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举办现代画展获罪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五

人生在世,以诚相待足矣。 我对人生充满希望,但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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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举办现代画展获罪

——1983年西安严打口述纪实之五

                      小明口述 丫丫整理

 

小明,1958年生,西安美院雕塑系毕业。因1982年在西安办现代派画展,1983年严打被抓。

 

世上还有这样的学校?整个是一个大流氓学校嘛!……”众人狂笑着,眼睛亢奋眼眶湿漉,嘴角上挂着淫邪的味道。画裸体画等于流氓,这就是大陆数十年禁欲的逻辑观,愚昧广为普及。

 

1983816日一大早,我起床后准备去上班,还未出门就被被市局一处(即现在的安全局)拿着搜查证堵在屋里。搜查持续了一整天,我爱人高洺写的一大捆小说稿,我的照片、海外寄来的信件、明信片、画册,被他们装满了几个大塑料兜子。把我在美院的习作,泥塑照片的底版都搜出来了。人家对着灯光一看呀,这是裸体,流氓!嚓,插到他那个牛皮袋子里,那牛皮袋子上写着的标题是流氓嫌疑。我大叫:这是习作!事后我听西安美院院长陈启南说,他们还拿着这些照片底版去问陈院长,陈院长回答说,这是人家学生的习作嘛。警察说我们看了半天:这都是净勾子(光屁股)嘛!陈院长说:这怎么是真人嘛?这头发和脸不是一个颜色嘛?这是泥人。警察就这水平嘛!

我的问题主要是办现代画展的事。

建国三十周年时,我在西安美院搞了一个创作,叫三十个春秋,反映老三届的。理论系的杨老师和美术理论家娄师白认为我的创作有深度。但刘文西提出我的作品有政治问题,我们俩当时就在陈列馆吵起来了,我说他是舔勾子的货,我说我的出身和你一样,但我不像你,你必须看清极左的东西是反动的。这是79年的事。等到83年的严打一出来,刘文西以胜利者的姿态说:看看,他一进校我就知道这小子要倒霉的,抓起来!应该枪毙掉。

我和高洺(李晓明的前妻、朦胧诗人)都被抓了。开始警察要挟我说要把我直接送红庙坡,那里是关胡风、柳青的地方。黄昏时我被甩到沙坡看守所。

号子进门左手是通铺,直对门的尽头有半截墙下是厕所,那里有根水管,大家尿、拉、洗、刷皆在此处。大通铺能睡十几个人,但这些天每日都在不停地甩进人来。晚来的只能睡在通道的地上,有两个人很不情愿,瞪着眼看床板上的,还没等大家反映过来咋回事,窟哩窟通一顿混打,很快几个人已经被打翻在地。就听外面喊:干啥呢,反了不成?门被打开,进来几位管教和盲流(就是暂无定罪长期关押表现不错协助管教人员),抓住那几个脸上还有血迹刚才被打趴下的,拉出去又是一顿棍棒。只听棒子打在皮肉上的啪啪声,不一会儿只听棍棒响,没了人声。我惊恐地想:不会被打死了吧?正纳闷,铁门的一声又被打开,扔进来两个像布袋似的人,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满脸是血和黑泥,身上还有脚印。我们的号子是在半地下,大半截窗户见不到天空,只见昏暗的灯光下,那窗外的腿脚来回地走动,伴随着一声声怒骂。

领饭时人们要手端碗蹲着移动,我屁股稍微抬高了一点,结果脊梁上挨了重重的一下方棱棍,差点把我手里的饭倒掉。坐在窗下的红头说:再把饭撒咧,你娃还要被再打一顿,浪费粮食罪。对那顿馍和菜我没胃口,叫别人吃了,我只喝了点水。有个中年男人对我说:快点吃些,想开了,这儿就是你家。能来这儿,你别想留两天就放咧,看这阵势,每天都在增加甩人数字,恐怖的很,这儿反而安全,你我都甭想出去啦!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旁边有人又问我:你是啥罪进来的?

我说:办咧个画展,但已经过去一年多啦!

嗨,你以为你是个啥人呢,是不是画光屁股女人像才来这儿的?

我说:在美院老师也画裸体,学生肯定也要画的!

