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两次被告密

笔者当年在国内，有两次被“告密”的经历，终身难忘。

第一次是在中直机关。笔者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某中直机关的出版社，当时刚调走的总编兼社长是司局级干部，至今仍然是本人好友，如今她已经70多岁。离开那家单位十多年后，这个老领导一五一十告诉我一件往事——

老领导调走后，新提拔了一个新社长，也是女的。办公室里同事们时常议论这个空降的新社长。当时我初来乍到，涉世未深，只听他们说新社长是“红旗夜大”的，而其他所有编辑不是北大就是人大，不是师大就是北外的。说实话，笔者那时候压根不知道“红旗夜大”为何物！于是多问了几句，只记得老编辑们个个都文人相轻，似乎对“红旗夜大”颇有微词。老社长是北大的，所以这些编辑们服老社长，对新社长有些不服。

十年后，老领导告诉我，当年有人告密给那个“红旗夜大”毕业的新社长，说我背后议论她的学历！以至于她耿耿于怀，要将我打发走。我不禁哈哈大笑。我说，首先，我那时20多岁，哪懂得什么是“红旗夜大”！？还不是听老同事们说的？其次，我是新分配来的，根本不会觊觎任何职位，对这个新社长的地位有何威胁？就因为这个就要把我弄走？第三，这个新社长的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她这么对我，她儿子在外遇到类似情况，她会作何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老领导一听，连连称是，之后沉默了许久。我想，她是在思考人性吧。

第二次被告密是在2003年。那时我刚去一家民营企业，任市场总监。刚来一个月就做出了众人瞩目的成绩，一时间是公司的红人。有一次，公司总经理当许多人面说，这个总经理的职位将来是留给我的，他以后隐退幕后，打高尔夫球，或周游祖国“大好河山”去。因他这一句话，有不少员工私下里还向我道喜。我出于谦逊，称：“我可没那么大的雄心，当什么总经理啊？公司只不过是我锻炼的平台而已。”

就这么一句话，居然被人告密了，“平台”变成了“跳板”。没两日总经理找我，严肃地问道：“听说你把公司当跳板，准备往哪儿跳啊？” 我顿时愣了。我解释说：“我原话说的是平台，没说跳板。再者，即便我要跳槽，也不会先跟同事广播呀！”

多年后在加拿大跟老外们说起中国“告密”往事，问：“你们觉得中国人是不是城府很深（sophisticated）？是不是西方人比中国人简单？” 他们都笑道：“中国人城府深？我们觉得中国人很幼稚（childish）！这些告密之事全是幼儿园里的把戏。成年人再纠缠于这些无聊之事，岂不是和小儿一般？”

我心想，的确如此啊！回顾国内的日子，那些告密往事，简直令人啼笑皆非！都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可是很多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中国人的生活，有一多半浪费在了无聊的琐事之中。加拿大一个著名教授就人情世故上的烦心事说了一句话：“人生把工作搞好，把健康搞好，就足矣！其他都不重要。” 当然，这是在加拿大；恐怕在中国，人情世故上的琐事有时候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