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初识革命党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棕棚床上只有一张破席；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书籍报纸。他穿着破旧，道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给他的介绍信以后，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在高兴之中又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亲切的告诉找，他是在过着革命党人穷苦而危险的生涯，对于我这个准备投考学校的学生是颇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温习功课。我说我喜欢革命党人，也乐于尝试这种生活的味道。他高兴得笑起来了，于是张罗来一张床，殷勤的招待我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对革命派一直大肆压迫；国民党确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不少意志不坚的党人，脱离了革命阵线而消极起来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阵容，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加入者均须按手模宣誓服从孙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愿参加，革命阵容颇有混乱。那时虽是在云南起义之后，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荟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凯虽死，他的党羽还是继续在上海压迫革命党人。
那位叶先生看来也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诉我，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将英法两租界交界的路径弄清楚，因为陆建章（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那杀人魔王派来的许多下属都住在英租界，他们不敢在法租界闹事，往往将党人骗到英租界去，再用绑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杀头的危险。他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起同情敬佩之心。
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岸自高（兀傲孤高，不知謙卑），落落寡合（不合群,和众人合不来。落落：疏阔孤独的样子），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