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第19期 | 周炳和 6562

【导读】

1965年是文革爆发的前一年，同年入学的大学生注定不能享受一张平静的书桌。这些科大学子当年有"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精神风貌，不把北大清华作为首选，婉拒热门军校，而唯独钟情于科大。可他们入学后不到一年就遭遇文革浩劫。与当时许多青年们一样，他们经历了从轻信和狂热、到迷茫和彷徨、最终彻底认识到受骗的痛苦心路历程。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也使这一时期的科大学子身经史无前例的磨难，他们思想成熟了、深邃了，反思与他们终生相伴，而唯一不变的是对科大的情怀和当年的书生意气。

这篇瞬间文章，无论是对疯狂年代事件的记录，对科大人物的回忆，还是独立深刻的反思，都是科大在大时代变迀中历史的一部分，它为将来留下时代见证，因而弥足珍贵。

——黄剑辉

1965年高考前，位于西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上海招生组长找到我，动员我报考他们学校。答应不管考得好坏，只要够线就肯定录取。那个年代，军校在学生心目中是很神秘的地方。不像现在的学生，要想了解一所大学，上网就可以获得大量信息，甚至可以亲自到学校去考察一番。那时我们主要是听老师的意见，并且非常相信和依赖老师。我的班主任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听我告诉他这件事情，非常明确地跟我说：“我早就替你想好了，不是清华也不是北大，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至于那个军校你就不要考虑了。”“你不是喜欢理工科吗？科大有华罗庚、严济慈和钱学森，还有哪个学校比她更好？”于是，我就成了文革前科大的最后一届学生。

当年科大还在北京，上海的新生去北京乘的是临客（临时加班客车），行车优先权最低。列车交汇时，要让别的车先通过。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在南京过长江得乘轮渡，要花3个多小时。一路上开开停停，40多小时以后终于到达北京。

我原来就有脚气，40多个小时的超慢车，一路上穿的又是球鞋，到了学校就开始发炎，影响到我参加新生的“入学教育”，无奈只好到学校卫生所就诊。正在候诊时，进来一男一女。男性长者好像以前在报纸上见过，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和"华罗庚"联系起来。正在张口结舌之际，那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笑着对我说："不认识吧，他就是我们学校的华罗庚副校长。"

我的天！他就是我们这些理工男心目中遥不可及的偶像级人物！

我记不得当时的窘态了，肯定是挺糗的！见我这副模样，华校长和蔼地问我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我一一回答。听到我是刚报到的上海籍新生，这位中年女干部笑着说：“真巧，你还是我今年刚从上海招来的。”华校长于是告诉我：“她是校党委政治部主任王瑜同志。”

我的天，又是一个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官！校党委政治部主任陪副校长看病！

1969年12月21日，我们离开生活了四年多的科大玉泉路校园，开始痛苦的下迁之旅。我们先是坐火车到武汉，再乘船到安庆。

科大下迁的第一站是安庆。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学生，住在安庆党校唯一的一栋教学楼里。我们就住在大教室地上的通铺，一个挨一个。我们整天双手垫在头下，眼睛看着天花板发呆。“兵荒马乱”之际，一群年轻学生实在无所事事，总得要整出点事情来发泄发泄。

1970年“欢度”元旦期间，我们在安庆找到一种烧炭的小火炉。就用搪瓷脸盆炒年糕，煮猪血汤，吃得那叫痛快淋漓。还有人发现长江边上停着的渔船，傍晚去买鱼极是便宜。

安庆地委党校距安庆市区还挺远。翻过那条小山沟，另一边就有街市，街道很窄,但挺热闹，回想起来很像现在小镇般的旅游景点。

随着大批人马和物资的到来，小小党校如何堆得下科大？于是，每个系被安排到了不同的城市，我们六系来到淮南。把各个系塞到不同的城市，有效地削弱了师生中越来越强烈的反下迁情绪。安徽的工、军宣队，比北京的要狠多了。他们在合肥校本部办了个“学习班”，残酷地整干部，整老师，整学生。

