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引号里的文字，如没有专门说明，都引自《德国印太地区战略大纲》(注)原文。
自从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这延续一个世纪以来的超级大国，对外政策作了很大调整，最大的调整就是对华政策。自此双方抗争从外贸和经济抗争，蔓延到整个高科技领域封锁，甚至关闭中国领事馆、南海军事对峙。
欧洲各国从旁观中美贸易战，甚至反感美国外贸政策的改变，到自己都改变了对华政策，例如法国2019年5月推出《法国印太国防战略》(The French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德国2020年9月2日推出《德国印太地区战略大纲》(German Government policy guideline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都是间接的、负面的针对中国。
再加上五眼联盟对华政策的强硬，中印边界冲突，俄国虎视眈眈，曾经受惠于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沉默旁观，甚至想借机抵赖欠款，都叠现了当今中国的外交环境、经济环境的空前恶化。这既是国际局势和世界政治和经济比重的改变而引起了西方对华的担忧，也有中国本身的原因，遇事不能都简单地说一句“责任在对方”来敷衍了事。
*** 西方社会对中国政策的改变 ***
西方对华政策的改变，简短来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美贸易战
基于美中贸易的严重不平衡，2015年美国外贸逆差居世界第一(-8030,3亿美元)，其中最多的是对华贸易逆差(-3657亿美元)。原因之一是中国对美关税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关税(几倍到十倍)。但美国不仅对中国提高关税，也对欧洲和美洲各国提高关税。通过这些措施，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到美国爆发新冠病毒之前，美国失业率达到30多年来最低，股市提到了50%多。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调整关税，对美国本身而言是赢家，中国、欧洲各国成了输家。
同时，因为许多美国产业来到低工资成本的中国，美国企业因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赢利，但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工人失业。所以特朗普通过提高关税，吸引美国企业回到美国。但这点事实上收效不大，那些企业搬离到其它亚洲国家，但对中国经济还是伤害很大。
第二阶段：南海争端
70年代发现南海有油气田，南海沿岸国家开始争夺南海岛礁，岛礁的归属与欧美毫无关系。但9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水路运输，25%还就是通过印度洋-南海水路……南海的自由航行涉及到亚洲、欧美、甚至澳洲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从来不插手南海的岛礁纷争，奥巴马向中国表示，希望南海诸国和平地解决南海岛礁归属，“只要”不影响海上航行即可。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也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
中国居于南海北岸，但中国认为几乎整个南海（九段线内）都是中国领土，这点无论从传统国际法还是现代国际法都较难被人接受。中国不仅填海扩建岛礁，美国根据卫星照片声称，中国在岛礁上有军事设备。也就是说，因为中国认为这是中国领土，可以强行要求所有船只进入南海都必须得到中国许可。如果中国军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切断南海海路，这点是欧美、澳洲、南亚所有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
美国派遣军舰前来南海宣示，认为南海是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而不是中国领土。接着英国、法国派军舰前来南海宣示，甚至2019年10月德国都打算派军舰前来南海。澳洲、新西兰等国参与了美英阵营举行南海上的联合军演，等等。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的军费提高了85%，整个印太地区提高了50%。
为了南海的自由航行，美中都可能兵戎相见，所以现在已经谈不上什么贸易谈判、经济互利了，美国从原来的贸易战，升级到在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全方位地围堵中国，以削弱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
直到今年8月5日，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坦承：“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也就是说，首次承认南海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家园，而是所有沿海地区人民的家园。但愿这样的思路能让涉及南海争端的国家缓和一点气氛。
第三阶段：香港问题
