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原是很安静的上栗市（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突然惊慌起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从四乡来赶集的农民们忙着收拾了买卖，急步离开这个热闹的市场。住在镇上的妇女和小孩们特别慌乱，纷纷向外逃避。店铺的人们陆续关上店门，收藏起货物。约摸下午五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可以说是轻便的城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乡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更夫忙着通告各商店住户谨防火灾。
我那时才九岁，在这市内一所私塾里读书，自然对这乡村社会里层所发生的事故是茫无所知的。这间私塾是我父亲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办，共有十几名学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儿子和他的一些亲朋的子弟，其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都寄住在这私塾里。那天恐慌到来的时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乡去了；我们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温习功课。在这当儿，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的跑到外面去看热闹；多数同学先后由他们的亲属赶来领走了。只有我和几个家居较远的同学仍滞留在塾里，不知如何是好。
镇上木栅门关闭以后，我那年轻的四叔，他是这私塾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匆匆从街上跑回塾里；引着我和两个姓文的小学生，沿街走到一个豆腐店里；把我们从豆腐店后面窗口吊下去，指点我们越过小河，循着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并且叮嘱我们说：“快走吧！千万莫在路上耽搁，天快黑了！”他瞧着我们涉水渡过这条宽而浅的小河后，他的影子也就消失在那窗户的后面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这里离文家尚有一里多路，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来，重入睡乡。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看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内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货物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由大路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等武器，却看不见旗帜，也没有什么叫喊。在这种肃静气氛中，并没有显现出造反的热情。我们三个小孩站在路旁观看，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一会我们看厌了，才循着一条去文家的岔路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到达文家大屋，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搜寻，直到我们跑到屋后的山边，高声叫喊，才看见一个人从山上树林里踱了过来，把我们带往山林深处，我们就在那里与文家的大人们会见。文家父兄都急于问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来，市镇上和大路上发生了甚么事情。我们把经过情形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则说由于得到消息太迟，来不及去接小学生回家，又说了一些他们忙于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虽是世交，但我还是惦念着家里。他们对我备加安慰，说到我家远在二十里外，不能回去，就近在这里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在文家住了约十天光景，头几天曾有小股“会匪”光临过他家，虽没有发生严重的抢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惊弓之鸟；带着我一齐躲避在山上，蜗居在山窝里临时支起的帐蓬里面。后来风声缓和下来，我和文家的老少妇女们又悄悄的回到他们的家里住了三四晚。在这段期间，文家大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乡邻戚族们来回报告有关的消息。他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那些人参加了“会匪”造反队伍如何集结行进以及怎样遭受失败等类故事。
文家的大人们获得消息，确知他们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更显得惶惶然，这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原故。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猜测：“管店先生也许是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们的罗唆，才加入帮会，以期获得庇荫。”当他们听见邻近的乡人们有些随着造反队伍出发，往往会提出某一个名字说为什么这个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来了。文家这个乡绅人家，不用说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竟有这许多乡人都卷了进去，实在使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后，乱事似乎是平静了，交通恢复了，我家派了人来接我回家去。我安然回到梽（zhì 地名，在湖南邵阳）木山家里，曾为我耽心的母亲和家里的大人们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们对于造反的事，心有余悸。谈到下列的一些要点：我家大人们在阴历十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听到风声了，忙着把家里贵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里。当晚，有一个洪江会的千总就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集合了从各村来的党徒上千人，杀猪造饭，吃饱后再行进。屋前屋后都是火把，他们在广场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师前进”。
广布在湘赣一带的洪江会原系洪门圈子里一个后起的较小支派。洪门起于明末清初，为明朝遗老所参与的一个秘密结社，在太平天国时起过重大作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三合会等等均系洪门内著名的组织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中，洪门是较为进步而又是最有势力的团体。它一直标榜“反清复明”，但为了避免镇压，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严密的，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一用（如洪江会造反时），平时却显得是一个神话和迷信交织而成的江湖义气团体，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团体的政治性被冲淡了，而且逐渐包容了不少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营私的勾当。人们统称之为“洪帮”，官厅称之为“帮匪”或“会匪”。
我的家乡成为洪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的中心市镇，离萍乡县城八十里，离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的边境都不过二十里左右，水路能通长沙汉口，那一带正是横亘湘赣交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的也素称频繁。沿着罗霄山脉更有许多土式的小煤矿。各小煤矿之间和矿工之间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没于这一带的山林间。这种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薄弱、而又土产丰富、商业发达、械斗成风、地方不靖的地区，正是江湖团体滋生的温床。
几年以前，洪江会的党徒们即在湘赣边境上开设了一些赌场，这种赌博的性质类似上海的花会，当地名之为“开标”。开标办法是分三十六门下注，如果押中了，赌场就一钱赔三十钱。每天开标一次，上午赌场派人到各乡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时开标。洪江会的头目们就利用赌场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以为标记。那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
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傲傲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气”，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个千总；千总之上还有统领等名称。起事前这个区域里洪江会的大头目觉得党徒众多，一切似以准备就绪，又因秘密泄露，乃决定突然发难。发难的日期是非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无所知，官厅方面当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惊慌到来的时候，即是洪江会的头目们正在下达集合的命令。这个命令的要点，大致是指示各什长、百总和千总召集部属，配带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时向指定地点集合，并向指定地点行进等等。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小孩在文家店铺、门口所看见的农民队伍，也就是依据命令集合起来的一支。
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用的是甚么名称，其领导人物又用的是甚么头衔，这是一件传说纷歧的事。只知龚春台确是这次起事的首脑，乡间称之为洪江会大头目或大统领，据说他曾出过一些布告，但这一点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据来。
龚春台不过是洪江会萍浏区域的大头目，并不是整个洪江会的最高首领。洪江会的大首领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龚春台的造反计划是将各处集合起来的会众，一起集结在浏阳南部的某个地点，由他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杀到浏阳县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为占领浏阳县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设想只要占领了浏阳县城，将造反的旗帜高高树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洪江会就会闻风响应。
一九○六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一带地区发生旱灾，十月间这一带的人民已感觉米珠薪桂（米贵得象珍珠，柴贵得象桂木。形容物价昂贵，人民生活极其困难），人心颇有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饥荒情况，号召党徒，说打下浏阳县城，没收富户的钱粮，大家才有饭吃。据说他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同行进，准备打下浏阳县城可以分得粮食，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号召大家起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龚春台和其他洪江会头目们发展党徒和办理赌场，表现得很能干；但对于作战一事，却缺乏应有的准备。据说龚春台确曾集结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声势不为不大。可是他并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那些大小头目们又都是临时集结起来的新手，显得有些盲人瞎马。因此，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的行动中，不能按时合理进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居住行动又无规律，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等折磨。而且这支莫名究竟的农民队伍，在造反心理上是没有得着充分鼓舞的。这群人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逃亡回家的想头，也不曾充分警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zhuó大锄；引申为用刀、斧等砍）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lǘ 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