世上还有这样的学校?整个是一个大流氓学校嘛!……”众人狂笑着,眼睛亢奋眼眶湿漉,嘴角上挂着淫邪的味道。画裸体画等于流氓,这就是大陆数十年禁欲的逻辑观,愚昧广为普及。

第三天吃完中午饭,外边叫:“31号出来!我还在纳闷“31号是谁嘛?旁边人说:画家,叫你咧,甩咧,快答应。我站到了地面上,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随后我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里面坐着几位身着蓝制服的公安。你叫李晓明?给你换个地方住下,把手扎身后,免得你跑了。等我感到手背后被拷上才明白, “手表是向后戴的,而非戏剧、电影上演的那样文明,戴在前面还给你搭件衣物遮掩。

我又被押上了吉普专车,一路开出,向南,路过师大、政法学校拐进东侧三爻村。我思摸着我等的案子算是政治性的,会不会真被送到红庙坡的政治监狱?或者长安县精神病院(公安厅开的医院)?汽车开到三爻市局七处劳教队。

这里的监房如同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一排排的,关了这么多人!先是通过一个岗楼,上边核枪实弹,下边有一道画着白黄色警戒线的铁门,接着一条巷道,阴森而漫长。抬头看上面的高墙,有巡岗的军人、还有军犬狼狗。押我的人一声报告 “才甩进一头(人),关到几号?我被满头白发的管教队长叫到墙边,你是啥罪嘛?我说:我是美院毕业的,捏泥人的,可以捏兵马俑,烧唐三彩什么的。我这样说就想离画光屁股女人的嫌疑远点,排除花案流氓之嫌。队长说:噢,你是美院毕业的,这儿也有不少美院的,进去之后,不许你讲什么艺术画展,不许交流案情。” “那我咋说?”“你就说是杀人咧,行凶咧。听见了么?

一位红头来带我,我拿着毛巾牙具和毛毯跟着他。发现院子很大很长,号子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一股人体发出的酸臭味轰然袭来。忽听一声亲切的招呼:晓明!你咋来咧?一眼看去见是我童年在涝巷长大的一位兄弟。他从号子的窗户里嚷着说:看,连画家都被抓来了。晓明,你知道我早就不干了(用手叉捏,三只手的意思),早成家现在娃都有了。不知咋的,昨天把我叫来,说是问个事情,结果被关到这儿了。我问:这儿是什么地方?”“这是劳教烧砖的地方,以前我在这儿呆过。我虽心里害怕,但却被置身于这人海之中壮了点胆(后来才知道有数千人)。

1983年的国庆节前夕下了一场特大暴雨,电闪雷鸣。劳教厂为防暴动防逃跑,震慑住这数千人。那天晚上,探照灯上上下下扫来扫去,重型机枪 “嘟嘟嘟地扫射。使人感觉像在地狱里一样的恐怖,在押的所有人都被镇住了,这是我从红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连这些红头都连声叹气:疯了,真的疯了!我三进三出都没见过这阵势,这世道真的疯了!我也被吓坏了,真怕他们会胡乱拉出去枪毙人。

开始我被恐怖、饥饿、拉肚子、咳嗽、感冒占满,有时真担心自己会病重死去,家里人又不知道……感冒鼻子不通气,只好使用嘴巴呼吸,睡着了就打呼噜,常常被别人用脚蹬醒,但我不敢坐起来,一旦起来肯定就再也躺不下去,没地儿啦。在号子里的一溜大通铺上,人们头对脚地叉开了睡,每人的肩上都有两只脚,而这两只脚又分别是左右两个人的,大家就如此坚持了数日。我甚至佩服管教干部的能力,可以同时让这么多人在这么小的地方睡觉。

这时天已到了国庆后,我还穿个汗衫,一条裤子,鼻炎犯了,要求打一针庆大霉素,但说我还不够严重不给打。这时在外边我妈跟我爸说,天都冷了,把娃抓走了不让送衣服怎么行?我父亲到处找我,从红庙坡到五处,到各个看守所,我爹骑着车子终于找到沙坡,天下着雨,结果从坡上摔下去差点送命。

在七处羁押半月无人理采后,突然被想起来了似的,一连提审我数日,有时中午也不回了号子,只能在干部院与公安一起吃饭。这下倒不错,可以吸烟、吃肉了。但吃得太饱,提审当中又要频频上厕所。一下子犯人太多,提审员不够用,所以临时抽调了不少警校的学员来充当,利用他们的不老练,我偷带回号子不少香烟,有时是整盒的两头挺,塞进裤裆最安全。虽然进号子前得先搜身,不过因为我一天被提几趟,他们也懒的搜我了。这又是画家回来咧!于是我将所带的违禁品给大家分发,每人皆有份。万一因香烟的事件 “翻了把,轻则打骂一顿,重则屁股打烂,再将头顶在砖墙上,脚跟往后斜挺腰,大多数人很快就会跪到地上嘴脸啃泥,倒下再站!我因为感觉被号子里的人看重,胆大不记成本