南海争端中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是美国和东盟各国，欧盟没有选边站——法国从来就与英、美不和，还曾一度退出北约。德国也不支持美国，照样与中国交往，购买俄国油气，美国一气之下把1,5万美军从德国撤出。所以在中美贸易战中，欧洲是唯一值得中国争取的合作伙伴。但香港问题，从港府推出“送中条例”，到中国推出“国安法”，被打脸的是英国，引起愤怒的是整个欧盟国家，就连很少关注国际政治的瑞士都气愤得发言了，欧盟各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180度改变。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中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大部分永久割让给英国——同时代的《中俄北京条约》将海参崴永久割让给俄国。直到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才将九龙北部与新界租借给英国99年。按照这一法理，1997年英国只要归还给中国九龙半岛北部与新界即可，其它部分属于英国，就如俄国不可能将海参崴归还给中国。尽管如此，英国将整个香港归还给中国。英国希望归还主权，保留治权。中方要求英方与中方都不要治理香港，让香港人民自己治理自己，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双方都必须遵守的国际条约而报联合国备案——这就是后来说的“一国两制”，而且许诺50年不变。
为此，香港一直享用英治时期、即英国的国际待遇，例如赴欧美免签证，尤其是出口到欧美的商品免关税，香港也是亚洲金融中心。但这次推出的“国安法”(包括之前推出的“送中条例”而引起的香港骚乱)，欧美指责这是在破坏《中英联合声明》，是香港法制的严重倒退(香港大陆化)，所以香港被取消了许多原有的国际地位。
在香港事件的阴影下，中国想打开欧洲局面很难。
第四阶段：新冠病毒蔓延
这上述的欧美对华政策的改变，还只是局限在政治家层面，老百姓根本不关心。而新冠病毒的蔓延，才真正改变了整个欧美民众、从而彻底改变了欧美政治家的对华态度。
西方都是从世界卫生组织WHO那里获得中国病情信息，那里的信息都由中国官方给出。例如到2020年2月19日，整个中国的死亡人数只有2006人，所以西方各国都认为这个病毒不是这么严重，各国政府都不重视。直到病毒传到这些国家，受感染和死亡的人数如此之高，各国都认定中国提供的数据有假。如果早知如此，他们早作防备，或许情况会好很多——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满之一。
疫情爆发后人们才发现，全世界绝大部分口罩都在中国生产，尽管那些厂家可能还都是美国的(3M)，于是匆忙向中国订货。结果，第一批8万只口罩质量合格，而第二批11万只全不合格，吓得德国政府马上叫停。挪威卫生部向中国购买口罩，付款之后得到的口罩居然全不合格，几百万欧元付之东流，那位女部长感到有愧于国人而立即引咎辞职。荷兰、捷克等全都发生类似事件。最令人痛心的是意大利，曾经顶着欧盟压力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意向书，这次却成为新冠病毒的欧洲重灾区。过后中国派了专机前来，带来25万只口罩，其中5万只是赠送（之前意大利赠送给中国5万只），另20万只是意大利政府购买的，结果在媒体上被大加炒作，意大利卫生部长在记者会上气愤地说，送来的东西就是为了做广告。——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满之二。
新冠病毒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天文数字的经济损失，死亡几十万人——美国媒体说，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迄今所有阵亡的人数总和。许多民众失去健康，失去工作。但无论西方媒体还是西方民众，很少有人在公开场合埋怨中国的，直到现在都没有。但中国没有向西方民众表示过一点歉意，甚至没有依据地谣传病毒来自美国，以至于特朗普一气之下说这是“中国病毒”，点燃了欧美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怒气••••••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满之三。
那些本来倾向于中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或党派，现在谁都不敢再为中国说一句好话，谁说谁下台。
以上这些，笔者无意讨论这些中国政策的对错，只是描述这些政策带来的影响，想来制订这些政策的学者和政治家一定事先就预计到这些后果，而且准备承担这样的后果。
*** 德国政府推出印太地区战略大纲 ***
这十几年来，德国一直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保守党)和社会民主党(工党)联合执政。早在2008年，基民盟就推出《印太战略白皮书》，里面谈到德国与任何国家政治和经济交往时，要考虑到对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所以，要尽可能与印度合作，减少与中国合作。当时笔者还与该白皮书执笔人、议员Ackert von Klaeden询问交谈，然后又找到一位自由民主党议员，他马上反对，自由民主党推崇的就是经济自由，反对政治干涉。而社会民主党也不太赞同这样观点。所以这次基民盟修改后的《印太地区战略大纲》，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同意。
但这次中国外长王毅来访德国时，德国外长马斯还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搞得不太融洽，两位部长9月1日刚会面结束，9月2日德国政府就颁布了《德国印太地区战略大纲》。这份大纲(注)长达68页，分两大部分：
一、总结(P6-13)：政治与经济利益，基本原则，具体实施倡议。
二、各个领域分述(P20-68)：环境保护，和平与安全，人权与法制，自由贸易，数字时代，文化和教育。
亚太地区(Asia-Pacific)，狭义上指东亚、东南亚等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上的各岛屿。
在亚太地区的基础上再纳入印度洋沿岸和印度次大陆国家，就形成印太地区(Indo-Pacific)。国人通常使用“亚太地区”概念，而欧美使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概念。
