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一晃在乡下过了好几个月。
一天晚上，生产队召开民兵和贫下中农会议，我和晓潇列席参加。正开着会，大队革委会梅主任和大队治保董主任来了，把我神神秘秘地叫出门外。
“为什么叫我出来？是我的‘狗仔女’身份被发现了，要对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我头皮发麻，心里直打鼓。谁承想，我耳中听到的第一句竟然是：“你是什么家庭成分？是团员吗？”噢，原来他们问的是这个。
“怎么办？能告诉他们父亲如今仍然戴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在厂里被内部控制使用？能告诉他们我的家庭成分本来就是红色的‘贫农’，或告诉他们自己改成的灰色‘职工’？”我心里直打鼓，脑子飞快地打转。不能！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但怎么说呢? 说家庭成分是“贫农”，会不会被晓潇告发? 我耽心。但又一想，不会的。第一，晓潇虽然和我是同班同学，但她的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在学校里，我们俩属于不同的同学圈，且只同学不到一年，以前根本不来往，她肯定不知道我的家庭情况，不可能告密；第二，目前他们还没有去公社调看过我的档案，或许他们还没有权力调看，才来问我。
想到这里，我决定豁出去，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我，16岁不到，无党派，家庭成分“贫农”，父亲在工厂上班、母亲是小学教师。
怀着忐忑，我一宿无眠。
第二天一早出工，队长交给我一张写满了“XXX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等政治标语的红纸条，一桶红油漆和一把大号的毛刷，要我在生产队的田边、地头写大标语。接到这个任务，我既高兴，又激动。高兴的是；今天不用和大家一起出工，只是写写字，是个轻松活！激动的是；我的“狗仔女”身份，队长他们并不知情，而是无比信任地把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交给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好这个光荣的任务！
扛着铁锹，拿着刷子，提着油漆桶，我开始干活。
可这活并不轻松！
我们生产队坐落在大河湾湾里的一块土墩子上。墩外大片大片的稻田，被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塘、小沟、小渠分割成一块块不规则的形状。要想在遍地是水的地方选一处稍高、稍长、稍齐整的田畔写大标语，实属不易。
顺着田埂，绕了好几个弯子，好不容易才选到一条理想的地点后，我把油漆桶和刷子放在田埂上，把裤腿卷起至膝盖以上，扶着铁锹，慢慢把双脚插进了满是秧苗的稻田。
初春的稻田，水还是刺骨的凉，但我没有退缩。我贴着田埂，竖着铁锹，用力铲去下方伸向水面的杂草，然后铲平、拍实，最后做成一条墙面，开始写标语。
写标语看起来轻松，实际上是最难的部分。
那粘糊糊的油漆很难刷上潮湿的土墙。我只能蘸着油漆一点点地往上涂。可是，水面离土墙太近，根本涂不上，涂小点呢，又害怕被下面逐渐生长的水稻挡住，远处的人看不见。而且，墙面没被拍平、拍实的地方，油漆根本蘸不上去，蘸上去的也很容易的和着湿泥吧掉下来，没有掉下来的部分，也是断断续续几乎看不清笔画。所以，等我弯腰撅背好不容易涂好几个字后，发现视觉效果很差，只好回去报告队长，不再作无用的努力。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看来，这个故事实在可笑。可当时，身为“狗崽女”的我却把这件事看得重大无比，直到今天还记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