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25：“将军”囚犯失踪之谜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9期
文 易明佳
一、
1953年2月中旬，位于黄海之滨的江苏省苏北地区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22岁的刘继民在一个春雨潇潇的傍晚搭乘一条小舟来到了一个叫“王家圩”的小镇。他是作为华东劳改农场公安局的一名新警察，来这里报到的。
刘继民是山东省文登县人，出身贫农家庭，1946年1月被“国军”抓了壮丁，因为学过武术而被一位团长选去当了卫士，但三个月后他就瞅了个机会开了小差。不过没有逃回老家，因为半路上遇到了解放军，经几个说着家乡话的解放军老乡一鼓动，就来了个光荣入伍。从那时到1949年5月，刘继民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战役，负过伤，立过功，最后从班长位置上转业到了上海市税务系统，当了区税务局的一名税务员。
本来，刘继民跟公安工作应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说实话他对干警察这一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当初转业时组织上曾征求他意见是否愿意去公安局，他想都没想就摇了头。那么税务员当得好好的又为何要离开大上海来苏北劳改农场干警察呢？那是因为遇到了唐能平。
唐能平是刘继民的老上级，也是山东文登人，当初鼓动刘继民光荣入伍的为首者，那时他是排长。唐能平堪称福将，一次次打仗，一次次大难不死，同时还一次次升官，最后攻占大上海时他已经是营教导员了。他还顺便两次救了刘继民的命，1949年6月初上海市公安局挂牌时，他就地转业去了公安局。1952年组建华东劳改农场时，唐能平又奉调前往该场担任公安局副局长。
本来，刘继民跟唐能平已经没有联系了。可是似乎命运注定要让这对上下级再次聚合。春节前刘继民去南京路购买年货时，恰恰在国际饭店前跟唐能平劈面相遇。唐能平见之大喜，一把扯住了刘继民的袖口不肯松开。唐能平告诉刘继民，他是到上海来招若干名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头脑灵活的同志去华东劳改农场充实公安干部队伍的，问刘继民是否感兴趣。刘继民其时对于税务工作已经有点热爱了，如果碰到其他什么人，哪怕是当初的老团长，他也早已一口回绝了。可是，眼前的唐能平却是他的救命恩人，凭那份情义就没有吭声。这在唐能平看来他是想了解下去，于是就着实鼓动了一番。他知道刘继民特喜欢吃，就把苏北那边的诸如野鸭草鸡、黄牛山羊、鱼虾蟹鳖、莲藕花生、西瓜桑枣的土特产，凡是能够进得口腔的都着实渲染了一番，直把刘继民说得垂涎欲滴、热血沸腾。然后，他又将刘继民扯进了饭店，点了三四个菜，要了一瓶烧酒，把他灌了个八九不离十。最后，他拿出了一张表格让刘继民填。
刘继民已经认不得上面印着些什么字了，就由唐能平问一句说一句胡乱填了，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次日，刘继民到税务局上班时，已经忘记了此事。进了院子看见一群人围着公告栏看着什么，不禁生了好奇心，便也上去看，却是一纸表彰支援苏北工作同志的“光荣榜”，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刘继民这才想起昨天那一幕，正在回忆着唐能平的下榻旅馆想去找他取消时，局长已经有请，一番表扬后，让他先休息几天，过了年办理工作交接。刘继民还是去找了唐能平，但得知已是木板上砸钉子，木已成舟，什么都不能挽回了。不过唐能平念着旧日情义，答应刘继民在年后可以休息半个月，回趟山东老家探亲后再去报到。
三天前，刘继民从上海给唐能平发了电报，说他将赴苏北报到上班。唐能平迅速回电表示欢迎，让他到王家圩码头上岸，届时他将亲自前往迎接，并设宴为其接风，不醉不休。
此刻，当刘继民又冷又饿地从小船跳上王家圩码头时，却没有见到唐能平的影子。阴冷的春雨瑟瑟而降，四下里竟然没有一个可以避雨的地方。刘继民没有带雨伞，走到镇子里去吧，又怕错过了唐能平的接站，只好捺着性子等。
