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对待大小军阀?
毛泽东自1927年秋收起义时首次临危领兵之后, 直至1976年逝世均为领兵之领袖。虽中间被开除或取消过几次领兵权, 但几乎很块又被请出山重新掌握领兵权。在毛泽东一生领兵期间相遇过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军阀, 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各时期相過到的大小的军阀呢?
先说小军阀苏先俊，黄埔三期生，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秋收起义失利后，在文家市会议上，支持师长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苏先俊在三团团长任内时经常用马鞭抽打骂警卫员、下级军官及士兵, 同时开小灶、私吞战利品等, 管理军队上一切按旧式军队方式, 坚持攻打城市占领为王, 不愿上穷山沟井岗山吃苦, 被迫跟随毛泽东上井岗山上不久因吃不起苦, 最后提出要求离队。毛泽东同意了, 还同其他离队人一样发给五个大洋, 虽然他没有要扔在地上。但毛泽东没有阻止他独自一人留下枪后离队下山。"1927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秋收起义失利后，在文家市会议上，支持师长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月中旬，在湖南酃县水口脱逃部队，到湖南省委汇报工作 。1928年1月，在岳阳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俊被处决 。
再说师长余洒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6月，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同年9月，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秋收起义后，在文家市会议上，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意见被否决后，被迫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余洒度在任师长期间按照旧式军队或说是国民党军队的惯例, 军官吃小灶和士兵吃大锅饭。 军官是主子, 士兵是奴隶, 要服待军官......一切如同旧式军队。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这支部队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有些士兵因种种原因当了逃兵, 然而又没有能逃掉抓了回来, 在余师长苏团长的指挥下将这些逃兵五花大绑准备枪决。就在射击手们举枪只等开枪命令时, 毛泽东闻讯及时赶到大喊"枪下留人"时, 这个举动只能说是出自毛泽东个人的本能, 不可能集体讨论集体智慧的反映! 就是这一声怒吼, 不仅仅是救了这几个逃兵, 而是改变了古今中外旧军队的一条惯例, 更是改变了这支军队的性质。毛泽东问明了几个为什么要作逃兵后, 还发给路费, 近的三块银元, 远的五块银元, 今后想回来毛泽东到路口去迎接。想留下来的也要自觉自愿, 决不强迫、来去自由, 因为这支军队是为穷人而存在。当苏团长任意用鞭子抽打警卫兵后, 毛泽东制订了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并且要求军官和士兵在同一个大锅里吃饭等等。在攻打长沙城市节节败退之后余师长苏团长仍坚持服从中央命令攻打城市的目标时, 毛泽东坚决反对。被迫上井岗山后的余师长还是受不了穷山沟的生活要离队, 毛泽东同意了。只身下山的余师长于当年10月中旬，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脱逃部队，找的理由是到湖南省委报告工作。1929年10月辗转来到上海，对革命逐渐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最后发展到脱离党组织，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31年11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余洒度表示愿意“悔过自新”，投靠了蒋介石。1933年，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余洒度利用职权，走私并贩卖毒品。由于分赃不均，引起同伙不满，导致事情败露，被押往南京，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
师长余洒度脱逃后因人员减少部队改编为团级, 接班的是师长余洒度的支持者也是老部下陈浩团长。1927年12月下旬, 因敌强我弱, 条件艰苦, 时任第一团团长的陈浩, 在打下茶陵的陈浩团长竟敢自封县太爷，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毛泽东除掉了这个小军阀。1927年12月下旬，贺子珍从街上带回来一张《申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一条消息，突然失声道：“糟了，方鼎英的部队从安仁逼近茶陵了！” 贺子珍忙问：“陈浩团长不是带兵到茶陵去了吗？会跟敌人打起来？”毛泽东反复读着三个字：“方鼎英……方鼎英……”忽然间，他收起报纸，起身对警卫员何有富一挥手，果断地说，“马上出发，去茶陵！”贺子珍觉得很奇怪，不禁问道：“出了什么事？”毛泽东只简单地说：“我们的队伍在茶陵，如果失去这个团，我们就失去了一切！” 