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表面包含了中国、(印度)、日本、越南、泰国等40多个国家，其实隐形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因为太平洋上有许多美属、英属、法属岛屿——这就是为什么美、英、法这么关注印太地区。
例如法国自称自己是印太地区大国，因为那里有七个法国海外省和海外领地，46万平方公里国土，900万平方公里经济专属区，居住着160万法国公民，驻军7000多名法国官兵。
《大纲》中一方面肯定了印太地区有年轻和受到较好教育的人民，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全世界国民总产值的前三名美国、中国、日本都在那里，不久后印度将成为第四名。全世界33个巨型大城市中，印太地区占了20个。
《大纲》另一方面又指出，尽管印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内部还算稳定，但从政权交替中可以看到其政治结构的不够完善，一些遗留的冲突影响了稳定，甚至搞军备竞赛。好在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如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法国、以及南海沿岸的东盟十国，正在逐步纳入国际规则。但他们在一些具体的领域还是有分歧，尤其是否要接纳中国进入这个合作大家庭，分歧更大。
“中国是一个区域性大国，逐步地成为世界性大国，但中国经常不遵守国际规则。”
其实早在2016年6月29日，欧盟外交负责人Federica Mogherini就向欧盟各国首脑推出、并获得一致通过的欧盟的外交与安全全球战略：“欧洲幸福直接与亚洲安全挂钩。”也就是说，没有亚洲的和平就没有欧洲的幸福。
2018年5月28日欧盟推出项目“加强亚洲内部和(欧盟与)亚洲的安全合作”(enhanc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nd with asia)，项目文本所提到的八条也可看作欧盟的亚洲政策大纲，这些项目主要由德国与法国资助，首先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南韩和越南五国开始。
可见，欧洲各国的学界与政界早就预料到，亚洲将成为世界下一个火药桶!现在不幸言中：中国周边的东海危机、南海危机、中印边界危机，就是在这一、两年中爆发的。南海诸国都在购买武器，例如日本一下购买了150多驾F35战机，装备四艘准航空母舰;印度向俄国购买1000多辆坦克、向法国购买几十驾战机。
2017年德国政府推出的政府执政大纲中就提到德国的外交政策：阻止危机，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自2014年以来，德国政府为此投入到印太地区的费用就达1.29亿欧元。例如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Mindanau)基督徒族群与伊斯兰教族群之间发生暴力冲突，德国出面调停和资助，让双方放下武器，通过职业教育等让那些士兵重新回归社会生活——德国已经成为印太地区受人信任的伙伴。
德国积极参与北约项目“伙伴遍布全球“(Partners Across the Globe)，联络印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南韩等国家，工作重点在网络安全、海上安全、人道救援、自然灾害救援、抵制恐怖活动、监督军火贸易，以及妇女、和平、安全等主题。与各国交流信息，经常举行这类海上演习。
因为印太地区的动态发展，改写未来世界秩序的主要是印太地区。“德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国家，一个致力于维护国际规则的国家，德国(联合欧盟)对参与印太地区动态发展、建立印太地区规则、即国际规则落实到印太区域中，有很大的兴趣。”
*** 以国际法为主导的印太政治合作 ***
“印太地区有三个核武器国家(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和拥有核武器计划的朝鲜。还有与太平洋接壤的美国和俄国，在印太地区有领土的法国和英国。除了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争斗，还有许多有争议的国界，内部的和跨境的冲突及难民潮••••••都会影响国际稳定和我们在那个区域的利益。”
冷战时代，东方以俄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华沙条约国)，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北约国)。而现在即使出现俄美冲突、中美冲突，至少俄国或中国不可能组建出一个多国联盟，所以不可能再形成冷战规模。
“与冷战时期不同，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用在两个阵营之间选边站，或完全依赖于一方。所有印太区域的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某个经济、(安全)政治结构。”
华沙条约早就寿终，但北约依旧存在，在国际舞台上还很活跃，成为国际警察。所以俄国或中国对付美国，对付的不是美国一国，而是对付整个北约30国，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许多国家（如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没有参加北约，却是美国的盟国，如果美国“挨打”，他们也义不容辞必须出手。当然不用直接参战，分担费用即可。
911事件美国将之解释成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的“侵略”，所以美国攻打恐怖分子老巢阿富汗就成为“自卫”，成为所有北约国家必须出钱支持美国的战争——所以俄国或中国在经济上很难应付美国，当年的苏联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军备竞赛上被美国拖垮——美国一枚战斧巡航导弹大约159万美元，每次上百枚齐发就达1.6亿美元;中国一枚东风21D中程弹道导弹仅仅造价就约1.5亿元人民币，俄罗斯的白杨M洲际弹道导弹，仅仅造价1.5亿元，再加发射设备等价格2亿美元••••••
