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九民运的一点学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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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九学运的见证文字其实很多,但每一份都有独到的价值。不过,我认为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亲历者也应该尝试跳出个人经历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的学理角度来分析这场运动。

这样的研究其实也已经不少,但我希望简要地提供一点学理角度,供亲历者思考,并在这个框架里重新整理当时的经历和记忆。

我的看法是,运动的初期是一场自发性极强的集体行动,最初的动因有很强的情感因素,这些情感因素包括对1986年学运挫折的不满,对腐败的痛恨,对胡耀邦的同情和悼念,在悼念时期应该是情感远远强于理智的。

但是,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如果要持续,必然转为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这个过程的标志就是在学生会,团委,学联这类原有官方体制之外,建立了其实也多少模仿原有体制的,平行的高自联组织。但是,高自联自始至终都是地方性的,从来没有全国性的高自联。

下跪递交请愿书,是经典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社会运动的,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幕。

运动的激进化是以绝食为标志的。绝食行动事实上绕过了甚至是绑架了比较理性的高自联,成为一个更为情感驱动的激进行动组,以自虐,自我牺牲,占领道德高地的方式向当局施加压力。

到中后期,由于组织化和高度情感化的交织,具有个人魅力,有煽动性的学生领袖必然会出现。没有这样的人,运动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多数普通参与者应该是被煽动和影响后卷入,其中也有很多同学关系这类因素。因为这些学生领袖并不是有经验和现代民主训练的职业政治领袖,而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凭借自身的勇气和热情,或者说就爱出风头的冲动,短时间脱颖而出,肯定都有自身的弱点,但他们起到的领导和协调作用还是很大的。

一旦以大规模绝食为核心运作,处在全世界媒体的注目下,被全国人民声援,被各种势力介入,而诉求又不可能得到满足,运动就已经走向了难以妥协的僵局。另外,到这个时候,学运和绝食行动的领导层,即使是原来的一群热血的学生,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利益,理性的算计,以及对资源(比如大量的捐款和外逃的渠道,接触外国媒体的机会)进行支配的能力。这个过程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他们最初也没有这些,也许也没有想过会拥有这些,但后来事实上还是成了一个受到特殊保护,拥有特殊资源的特权阶层。很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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