这时，袁文才的军师陈慕平来看生病的水生，几个人谈起了毛泽东赶去茶陵的事；陈慕平想了想，然后推测说：“那个叫方鼎英的国民党，原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陈浩的老师，这次他带了兵来茶陵、安仁一带，万一陈浩带了我们的革命军去投奔他，那不就糟了吗？” “哦，我明白了……”直到这时，贺子珍才有些明白了毛泽东急着赶去茶陵的原因，他是去阻止陈浩叛变啊！果不其然——实际情况正像陈慕平分析的那样，一直不甘心上井冈山的陈浩听说方鼎英的部队到了茶陵，就阴谋带了部队去投降；幸亏毛泽东连夜快马赶到茶陵的湖口追上了部队，先让何有富叫来了营长张子清和两个营的党代表张明山和何长工，悄悄向他们布置了任务，然后分头按计划行事——张子清带人捉到了方鼎英派来找陈浩的联络副官，从他身上搜出了陈浩写给方鼎英的投降信。证据在手，毛泽东立刻走进团部。对于毛泽东的突然到来，陈浩着实吃了一惊。但他故作镇静地派人安排毛泽东吃饭，意欲先稳住毛泽东。毛泽东也不急于打草惊蛇，将计就计地通知陈浩要召开一个全团军官会议，有重要军情需要当众宣布；陈浩不知就里，很快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来到了团部。毛泽东见来的人多是共产党员和参加秋收起义的骨干分子，心中有了底数，他当着全团军官的面，十分严肃地宣布：“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面墙，靠着墙好打狗。凡是来修墙的我们都欢迎，不管他是神是鬼；凡是来拆这面墙的，那就不客气了，不管他是不是神仙——”话说到此，他猛地一挥手，向何有富和张子清下达了命令：“下枪！” 陈浩猝不及防地被下了枪，他的两个同伙、包括副团长和参谋长顿时脸如死灰，吓得双腿不停地哆嗦，等于提供了人证。陈浩清醒过来，自我壮胆地冷笑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毛泽东哑然失笑道：“鸿鹄？纸糊的吧！” 陈浩恼羞成怒，喊叫道：“会有人来踩平你这面破墙的！” “不打自招么！”毛泽东当众揭露了陈浩等人的投敌事实，并让张子清亮了陈浩写给方鼎英的信；在场的军官们气愤了，异口同声地要求当场枪毙陈浩等人。毛泽东劝止了大家，说总得开个公审大会，开过大会之后再宣判，这样可以教育革命军的全体官兵。陈浩挣扎着说：“国民军就要打过来了，你毛泽东也绝然跑不掉！”毛泽东索性坐下来开始吸烟，冷静地说：“你以为老鼠们来了，能跑跳多远多久？这全要看猫的胃口……”他指了指在场的张子清等人，又说，“我毛泽东就是猫，不是家猫是山猫呢！我现在的胃口很好，可以评个甲等吧！把老鼠吓跑了，是下策；把老鼠咬伤了，是中策；把老鼠吃掉了，是上策……” 在场的军官们都笑了，纷纷说：“还是上策吧！我们的胃口也都很好呢！”随后，毛泽东命令战士们捆绑了企图叛变的陈浩等人，把处在险境的部队安全地带回到了宁冈县城。
大军阀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是中国第二次国共内战平津战役的尾声。1949年1月15日，天津的国民党守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北平的国民党守军陷於绝境。16日，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邓宝珊代表总司令傅作义与解放军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面商谈，双方於21日达成《关於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22日傅作义在协议上签字。22日，北平傅作义所部25万守军按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解放军改编。31日，解放军和平入城，平津战役结束。至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华北主要城市及大片地区。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它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解放了华北地区；它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北平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北平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大军阀傅作义还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央人民政府中任高官。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毛泽东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大小军阀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
第一次特赦 （1959年12月4日）。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11月28日）。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1961年2月，特赦后，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
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后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为全国的文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特赦之后，黄维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
1975年3月，劳改26年的文强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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