但北约中也不是个个听美国的，美国游说欧盟国家不要购买华为的5G设备，欧盟的轴心法国和德国就是不表态。直到这次新冠病毒发生后，就在王毅外长访欧期间，法、德才表示不排除华为、但出于信息安全考虑尽量使用欧洲（诺基亚和埃里克森）产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理事会成员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苏联——发起人美国没有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类似的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自然把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剔除，美国就力挺中国替代日本成为常任理事，苏联反对，最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
现在已经近70年过去，德国“将与印度和日本共同努力，来改革和加强联合国安理会，希望能够成功。”这个“改革”中包括，德国、日本、印度也想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正在力挺日本和印度，中国当然反对。
不要误解了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在民主与人权的根本价值观上，他们是一体的，只是采取的行为不太一样：美国反感哪个国家，就立即与对方断绝往来，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陷死对方;而德国可能也反感哪个国家，但坚持与对方保持交往，保留对话渠道。所以许多国家看到德国提出请求，还总要给德国三分面子，德国已经连续三年荣立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第一位。《大纲》中提出要致力于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这或许就与美国对这两大国际组织不满、甚至退群有关联。
当然，这次真正引起中国与欧美（不仅是美国！）矛盾激化的是南海问题。
“每天有2000多艘货轮将货物运过印度洋到南中国海这个针眼。破坏这条海上商路、以致中断这个将货物来自和送往欧洲的运输链，将会给人民的福祉和供应带来严重后果。”
“德国外贸的20%、高达4200亿欧元的货物是通过海域运输，居于世界第五位。所以，南海的自由航行也是德国的利益。”其实，南海对中国也同样重要，中国70%以上的原油出货就是通过南海。
2018年10月，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现任的欧盟总理冯德莱恩在访华期间，在北京国防大学做报告时，就重点告诫中国不能将南海军事化，千万不能影响南海的自由航行。
那如何解决南海争端，当然没有人希望采用军事方式，而是通过政治途径，依据国际规则。
“基于法律规则的国际秩序：即使在印太地区也不容许采用弱肉强食原则，而是以法律为准绳，这点也适用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航线。作为海洋管理与合作框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以及其所确立的航行自由，应具普适的法律效力，德国愿意为在该地区实施这样的规则和标准作出贡献。”
传统国际法：自古以来，各国船只“事实上”都可以在南海自由航行，这是传统国际法、即习惯法所要依据的唯一事实，印度洋和南海是人人可以通行的公海。中国居于南海北岸，从来没有事实上控制和管理过整个九段线内的海域——部分控制过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所以维持几百年的既成事实，即根据实际控制线(Line of Actual Control)，很难说“整个”九段线内都属于中国。
现代国际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减少国际争端，诞生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庭。依照联合国的哪项决议或遵守国际法庭的哪次判决，就构成现代国际法。联合国中还没有做过有关南海主权归属的决议，只有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因为菲律宾起诉中国而做过一次判决，总体上否认南海九段线内都是中国领土，但没有判决具体岛礁属于哪国领土。
就在那次判决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Art.121 UNCLOS），南海上的许多所谓的“岛”，在法律上不能算岛（Island），只能算礁（Islet），它们在自然状况下（不是通过人为填岛）无法提供给人类在该岛礁上生存。“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也就是说，即便哪个国家享有某个岛礁主权，最多享有12海哩的主权区，而不享有200海哩的经济区。
德国在这个领域也很活跃，例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东盟十国扩大的国防部长联席会议（ADMM+），参加印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国际沙龙，参加军事演习。德国还派遣军官参加信息融合中心（Information Fusion Centre），2009年在新加坡成立的IFC主要是交流走私武器、走私毒品、海上恐怖活动等信息。德国以北约身份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南韩（Partners Across the Globe）。德国还担任了联合国制裁北韩委员会主席，所以一直关注印太地区。