刘继民一直等到几乎失去耐心的时候，才来了一个打着纸质雨伞的小个头男子，十足一副当地农民的模样，用一口苏北话问同志你是否姓刘叫刘继民，是唐局长派我来接你的，请跟我来，咱们先去那边馆子吃饭。刘继民也顾不上询问唐能平为什么不来了，抖抖瑟瑟地跟着人家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落座后正等着牛羊鸡鸭鱼虾蟹鳖准备喝个痛快驱赶寒气时，一碗阳春面送到了面前。小个头男子说小刘你赶紧吃吧，吃了咱们还得赶十五里地去场部呢。刘继民这才知情不好，问唐能平呢？对方说唐局长有紧急公务缠身，抽不出空，你听我的安排就是了。那么你是何方高人？对方笑言不敢不敢，自我介绍姓缪，是农场公安局侦察股的。
刘继民无话可说，只好把阳春面吃了，跟着老缪踩着泥泞小路摸黑步行十五里赶到场部。他心里已经打算着见到唐能平后先发一通牢骚再说，但到了场部后根本没见着唐能平，也没有见着任何其他什么人，连老缪也把他领到场部后院的一间破破烂烂的草房说了声“小刘你先在这里住下”就离开了。
刘继民借着昏暗的灯光打量屋内：一张用木板和砖头架设的临时床铺，上面的被褥虽然干净，但很薄，显然难以抵挡黄海之滨的湿冷夜寒；床前那张粗糙的白木小桌上，放着一个暖瓶、一个杯子。他想喝水，但提了提暖瓶却是空的。这时，老缪来了，送来了热水，告知说唐局长今晚有事无法过来了，说着就走了。
刘继民无奈地上床躺下，毕竟旅途劳顿，片刻就睡着了。一觉醒来，以为这下可以吃唐能平所说过的用农场的特产黄牛肉做馅儿的包子之类的早点了，哪知等到早饭送进来，刘继民这下真的傻眼了：竟然就是一碗稀稀的粥、两个不大的颜色有点黑的窝窝头，还有一小撮腌大头菜。这……这不是囚犯伙食吗？
刘继民这下忍不住了，他要找到唐能平问个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刚走到伙房屋后，先前那小伙子就从屋里蹿出来当道拦住，说对不起得很，根据唐局长的指示，你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个院子里，没有他的许可，不能越过警戒线。刘继民大怒，欲想强闯，转念又觉得这事似乎有点蹊跷，还是忍一忍再说吧。
这一忍就是三天，刘继民被画地为牢待在这间破草房里吃了九顿囚犯饭，最后总算等来了唐能平。这才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先要从不久前发生的一起奇怪的囚犯失踪事件说起。华东劳改农场，当时关押着18000名犯人，以国民党军政人员、汪伪政权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以及江洋大盗为主。失踪的三个犯人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属于集中关押二十年以上徒刑犯人的直属总场管辖的重刑犯直属中队。这三个犯人以前都是国民党“交通部”交警总局的高级军官，其中许德绳是陆军少将军衔，厉风行、诸知仁是陆军上校。解放前夕，三人以督察官的名义参与策划并指挥了交警部队对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顽抗，在交警部队被解放军击溃后侥幸脱逃，潜往南京。三人聚合一起准备逃往香港经商，但这需要本钱，于是就对原先几个熟悉的下级军官的家眷实施了抢劫，然后又用抢劫所获非法经营黄金，最后一并落网，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押解华东劳改农场服刑。
1953年元月2日上午，直属中队三百余名犯人被押解到黄海边的海滩上开挖海塘。这种劳动是以犯人小组为单位划分了定额的，许德绳等三名将校级囚犯所在的小组到了他们的定额包干区域后，就开始劳动了。干了不到一小时，海滩上出现了雾，最初尚小，尔后渐渐变浓，不到二十分钟，已经发展到能见度不过数米的程度了。看守劳改犯的公安部队和农场干部马上加强了警戒力量，在除大海一侧以外的另外三个方向设置了三道警戒线，还出动了警犬。至于面对大海的那个方向，那倒是不必警戒的，因为没有船，犯人要想逃跑也无法实施。
大雾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随着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跃出而迅速消散了。这时，伙房的犯人送来了开水，休息时间到了，各分队的带队干部按照例行程序开始对本分队三个小组的犯人进行计数。二分队干部小姜点到许德绳等三犯所在的第三小组时，发现少了三名犯人！
