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局长，我们没忘记您
——王亚法
首先要感谢发明微信和现代传媒的科学家，如果没有他们的发明，或许无数的明星，只是舞台上的瞬间过客，抑或街头艺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发明，或许北京的声音不可能瞬间传达到每个人的心田；如果没有他们的发明，或许我就不可能在微信上看到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兄的大作——《怀念王国忠先生：文史笔丛留辉煌》。
王国忠先生是沈德飞兄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领导，是引导沈德飞兄走上编辑出版之路的引路人，也是引导我走上编辑出版引路人。
文革初期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廬的文学青年，那时我结识了老干部杨石平先生。
杨石平是无锡太湖游击队的政委，解放后分配在上海铁路局当处长，后来因受“黄逸峰事件”的牵连，被发配往上海手工业局技校当校长。文革期间遭批斗，赋闲在家研读《红楼梦》，有空常来我家聊天，因他名字中有个“石”字，所以懷才不已，常嗟叹“顽石无才去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那时我在工厂当学徒，年少志大，充满失学的苦闷，也夜半闭门，研读红楼，于是俩人成了忘年交，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出国。
杨石平和王国忠是老乡，年轻时同在无锡团市委工作，我认识王国忠是由杨石平介绍的，但因他俩是老干部，我是一名卑微的文学青年晚辈，对他俩很是恭敬，称呼他们，一个叫“老杨伯伯”，一个叫“老王叔叔”，直到王国忠先生成为我的局长后，我私底下还这样称呼他。
我在老杨伯伯家见过王国忠先生几次，我们三个人都是无锡人，在一起都用无锡话交谈。我读过他的科幻小说《黑龙号失踪》，我以后写科幻小说，也是受到他的影响，但由于我和他社会地位的悬殊，一段时间几乎没有来往。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从工厂调往少儿出版社，被分配在张伯文总编的麾下，帮助戴山筹办《少年科学》，《少年科学》和《十万个为什么》同属自然科学编辑室领导，而王国忠先生调往出版局当局长前，就是自然科学编辑室的老主任兼副社长。
王国忠先生虽然当了局长，但对自然科学编辑室的工作还是十分关心，他每次来少儿社，在楼上社长室谈完工作后，必来我们科室看望大家，因为我是分工编辑科幻小说的，有时他会问最近科幻小说的来稿和作者情况。那时当局长的没有汽车，他锃亮的永久牌自行车，常常习惯停在我办公室的窗外。
王国忠先生虽然是高我好几级的领导，但暗下还是关心和培养我的，那时全国科普创作协会要出一套全国性的丛书，他特意关照自然科学编辑室的主任曹燕芳女士，要我跳重担，让我单独完成。
一九八七年我的长篇小说《张大千演义》出版，我去局里给他送样书，他很高兴。他接过书，翻阅版权页，当看到是外地出版社和印数的时候，责怪我，这么好的题材，为什么不告诉我在上海出版，像这样的题材，可以增加很多印数，那天他很高兴，他鼓励我在搞好编辑工作外，业余时间多搞些创作，还聊了许多民國時上海画坛和张大千的故事……
不久我去了澳大利亚。
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回国，去华山路对面的公寓探望他。我依然叫他“老王叔叔”。那时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局长和下属的关系了，所以像老朋友一样，大家谈得很轻松随意，他告诉我《上海文史》改刊为《世纪》双月刊了，希望我写些文章，还送了我几本样刊。那天我们谈反右的风波，文革的骚乱，我跟他谈起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的情况和国外的反应时，他说他儿子在法国，不久前他刚从法国回来，都知道。我们还谈到天平天国运动对无锡家乡的破坏，他对被民间称作“长毛造反”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称做革命运动而表示不解……我告诉他在调往文史馆前下面的一些传闻，他说他都知道。隔日，他还请我到思南路的蓝村吃了午饭。他知道我在研究张大千和“大风堂”，特地帮我联系张大千的女弟子厉国香和他的夫君王治平先生，介绍我去采访，同时还介绍裱画大师严桂荣和当过法租界特级督察长的薛耕莘先生，以后我和这些老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尤其是薛耕莘先生，几次采访后，他把撰写的“上海冒险家乐园”一书的底稿和有关资料，都给了我，可惜这些前辈逐年凋零了。
二零一二年我回国，再一次去探望王国忠先生，他已经搬进了瑞金南路的新家。他告诉我一九九七年就离休了，现在无官一身轻，在家跟太太一起写字作画，日子过的很闲适。我问他“老杨伯伯”近况如何？”
他感伤地说：“杨石平同志已经过世了。”
我说：“老杨伯伯好像比你年轻呀？”
他说：“老杨想不开，退休后，感觉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习惯，心态不好，影响健康。”
那天我们谈起了上海书画界的情况，在谈到大风堂门人逐年凋零时，他后悔在位时没有多为他们留一些资料。他拿出多年的收藏给我看，记得有赵谦之的书法和虚谷的册页，還有有一张董邦达的山水长卷，城墙山水，画得非常工细……
岁月无情，时光荏苒，在沈德飛兄的大文中知道，王國忠先生已经逝世十周年了，他逝世时，我不在国内，没有为他送行，只能在这纪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际，抱歉地喊一声：“王叔叔，我的问候迟到了，我和德飛兄一样，我们后一辈人没有忘记您！”
二〇二〇年六月八日於悉尼食薇齋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