德国将“通过具体的国际海洋法项目，来支持制定东盟国家与中国之间的一个有实际内容、有法律制约效力的(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支持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调和联系，也以此提高欧盟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
2020年德国与东盟签署了“东南亚友好与合作协议”(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76)，德国以调停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建立共同行为准则而闻名于世，并以此奠定了德国加深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和共谋东南亚和平的基础。
德国还是军火出口大国——据2020年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全球军火贸易统计，全世界五大军火出口国依次是美国、俄国、法国、德国和中国——所以德国表示“要加强对出口到印太地区国家的军火的监督”。致力于将“国际军火贸易合约”(Arms Trade Treaty ATT)推到印太地区国家——德国的军火出口受到很大的法律和行政限制，禁止销售到有军事冲突的国家——德国要与中国对话，在已经签署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的基础上，再签署有关控制军火的国际条约。
*** 以价值观为主导的印太经济合作 ***
中美贸易战，有人解读成出于中美两国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样说法有道理，但又不完全准确。
一方面，美国抵制华为、跳音等中国电讯产品，说会影响美国的数字安全，这是托辞。如果这些企业的总部不在中国，而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俄国、伊朗、北韩除外)，都不会遭到美国抵制，即使他们的数据安全性还远远不如中国企业。
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在民众与文化方面，既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别，更没有价值观上的区别。
在意识形态上，有人认为中国在搞社会主义，欧美在搞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是一句口号，都有具体的指标。例如自由主义的精华是法制，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制来规范和运行(中国也一直在抓法制)。
而社会主义的精华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欧美、甚至许多亚非国家早已实现了全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老年保障、中小学免费等，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还要全民努力，以达到国际上平均的社会主义水准。
在价值观上，西方人重视的民主与人权，也同样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所有中国人都希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经济上和精神上有尊严地活着(人权)。传统人权就三点：自由，平等，私有财产获得保障——这三点早就写入了中国宪法，没有一位中国人会说，我不要自由与平等，我愿意我的家产被非法没收。
西方经常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尤其因为人权状况而不愿与中国建立正常经济关系的，其实是指在现实中，中国人民是否获得了中国宪法所赋予他们的人权保障。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如果这个国家中的人民得不到人权保障，也就是人的最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这样的经济发展长远来说，会祸害本国人民，祸害世界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发展都远超过其它国家，但后来却对世界毁灭性的破坏。
出于这样血的教训，人们才意识到经济发展必须与人权挂钩，二战后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现代国际法——传统国际法只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颁布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所有加入联合国或签署这些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就是以书面形式对本国人民(!)作出了保障人权的许诺，而且接受世界各国人民的监督。
中国改革开放后，许多西方企业来中国投资，这在西方引起了很大争议。
在经济上，企业方希望来华投资以减少生产成本，产业工人反对把生产线移往中国、而使西方国家本土的劳工丧失工作位置。
在政治上，不希望与中国正常经济交往的就说中国人权状况太差——当时美国每年吵一次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希望与中国经济交往的，就说不能通过隔绝中国、而要通过贸易来促进中国向民主与人权的方向改变，特为中国打造了一句著名的口号：Wandel durch Handel/ change through trade（都很押韵：通过贸易来改变 ）。
现在人们责问那些曾经支持西方与中国无条件经济交往的政治家：现在与中国的“贸易”确实越做越多，而中国“改变”的迹象却丝毫没有发生。所以，西方政治家在对华政策上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压力。