而我此时正被提审涉及的问题难以入眠。提审员问:你们是如何组织这次画展的?背后有人什么支持?是北京、香港、还是外国的?那美国女人是谁请的?为什么偏跑到那么远的郊区农村去美院找你们?知道吗,参加画展的人有些被我们专政了,有的被敲了头,就是枪毙了!轻者也要判几年大刑。国家给你们花钱培养成大学生,结果你们这些败类搞什么展览,把一个好好的社会搞成这个样子!当年你办展览不很是得意嚣张吗?如今呆在这儿怎么样啊?舒服了吧?

审问现场是一座窑洞式大房子,坐南朝北,大炕上坐了一排人,还有数人坐在两边,我一个人在他们的对面。又听一声大喝:李晓明,你知道什么叫秋后算账吗?啪,往桌上一拍,一大堆在画展现场拍的黑白照片,还有放大局部的,有同学、老外、记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人冲我大喊大叫,有的人喋喋不休问这问那。我从未见过这架势,完全糊涂啦,傻在那里。

看这松样子,已经被关痴了,当年那个吃诧风云的李晓明已经不存在了!好了,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照片上的人可曾见过认识?妈呀,警察拿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有王苏川,我说,这是谁嘛?不认识。差点让人家扇一个嘴巴子。

那时刚好是文革刚结束,有的提审员是文革时被下放又回来的,人家就带着仇恨:狗日的你们这些红卫兵,妈的,文革时候把我们送回老家,我们现在又回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咋知道,我那时小得很嘛。他们被极左迫害又以极左对付我们。

其中让我辨认的重点是一位香港的黄先生,是个记者。我记得他请我们在五一饭店吃过饭。他是特务!我说:什么特务我不知道,只是吃了人家一顿饭,而且吃的也不丰盛。我很是气愤,这明摆着把我往间谍或反革命上拉吗,提纲上线,一不留神我就成了敌人,再不留神脑袋都要搬家了。我说我们只是文人嘛,我们怎么像特务?特务应该跟你们差不多。我这么一说,后面就挨了一皮鞋,把我踢得当时就蹲那了。

又有一阵子没提审了,我心里一直在想自己的问题会被怎么样处理,我爱人高洺(关在女监)怎么样了?一天我被叫到干部院给食堂照壁子画风景画,我把同号子雁塔区文化馆的王定远也叫上了,又调来一位小氓流给打下手。画了两天后,我发现张光荣和芦伟也在这里关着。王定远上边画,我让小流氓下边擦。王不理解说感觉画得不错,为什么要擦掉?我开导他说:对面关着芦伟和张光荣,他们也能画,你画完了,他们画啥?咱们慢慢画磨洋工给他们留点工作。于是我们故意画了擦,擦了画,连管教们都说,好着呢,甭太认真,往完里画。最后我被释放后,据说这幅画是芦伟他们接着画完的。

我从号子里被放出来时:胃下垂,全身浮肿,鼻炎,浑身长满了疥疮。我的释放证是这么写的:因流氓行凶问题现已查清释放。我父亲不接我,说这是给我娃弄的啥结论嘛。最后保卫科的人给我爸做工作:你是老同志了嘛,前前后后经历了这么多运动。意思是还有更错的更冤的呢,赶快去接娃吧,你娃长了浑身的疙瘩。

你猜七处的朱队长跟我说啥?小伙子,你现在放出去了,这就好嘛,至少自由了嘛,至少可以治病了嘛,至少你可以吃饱了嘛,你父母都想见你呢。说得我热泪盈眶。

再看母亲,短短几个月,她的头发都白了!那些天老父亲驮着铺盖卷到各个监狱寻找儿子,一律被无可奉告,无法承受的父亲几次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很伤心。我们来往的这帮文化人基本被抓尽了,所以我发誓要看一下我朋友的父母和家人。第一个去见的是王苏川的父母,他爸气死了,披着大衣,在屋里晃来晃去。我对他妈说,我来看看您,没敢多待。

谁知道还没回到家,公安局的电话就打到我爸单位了,叫你儿子过来。我赶快跑到市局,一进门就挨了一脚,踢得我差点坐到地上。  “我操,把你狗日的放出来,难道叫你去通案子去了?啪一甩,蹦出一沓子纸,看见了吗,这是王苏川他爸他妈写的揭发你的材料。他爸他妈是我们党的人。你如不实说,狗日的弄你回炉算了。

我进去后,父亲就多次被单位调查,被公安局询问。我出来后,父亲又经常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警告说要把我回炉。父亲被吓坏了,慌忙找来我舅舅给我做思想工作。

在省委工作的舅舅是我家唯一的一个正厅级干部,其实他早知道“8.17” 全国大逮捕的零点行动,而且要逮捕自己的亲外甥,他几次来我家转悠(可能是监视)却毫无吐露。

晓明,你们的这个画展省委已经给定了三大罪状,你们现在还能出来,放在过去你们早被枪毙啦!