1970

被打倒的科大党委书记刘达，也早早地被弄到了安庆。他那时还没有正式"解放〃，但已经从"专政队"放出来了。大家都忙着搬迁，谁也顾不上他，所以刘达那时还相对自由。等到后来安徽派出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科大，在全校范围内残酷地整干部，整老师，整学生，刘达在安庆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我记得他被弄到现在的东区即那时的合肥师范学院，校本部就在那里，又遭遇大型批斗，这是后话。

安庆党校附近的小街上有很多小吃店。刘达这个北方人也喜欢各种南方小吃，像小馄饨、小笼包。他尤其酷爱那里的肉馅大汤圆，我们好几次看到他在街上小饭店里大快朵颐。

有一次，我们班几个同学在街上看见刘达正在帮助一个推车的小孩，把掉在地上的一袋水泥弄上车。我们就走过去一起帮忙，并邀请他当天晚上到我们宿舍聊天，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到了晚上，刘达应邀来到我们的住处。他刚一进门，我们全体起立，齐声大吼："刘书记好！"弄得他有点不知所措，大概很长时间没人叫他"刘书记"了。我们给他倒了一杯热水，然后他也坐在地铺上和我们聊开了。一开始他还是不太习惯，不愿意深说。我们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他，只是困在山沟沟里，穷极无聊，一起闲聊天，以后保证不会“揭发批判”，气氛才变得轻松起来。闲聊从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开始，到1965年我们进校后由他在科大推出并试行的免修、选修、加选的学分制，到安庆的风土人情和各种风味小吃，慢慢地话题居然进入“如何办好科大？”。

真是活见鬼了！全国都在“备战备荒”，大学停止招生好几年，我们"停课闹革命"也闹了好几年，现在科大又被人扔到了安庆的一条小山沟里，还讨论什么“如何办好科大”？！我们问他："你认为学校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他对这个话题显然很感兴趣，认为学校应尽快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尽快解决科大的师资力量上的问题。因为科大的下迁，师资力量流失严重。对他的这些看法，我们哑然无语，不以为然。他离开以后，我们还“嘲笑”他跟不上形势，还是老一套。有意思的是，我们班带队搬迁的北京工宣队杨师傅，从刘达一进门，就在自己的铺位上蒙头大睡。等到刘达一离开，马上睁开眼，蹦出一句：“你们怎么把他给整来了？”。

从安庆到淮南后，除了劳动，就是无穷无尽的"学习"、“一打三反”、"背对背揭发"、"清理思想"、"深挖根源〃，搞得人心惶惶，厌烦透顶。很多人有一种"一天也不想在科大呆下去"的想法。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拿到派遣证的当天，就有同学离开了淮南！

幸运的是，我们班在毕业分配前留下了这张毕业照，有的班级就没有留下，现在只有遗憾。几十年过去了，每到毕业季，年轻的科大校友们兴高采烈地走红毯，把学位帽拋向空中，再看着这张好不容易留下的毕业合影，真是思绪万千，不堪回首！

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了辽西山区的穷乡僻壤北票县。有一年回北京探亲，听说刘达虽然已经离开科大，任职国家计量局，但还是有很多科大的老师同学去看他。于是我和太太（同班同学）一起贸然前往他在党校的住处。刘达一听是科大的毕业生，非常热情，尤其是当我们自我介绍我们是在安庆时曾请他到大通铺教室聊"如何办好科大"的那个班级的学生，他连连说：“记得记得。你们班的同学很有意思。”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姜还是老的辣，也许这就是刘达一直以来的教育信念。他在反右运动结束后，大胆从兄弟院校和科研单位里选拔被社会边缘化却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右派分子”到科大任教；文革后期他"解放"复出，就力主从文革几年的科大毕业生中招"回炉生"，办“教师进修班”，充实教师队伍。尽管他的这些举措又被批判为“复辟”、"回潮"，毕竟是非自在人心，刘达的前瞻性智慧和魄力，为母校下迁合肥后迅速崛起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令人敬仰，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