在印太地区、尤其在南海主权争端的几个国家，因为与中国有利益冲突，需要美国的军备支持，所以会站到美国一方。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来华投资最多的是香港，甚至一直延续到2019年，香港来华投资一直占了整个海外来华投资的70%，显然是许多海外投资者不希望直接投资中国，而通过距离中国最近、但获得西方投资者信任的香港，把资金藏在亚洲金融中心、即有法制保障的香港比较保险。现在，西方社会对香港也产生了不信任，亚洲金融中心或许会移向另一个华人国家新加坡，这对西方来华投资是一个打击。
来华作大规模工业投资的要数日本，但2015年后因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与日本磨擦，导致中国的几次反日高潮，迫使日本企业只能逐步地撤离中国，南朝鲜商家乘机大规模涌向中国(可惜2016年遭遇萨德风波后，也遇到规模浩大的反韩潮和禁韩令)。新冠病毒后，日本政府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与中国经济切割，投入巨资来资助日本在华企业撤离中国。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企业本来在南海沿岸各国就有许多投资，发生许多影响，与中国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有竞争。现在美国在军事上、日本在经济上，成为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后盾，这些国家可以不依赖于中国，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与中国竞争，来争取西方的投资。
德国也是最早前来中国投资的西方国家，而且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发展影响巨深。早在中国刚刚开革开放的1978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就在德国政府的鼓动和经济担保下前来与中国谈判，1984年正式来上海设厂、生产大众牌汽车，以此带来所有大众汽车的零部件供货商也必须前来上海建厂生产，由此带来了整个西方工业技术。
但显然德国政府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太满意，早在2008年就开始反思德国的对华政策，提出德国要加强与印太地区的民主人权国家合作，其实就指要加强与印度合作，减少与中国交往。但德国是自由民主国家，市场经济，德国政府对企业界只能起引导作用，无权指令企业到哪里去投资。所以，德国政府指南收到的实际效果不大。但现在时代变了，所以德国这次推出了新版的《德国印太地区战略大纲》。
德国支持多边主义经济和贸易。2019年4月德国外长与法国外长创建了国际平台“多边主义联盟”(Alliance for Multilateralism)，致力于世界政治、经贸、环保等当今国际话题和事件。目前有20个国家响应和参加（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英国，爱尔兰，瑞典，挪威，芬兰，意大利，爱沙尼亚;日本，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约旦;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秘鲁，智利，多米尼加;南非，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哥斯达黎加——怎么没有中国？），2020年来主要关注新冠病毒流行中各国的措施和合作。
“德国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是与两国的生产线为特征的。这样紧密地合作，就需要德国及欧盟企业在中国与中国企业有同等的竞争规则、包括与(中国的)国营企业，要降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栏杆，减少贸易和投资阻力，保障知识产权，不得强制(外资)企业缴出自己的技术。对此，德国政府一直不断地与中国政府交谈。”以上这些可以看作德资企业、或许也是所有外资企业对在华经济和贸易活动的负面清单。
“德国政府坚信，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必须由欧盟总体出面与中国谈判，欧盟与中国签署合理的《投资协议》。所以德国政府支持欧盟去做这样的事。”事实上，欧盟早在2013年就开始与中国谈判制定这样的投资条例，迄今尚未成形。据悉，在今年年底前或许能够签署，尽管中欧的经济热恋期已经过去了大半。
《大纲》中没有提到很多通讯中的5G建设，“为了实现有效的工业4.0，即需要大量的数据量和很高的传递速度，所以无可避免必须使用5G技术。但恰恰数据系统必须符合最高的安全条件。除了考虑安全技术外，德国政府还必须考虑重要的5G设备元件的供应商的可信度。这就要求该供应商必须满足法律-政治条件。”
对照华为情况，技术上“符合最高的安全条件”完全能做到，而杀手锏是还要取得德国政府对“供应商的可信度”。也就是说，即使安全技术很高，以往也从来没有过安全漏洞，还是不够，还要主观性的“可信度”，其实就是来源国制度、价值观等问题：
“在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方面，德国要与印太地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首先是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南韩)建立合作与对话，以加强对信息和通讯的保障，提高抵制日益增多的盗窃信息威胁的能力。”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人工智能AI技术上。
“中国正在努力，争取到2030年在人工智能KI和量子计算技术上成为世界第一。美国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把这个世界分裂成两半，加重了对德国与对欧盟的压力。”
