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排的日子不长，因为前面说过的弥勒竹园糖厂开工缺人手，因为甘蔗一年一季，到了成熟的季节，糖厂才要开工，但是临时工也不是那么好找，不知怎么的就把弥勒一中革委会说动了，抽调几百男女学生免费义务劳动，只管吃喝拉撒住，还美其名曰：学工。实则糖厂把钱还是交给了校革委，学校后来用这笔钱添建了一座米面加工厂，此乃后话了。
这样一来，我们在校学生锐减，连排缩编，我们六排就没有存在必要了，剩下没有去糖厂的全数并入八派。这个八排与六排刚好相反，是全校的标兵排。当年红卫兵运动风头最盛时，该排在其铺导员杨永祥授意下，投书云南日报发表造反檄文，全省出名。所以，最差劲的六排并入最优秀的八排，其意昭然若揭。那荒年的优秀就是“极左”，越左越好。
杨永祥老师，据说家庭出身不好，是禄劝县的大地主，本人是昆明师范大学的毕业生，还是云南省第五届大学生运动会标枪投掷冠军，俄语也学得好，两个儿女都是起的俄国名 ，一个叫做维嘉，一个叫做娜嘉。他本人是教语文。为了与反动腐朽的剥削家庭决裂，实则也是自保于绝世，他本人与自己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子女学生，毕业后留校做了团委书记的，永结秦晋之好。今天回头看，可以理解了，凡是出身不好的人，为了求生于乱世，只能不断左 左，左！只有这样才能苟活于乱世。在当时，打压“小昆明”也是左的需要，所以，成为“标八排”一成员的我们，没有了在六排那样相对松散的日子。
盯住弥勒一中学生的不止一个糖厂，弥勒县最大的水库，太平水库，据说是1950年时候，本地人张冲将军筹募建设的，也需要大量人手培固堤坝，显然的，免费的劳动力多多益善耳。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打着：学农的旗号，我们留校的师生倾巢出动，扛上行李，排成队伍，迤逦来到大坝脚下的小村太平，分散开来居住在村民家中阁楼. 我当时所在的八排三班，班长是弥勒县本地农村来的学生，叫做陶洪富，因为抽调了大量学生去竹园糖厂打工的缘故，连排缩编，学生干部也要重新选定，根据解放军的配置，一个排下面有四个班，一个班除了班长外还要有副班长，不知为何？我三班一直只有班长而空缺副班长。也许是杨永祥老师见我班“小昆明”人数多，不好提拔，所以，迟迟没有副班长。结果，一天晚上政治学习，班长陶洪富称头疼请假，杨老师当场就指定我来出任三班副班长，带领全班政治学习。不得不说，他还是眼光独到，看得出来我在“小昆明”当中的“娃娃头”影响力。
杨老师这个人拿捏政策相当到位，他就敢启用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标八排”的排长是阿细族陈惠英，而第一副排长左维誉，她家老爸就是原省委党校右派，左大中，一家人在反右后就下放在了弥勒。所以他这里一开头，别的排一看，人家“标八排”都敢启用“小昆明”来当学生干部，我们为何不可以？再者说，不是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啊！于是乎，太平水库成了我们“小昆明”地位翻身的福地。
当然的，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唯有比本地贫下中农子女干得更好才能获得青睐。为了报答杨老师”知遇之恩“！不就是表现积极么？每天早上起床，匆匆洗漱，拿起扁担簸箕，或者锄头铁锨，列队成行，高唱一曲毛主席语录歌，跑到大坝工地，作为副班长，别人休息的片刻，还要站起来，朗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当地农村的习俗，每日两餐，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开午餐，当地人称之为”晌午“，表现的时刻到了，别人到点排队吃饭，我还在干，等到最后一个吃饭，别人吃完饭还有空闲休息一会，我又在干活了。这就把班长陶洪富给比下去了，他身上的小农习气暴露无遗。又不是苦工分，何必那样卖力？农民身上那种务实，自私的精神，通过牢骚满腹表现出来。
后来，不几天在晚上政治学习时，杨老师表扬了我，批评了陶洪富，结果，作为贫下中农子女的陶洪富，还与杨老师顶嘴起来。然后，我们学习的毛主席语录也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于是乎，接下来的班长选举，陶洪富被免职，我上位班长，另外一个“小昆明”党校子女胡小淳提为副班长。从此开始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治上全面翻身的局面。七排启用了梁晓明当班长，十排启用了杨小栗，十二排启用了孙毅扬，还有更多”小昆明“女生干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为了早日完成划分的施工地段，我是带领全班早起贪黑，自然受到本地学生奚落，陶洪富和资绍云都是“落后”学生，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和我一样“积极上进”，反正我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简单收拾了就操起农具出门，谁愿意跟来的就自便，结果，“小昆明”都纷纷起床，拿上工具跟我上大坝，剩下的几个本地学生被孤立，滋味也不好受，也就只好悻悻然跟着出门。陶洪富后来干脆退学回家不来了。倒也是啊！见天的干农活，还学个球啊！不如回家帮忙家里人种地。可见，贫下中农子女对文革中“左”的和形式主义的套路也是敢怒不敢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