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年代小海归的自述（4）反右惊魂

正当我为被同学孤立而烦恼的时候，父母亲更加烦恼。反右斗争开始了。父亲有了麻烦，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对中国的科研体制提出了批评，因而受到批判。我们小孩哪里懂大人的事情。可是我记得家里的气氛不对。父母唧唧咕咕总是提到一个叫WX的人的名字，父母告诉我，WX是个坏人。后来父亲回忆，WX当时是新分配到父亲单位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反右的积极分子。父亲说，和WX一起进所的大学生里最有才华的几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就是这个WX检举揭发的。父亲逃过了这一劫，因为周恩来有指示，1955年以后回来的科学家，即使有右派言论也不予以追究。文革时父亲被关押的时候才知道，批评科研体制的事记在档案里，自己当时被划作‘内定右派’，秋后算账是早晚的事！

父母亲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过了反右这一关。好在科学院的领导对归国的科学家非常重视，父母亲都对分配的工作很满意，觉得终于可以学有所长，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父亲投入了氧气炼钢新技术的研究，母亲则加入了著名的遗传学家陈桢的科研小组。后来母亲调到了新成立的遗传所，担任了一个研究室的室主任。我小时候最喜欢去妈妈的实验室。她的实验室里养了许多美丽的金鱼，好迷人！研究生命的奥秘成为了我的理想。

网络照片：喜欢集邮的网友们一定知道这套60年代发行的金鱼邮票。这些金鱼就是在母亲的实验室拍摄的。

母亲的科研很顺利，很快就发表了数篇论文。父亲却受到了挫折，氧气炼钢被冶金工业部否定了。冶金部的领导更热衷一种国内研发的侧吹技术，认为必须提倡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就这样，父亲一年多的心血全都白费了。这时候已经进入了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母亲的单位也搞起了土法炼钢，可是怎么都炼不出来。大家对母亲说，你爱人是炼钢专家，能不能请他来指导一下？母亲回家问父亲，父亲说，你们都炼钢了，我们就没饭吃了！他从此对冶金这个领域心灰意冷。很讽刺的是，许多年以后，中国终于采用了这个技术，而首钢第一台氧气炼钢的喷嘴竟然还是父亲当年设计的。

网络照片：大跃进时期的土高炉。

父亲虽然受到了挫折，但他仍努力地工作，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些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新的学术领域里开创了一番事业，此是后话了。

大跃进对我们这些小孩来说只是多了一些热闹而已。印象最深的是除四害运动，我们停了三天课打麻雀，每个班负责一片树林，每个孩子都举一个旗子，老师敲锣鼓，我们的任务是不许麻雀停到树枝上。麻雀一飞过来我们便摇旗呐喊。据报导，这三天北京捕杀了40万只麻雀，很多都是因为没有地方落脚而累死的。全国在八个月消灭了19.6亿只麻雀和其他鸟类。这场运动的直接后果是第二年吊死鬼（挂在树上的毛毛虫）特别多。

网络照片：被‘平反’的麻雀

这一年我加入了少先队。戴红领巾的宣誓仪式很隆重，老师喊：“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举起拳头回答：”时刻准备着！”这时候的我再不是与众不同的小海归。美国的生活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淡去，美国话也忘得精光。和我打过架的同学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的学习很好，可是身体却很差。到北京以后的第一个秋天我得了哮喘病，后来每年的秋天都会发作，运动稍剧烈一点也会发作。为我的病父母操碎了心，到处求医但没有效果。因为这个病，很多的活动老师都不让我参加，比如到附近的农村捡麦穗。看到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排着队出发我都会很难过。不过老师和同学对我都很关心，我生病的时候他们经常来看我，使我感到很温暖。小学阶段是我最美好的时光，充满了爱和真诚。

我们的家搬到了科学院大院紧靠西头的一座专家楼。从这座楼往西隔着一片稻田是一条马路，马路对过是北京大学的校园。我们家在四层楼，从西边的窗户远远望去，可以看到颐和园的佛香阁。颐和园和香山成了我们一家过周末的好去处，划船，野餐，爬山，抓蝴蝶。。。我们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就连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国家对归国的科学家很优待，父母领了‘蓝证’。级别更高的科学家拿的是‘红证’。用红、蓝证可以买到一些特供食品，比如‘高级’点心，‘高级’糖，花生米什么的。科学院还开了一个‘福利楼’小餐厅，只有持红、蓝证才能进去用餐，但价钱十分昂贵。为了保证全家的营养，父母花光了从美国带回来的外汇存款买高价食品。当时很多人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记得母亲所里一位养金鱼的工人师傅经常来我家，他的小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坑，母亲经常会给他一些资助。文革期间，这位老工人因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当过兵被遣送回老家，那些美丽的金鱼也都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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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十年代小海归的自述 （1）

一个五十年代小海归的自述 （2）

一个五十年代小海归的自述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