“德国政府非常清楚人工智能领域的挑战，争取让欧盟在这个领域也起到一个关键角色，所以支持欧盟委员会推出的人工智能白皮书。2018年欧盟通过了‘人工智能战略’，以便德国在这个领域保持最高国际水平。”
而在如何选择它国产品或合作者的问题上，“德国政府致力于富有社会责任感地、有利于人类福祉地使用人工智能。在选择合作时，要保障有可信度的伙伴。”——这里，又提到择友的“可信度”问题。
*** 欧盟将与印太地区的中国邻国们建立自由贸易区 ***
东盟十国：五个创始成员国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80年代后加入了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一组织涵盖东南亚，人口超过5亿。
欧盟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从1977年开始，自从2016年德国是欧盟唯一的东盟发展伙伴(development partner)，2005年来德国资助东盟秘书处高达9700万欧元，名列全世界资助东盟的第五位。除了亚洲发展银行(ADB)外，2015年创建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日本与德国成为该银行的最大投资者。该银行投资亚洲巨大的基础建设项目，德国参与了几乎所有项目中有关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的部分——据亚洲开发银行预算，直到2030年，印太地区每年需要14000亿欧元投资于基本建设。
在有欧亚53个国家参与的欧亚峰会(ASEM)之下，1997年开始设立了亚欧基金会(Asia-Europe Foundation ASEF)，德国独立资助欧亚之间的记者交流、人权交流和艺术交流项目。
“德国政府尊重印太地区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同时致力于维护人权。经济发展与维护人权并不矛盾，两者是互补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德国政府将要通过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其它网页，支持和资助印太地区的观点自由和新闻自由、媒体对话平台、提高记者质量等。资助定期的宗教与信仰交流的沙龙，以促进宗教宽容、宗教对世界和平的责任。••••••资助有愿望和能力的印太地区国家的法制建设项目。”
“在合作中，要充分考虑到那里的技术风险、(国家)安全风险、经济和社会风险。要建立起合理的竞争机制，避免接受贷款国家的超额国家债务，要保障投资透明、持久性。”
之所以这里要特别指明“避免接受贷款国家的超额国家债务”，是因为西方指责中国的某些“一带一路”项目，导致一些贫穷国家超额负债。例如2015年12月斯里兰卡因为还不清中国债务而缴出卡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以及港口周围1.5万英亩土地，租期99年——那年斯里兰卡政府收入148亿美元，需要还债123亿美元。
此事件引起西方世界震惊，责疑“一带一路”是以基建和贷款为陷阱，来侵吞这些国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港口，不仅用于贸易，更多出于地缘政治和在海外的军事布局。
2008-2018的十年间，中国出资参与了世界各地至少35个港口建设——这是欧美第一次因为中国的海外投资而与中国翻脸，明确抵制“一带一路”项目，意大利因为签署了“一带一路”意向书都在欧盟中备受指责。
“如果给予巨额贷款前没有对贷款接受国做过偿还能力检验，这些国家就会有负债过高的风险。部分国家最后只能将投资建造的基础建设，又作为抵债给了贷款方。再加上缺乏经济持久性的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上的指责。”
到2019年，中国对自己的好友巴基斯坦投资贷款了620亿美元，在今后20年间要向中国偿还400亿美元，主要项目是建立中巴经济走廊的铁路与港口。2018年巴基斯坦就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剩下的所有外汇储备840万美元都不够偿还年底必须归还的国家债务，所以向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IWF呼救。美国就反对贷款给巴基斯坦，“没有理由贷款给巴基斯坦去偿还中国债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尔)。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因为大气变化而受灾最严重的十个国家之一，每年损失40亿美元。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50年巴基斯坦将增加2140万贫困人口。所以德国投入3亿欧元，用于造林、提高应变气候变化能力、开发绿色能源等——德国依靠自己的环保技术和财力，在亚洲投入了许多类似的环保大项目，目前印太地区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都已经开始启动环保项目，目前还在计划阶段，已投入约3000-3500万欧元。2010年由全世界194个国家共同创建的“绿色气象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德国是该基金的最大捐助国(22.5亿欧元)。
“德国政府支持G20会议上对基础建设的可持续性讨论，支持2018年欧盟推出的‘欧盟-亚洲延续性策略’。欧盟以这一策略来改善欧盟与印太地区投资，给我们的伙伴提供一个可持续性的、透明的、平等的投资条件。”
其实，东盟十国自己都已经拟定了未来发展策略（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重点发展运输、能源、通讯，其目标与重点与欧盟的策略不谋而合。
“最后就留下如何资助这些项目。欧盟会集中各种资助来源，如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发展银行，私人投资者，以保障可持续性的本国与国际资助。”例如，在2013-2017，欧洲投资银行EIB就为印太地区的基础建设投入了75亿欧元。2017-2019年，德国再建设银行KfW仅仅在能源、交通和通讯三个领域，就在印太地区投入了50亿欧元。等等。