劳改队最怕的就是犯人脱逃，警哨当即吹响，全中队犯人一律停止劳动，按小组劳动位置就地站队，由中队长、指导员亲自点检人数。点了两遍，还是少了二分队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名犯人。
直属中队高中队长只觉得自己的头似乎大了一圈，当下马上下令收工，全体犯人返回监房，严加看管。同时按照预案开始紧急追逃行动：火速布置追踪和布控，同时报告场部并总场公安局。总场公安局接到报告后，也派出了追捕力量。
一个能够容纳18000名犯人从事农业劳动的劳改农场，其范围之大是能够想象的，从农场的这一头步行到另一头，一天时间还不够。而总场直属中队犯人这天劳动的位置处于海湾的死角，从那里到离开农场地界的任何一点至少得步行八个小时。而此刻距出工时间也不过两个多小时，因此逃犯只要没生翅膀，那就还在农场的地界。电话已经打出去了，各分场只要出动人员卡住各条要道，同时组织对本分场范围内易于躲藏的那些旮旯实施搜查，不到半天就能捉拿归案的。所以，干部对于追逃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的。
可是，情况却跟预测的不同。由于脱逃的三个犯人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又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所以农场方面对此是足够重视的，差不多动用了能够动用的全部力量来实施追捕。可是，一直到次日上午距发现许德绳等三犯脱逃24小时，竟然还没有查摸到任何信息。
如此，总场领导觉得似乎不对头了，场党委正好举行党委会议，于是就打电话把因正局长外出而代行全权指挥的副局长唐能平召到总场会议室，听取追逃汇报。唐能平也是在这时方才感到此事似乎有了压力，并且隐约觉得有点蹊跷。他向党委会汇报了追逃情况，受命必须在24小时内将逃犯追捕归案。
唐能平回到公安局后，清理了一下思路。当时劳改农场发生犯人脱逃是很平常的事情，上海市一次往苏北押解六百多名劳改犯时，途中竟然全部逃光，这次事件是上了“上海地方史”的。因此，华东劳改农场公安局专门设立了一个“追逃小组”，将追逃作为日常工作。唐能平当下召来追逃小组组长秦均，说老秦从现在起，由我亲自抓那三个犯人的脱逃案件，你和你手下那班人马听我的指挥。
唐能平用当年指挥解放军作战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他接连下达了几道命令：公安局追逃小组成员分头前往各分场，指导布控和搜查；以总场公安局名义跟农场周边的盐城地区各县公安局联系，要求配合进行协查追捕逃犯；三逃犯所在的直属中队停止劳动，由干部组织全体犯人以小组会方式排查许德绳等三犯之前可能曾经透露过的关于脱逃的线索。
唐能平自己干什么呢？坐镇公安局听取各路的汇报？不，他叫上侦察股长，带了几名侦查员，牵上唯一的那条警犬，去了昨天三犯劳动的现场。唐能平想干什么？他已经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是否那三个犯人根本没有脱逃，而已经被其他犯人杀害后就地掩埋了？
唐能平一行到达海滩时，直属中队第二分队的两名干部已经带着三个犯人等候在现场了。侦查员向犯人了解了昨天上午该小组犯人劳动时所待的位置，然后就地勘查，并让警犬嗅闻气味。不管人还是警犬所发现的可疑点，一律就地挖掘，察看究竟。
如此差不多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在方圆不过数十平方米的现场开挖了十多处被认为是可疑点的位置，均无收获。与此同时，唐能平还亲自和侦察股长一起查看了通往海滩的那段被划为警戒线的沙滩，也没有发现异常。
这样，他杀的可能就可以排除了，唐能平的思路仍旧回到追逃的角度。这时，唐能平还对追逃抱有很大的希望，指望这三个主儿可能躲藏在农场范围的某个隐蔽角落，挨过数日后待追捕力量撤除后再偷偷溜出去，这种情况以前曾经发生过的。因此，唐能平就在第五天下令改变行动方式，故意制造假象使外界以为追逃队伍已经撤除，暗地里却还是严密布控着。可是，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线索。
难道那三个犯人已经逃出农场范围了？他们真的长了翅膀不成？想来想去不可能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事好不蹊跷！
唐能平作为负责追逃的总指挥，为此而感到内疚。布控力量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于是，在获得总场党委的同意后，他下令撤回了所有追逃人员。
