笑我，“你中魔了。”

是的，我迷住了歌唱，唱歌给我无所事事的日子添了光彩。歌声里藏着一个少年天真浪漫的梦，我期望有一天成为聪慧优雅的大学生，像我的偶像那样站在挂着红丝绒幕帘的大舞台上表演。

后来剧组解散了。听父亲说，因为上医派系争斗，出生资本家的王杏玉挨了批判，莫名其妙无声无息地被跳楼自杀了。她死得很惨，传说死前身体惨遭蹂躏。活泼泼年轻美好的生命消失了！我那还没来得及做完的梦与消逝的她一起落入尘埃里。多少年过去了，有谁还记得那个可爱无辜的人？可她的脸庞她的笑容她悦耳动听的歌声却永远留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

原以为自己不再有兴致唱歌了。没想到在寂寞苦闷的“修地球”岁月里，演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竟成为知识青年追求进步的一种手段。

那时我在安徽兵团务农，为活跃连队职工生活，也为与周围的农村公社搞好关系减少邻里纷争，连队经常组织宣传队在队里或附近农村巡回演出。安徽农村贫穷落后。打麦场上的空地便是舞台和剧场，当时还没有通电，不可能有麦克风。声音能传多远全凭个人嗓门。嗓音洪亮的我有了用武之地。我被选为三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后来担任一连宣传队的队长。

有幸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一种社会认可。能被宣传队接纳，意谓着我在寻求进步的旅程中迈进一步。

宣传队需不时地参加脱产排练和演出。脱产意味着免了“头顶黄土背朝天”的劳苦

。尽管不下地

的特权有限，能躲一天是一天。如此心境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们方能体会。

在那思维混乱疯狂极端的年代，尽管“劳动人民”被称为最光荣的群体。但现实“劳动”本身却是众所周知的一种惩罚形式。殊不见哪个反动落后分子干得不是最苦最累的工作？

作为知青，“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认知已让我彻骨的无奈无助，且又顶着“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可悲印记，在脏活累活中寻求救赎是我无可奈何的归宿。由衷地感谢宣传队！是她给我带来点点滴滴的解脱和快乐。

当下地出工的人们路过饭堂，从窗子里探进头来，望着穿着鞋袜风不打头日不晒脸

正在排练歌舞的宣传队队员们，人人流露出情不自禁的羡慕和赞赏：“有文化有特长就是好啊！”那眼神那话语，让我总算感到些许作为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那种被认可和尊重的心灵满足。

为生存而唱歌的日子早已翻篇。如今的我仍然爱唱歌在唱歌，当然今非昔比，

心情完全不同。无欲无求，纯粹因个人喜欢，因享受着歌唱的情趣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