“对此，欧盟的投资预算也必须相应提高。据欧盟现在建议，直到2027年，欧盟原来定下的投资担保到600亿欧元，将提高到5000亿欧元。”再加上美国、日本也都表示准备大笔投资，未来十年中将会是印太地区起飞的十年。
《大纲》中不仅提出空洞的新政策，而且提出许多实际的措施，例如出资22.5亿欧元建立印太地区的“绿色气候基金”(Green Fund)，资助东盟委员会秘书处。世界上有两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IWF，旨在稳定国际金融和资助发展中国家。
“德国政府资助这两大金融机构，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当下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尤其与印太地区的国家一起，加强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之成为多边主义(贸易)的中心支柱和有法可依的贸易规则，以便重新激活有规则可循的世界贸易、保障供应链、加速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国就是加入了世贸组织后获得经济高速发展，中美贸易战就是从美国指责中国恶性利用世贸组织而导致中美贸易差额这么高。
当然，德国最大的经济和贸易项目是致力于与许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减少贸易往来的阻力。“这里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大气保护、市场政策、国营企业、国家资助、保护知识产权等因素。”仅仅从市场经济角度，一个要保障环境、保障劳工、保障消费者安全等的生产成本，一定远高于没有这些保障的血汗工厂。如果这样两类企业的产品在同一个市场竞争，仅仅从企业成本、即商品价格来说，就是不公平的竞争。就像体育比赛，要么容许所有运动员可以用兴奋剂，要么全部禁止——现在国际体坛取全面禁止，同样道理也用在国际贸易上。
《大纲》中提到目前已经和正在谈判将要建立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有，也就是双方贸易全免税，要远远超过世贸协议WTO——不久的未来，世贸协议将失去实际意义：
- 欧盟与亚洲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是南韩(2011)，现在还要修改以适应新时代。
- 2019年欧盟与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现在要逐步进入实施。
- 2020年将与越南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 欧盟现在正在同时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
- 欧盟曾经与东盟国家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个谈判要重新启动，现在在谈的是印度尼西亚，然后开始启动与泰国和马来西亚谈判。
- 未来可能要去菲律宾谈判建立欧盟与菲律宾的自由贸易区。
- 支持欧盟与中国谈判的“欧中投资协议”，取消双方投资的不对称性(德国对国外来德的企业与德国本土的企业一视同仁，而相反则不行)，在中国建立起对国外投资者没有偏见的投资协议。
- 建立起欧盟与东盟之间更全面的航空协议。
当然，《大纲》指出，要建立这样的共同市场，其前提是这些签署国必须有最基本的法制。“保护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公认的劳工保护、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水平。”
“德国政府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产业链，在这样产业链下基本人权能得到保障、环境得到保护，就像联合国有关经济与人权的主导原则，国际劳工组织ILO对跨国公司所提出的社会政策基本原则，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跨国公司所提出的主导原则。此外，德国政府更认为，现代自由贸易与投资保障的协议，要与伙伴与合作协议同行，因为后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对话、维护人权、保护环境的框架和基础。”
“在德国政府看来，自由贸易协议不仅仅出于经济利益，这是对建立起依照法律和规则、合理的自由贸易的认知，是与任何相关伙伴交流和交换的基础。”
此外，“(印太地区的)许多劳工缺乏工作技术将成为德国企业最大的投资阻力之一，也是也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劳工个人职业发展的阻力。几十年来，德国与那些地区的政府从事职业教育，也考虑到德国企业的人才需求而培养技术工人。同时，也与那里的政府一起，考虑到长期的发展而建立相应的职业教育体系。”
可以说，德国企业是在印太地区投资、赢利，而德国政府要考虑到更为广泛、更为长远的，对那些地区的人民的负责，希望他们能与欧洲人民一起走向共同富裕，经济贫困也是造成许多地区冲突的根源。
亚洲和平是欧洲幸福的保障，德国正在履行着这一欧盟政策。
*** 注：Leitlinie/guide lines：这份报告是德国政府两大执政党之间形成的共识，共同拟定的一个政策方向。它没有对政府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所以谈不上“准则”;按表面字义来看应当是“指南”，但它也不是可有可无、只有参考价值的“指南”，政府还是要尽可能地这样去做;也不是一个团体较长期稳定的“宗旨”或“纲领”。因为“战略”一词已经点名文义，它只是这个“战略”的一个较粗的线条和一些基本原则，所以权翻译成“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