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你老了,最多去个什么烈士陵园(相当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可我死了,这座城市、陕西美术界至少知道一个曾办过现代画展的人走了。况且我们的画展在世界上都被报道过(美国艺术史论家柯恩女士把此画展及我、马骅、孔长安、刘小棣四人记载在《新中国艺术史》一书)

白天不能去,我就晚上去看张光荣的妈妈。我像做贼一样钻入巷口,先到巷口的秦二团院子转几圈,再到隔壁公共厕所上厕所,又跑到东方红剧院,观察身后是否有便衣后,再往光荣家走,绕过一个字型弯来到他家院门前,忐忑不安地敲了他家的门。

门打开了,光荣的母亲和妹妹看着我,木了半天没反映。我赶紧挤进去说:关门!屋里昏暗的灯光照在光荣母亲的脸,力竭而憔悴的脸。老人扶着我的胳膊不知说什么好。我告诉她我刚从监狱里出来,我见过光荣,他身体挺好的,在里边当了号长,吃住有保障,还不被打,您就放心吧。小妹插话说:俺光明哥和乔梁、赵凡他们也被抓走了。我解释说:我们都是为画展被抓的。老人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俺娃说的就是这些,你们没有其他事情?”“没有!就是画展!俺媳妇高洺也被抓去了,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呢。我听说光明、乔梁、赵凡这些朋友也被抓走了,心里很急,情绪也很激动。我看他们家里的人都很紧张,公安局的不知啥时候就会来,于是我迅速地与她们拉手说道别。总算完成了一次见老娘面的愿望,把消息告诉给老人,但愿他们松点心。

我想去看邵老师,我在狱中常常想着他老人家,因为画展,他受到很大牵连。快到他家院门口时,因为院子的人都认识我,我没敢马上进去,又拐进门口的厕所……见到邵老师,他一改平时的热情,他先是四外看看有无生人,然后把我拉到院后一间临时租赁的房子。那是一间阴湿的小屋子,我们坐在小床上,话不投机。邵老师不想听我多说,水没喝完就被告知:你可以走了。我看邵老师没有丝毫留我的意思,只好低着头站起来,挥手告别。

高洺在女监给判了个满贯,三年劳教。判决上说她:煽动绝食,抵抗政府,反正弄了好几条,高洺在里面也挨过大嘴巴。我拿着这个判决到北京找她的同学,因为高洺的爸原来在邓小平手下干过。北京的人只是说,西安怎么这么左呀?你们这个陕北人一弄革命就过头。

回来后我又多方找关系,最后到劳教委员会,把申诉材料给主任老头看:操,小伙子,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赶快把高洺的案子要撤销的信息给女监透露,又帮着高洺写了一个保证书,这是必须要给人家写的。我带着判决撤销的消息,跑到干休所,向高洺他爸爸报喜,不想人家老头激动地给我宣讲了三个小时革命家史。然后说,我要找省委,我要找组织,我要退党,我对子女的教育太失职了,我要登报声明跟高洺没有父女关系。

我这件事对父亲影响极大,他遭受了极大的心灵伤害。组织上曾经多次调查他,他在单位压力太大,只好调动单位。按正常发展,他至少应是正处级,离休,百分之百报销药费……总之他的仕途大打折扣,最后只落了个科级干部。

1991年,我和高洺分手后,重新结了婚,老丈人是位大法官(高院副院长)。对我进行了全面、深入、仔细的调查。调出我在“8.17”的案卷,未发现有什么刑事罪行,内容皆为画展之事再加上莫须有。他对丈母娘说:这小伙子挺有才气的。经过了如此严格的审查我成了他的女婿,第二年我们有了娃。有时我发现他下班后也偷偷翻看我的书,比如《雕塑作品全集》什么的,里面有不少外国的雕塑作品,和不少男女裸体像。事后他对我说:晓明,我们搞司法的人也要学习艺术呢,否则,“8.17”的事情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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