这起脱逃事件成了一个无头案子。按照惯例，公安局需要起草一份结案材料，对该案作一个说法。唐能平在因公出差去了趟上海顺便动员刘继民答应调来农场公安局工作返回后，亲自动手起草这份材料。哪知，就在刚刚动笔的当儿，忽然传来一个消息……
二、
这天晚上，总场直属中队那个发生将校级囚犯失踪案件的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的一个名叫黄秋浩的犯人，忽然中风！
黄秋浩那年59岁，此人早年留学日本，研究日本经济颇有心得，后来回国后被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聘为顾问，据说一度曾给蒋介石讲过日本经济学，被蒋氏称为“先生”，拿到过一笔数额不菲的特别薪金。后来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日本的扶植下组建了汉奸政府，将黄秋浩叫去委任了一个相当于副部长级别的高级顾问职位。黄秋浩在那个职位上折腾得很欢，不但替汪伪政府掠夺江南人民经济财产出谋划策，而且还跟一些他在日本时经常结交的，当时已经以侵略者身份来到中国的日本同学、朋友勾结得很紧，自然不可能干好事。如此，黄秋浩在抗战胜利后，马上被军统局逮捕，据说原准备判处死刑的。幸亏黄秋浩的老婆给蒋介石写信求救，乞求蒋氏看在其夫当年讲课的情分上，网开一面，法外施恩，给黄秋浩留一条性命。可能蒋介石动了恻隐之心还真的发了话，所以最终黄秋浩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南京解放时，黄秋浩被共产党政权接管下来，因其罪不容赦，故仍得待在监狱服刑。1952年在苏北组建华东劳改农场时，黄秋浩被列入了移押名单，押解黄海之滨劳动改造。以黄秋浩的年龄，是属于老年犯行列的，按照人道主义原则，他可以不参加一线繁重劳役，但他抱着积极接受改造争取减刑的心思，称其多年习练太极拳，身体健康，要求参加一线劳役。干部看看这人的身体倒是不错，力气也大，于是也就点了头，但在分配劳动定额上还是给予了适当照顾。
一直到发生了不测之后才意识到，黄秋浩其实是患有高血压症的，只不过他自己没有什么感觉。这一段日子，因为参加繁重的挖海塘劳役，加上倒春寒的气候原因，这天晚上黄秋浩在小组学习会上发言时一激动，就中风了。
值班干部老周当即唤了四名身强力壮的犯人，卸下一块门板，把黄秋浩放上去，抬上就奔总场医院。从直属中队监房到总场医院大约有四里地，不是正规的公路，而是犯人修筑的土路，近日阴雨连绵，几乎随处都是坑坑洼洼，加上没有路灯，只靠着一个手电打光，抬着一个病人急奔，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结果，行至半途时，一个犯人扭伤了脚，自个儿行走都力不从心，别说抬人了。救人要紧，干部老周于是就接替过来抬着继续前行。
老周已是四十五六岁了，平时体质较弱，又不参加劳动或者体育锻炼，此刻抬着一个病人急行，不一会就气喘吁吁，声若风箱。躺在门板上尚有知觉的黄秋浩听着，心里很不好受，几次以手拍着门板示意停下。但老周不理睬他，坚持抽着风箱把黄秋浩抬到了总场医院。一进医院大门，刚刚放下门板，老周就一头栽倒了！
黄秋浩被送进了急诊室，这边老周刚刚喘得一口气，心还狂跳着的时候，护士过来叫他进去，说送来的病犯一定要他进去，像是有话要说。老周还没有意识到这会是怎么一回事，马上跟着护士进了急诊室。那黄秋浩其时病情已经恶化，连话也说不完整了，语不连贯，吐字含糊地表述了如下意思：周队长，谢谢您！我要告诉您一件事，前些日子失踪的许德绳三犯，不是脱逃，而是……说到这里，他就失语了，但眼睛还能动，望着老周眨着眼皮。医生马上让老周出去，下令立即紧急抢救。
老周这才意识到黄秋浩要说的乃是一桩大事，于是当即从医院往农场公安局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时，唐能平正在办公室里坐着构思如何起草那份关于三犯失踪事件的报告，听总值班干部如此这般一说，马上赶往医院，要求医生尽一切可能抢救黄秋浩。医生说这名病犯情况危急，最好是开刀，可是农场医院的医疗力量有限，仅有的几名外科医生中没有一人能够做这种头颅大手术。除非紧急起用一个在医院干打杂活儿的犯人，这个犯人留学德国专攻外科，具有医学博士的学位，后来回国后曾任“国军”军医，因犯反革命罪而判刑15年，只有他能够做这种手术。唐能平说既然有人能做，还啰唆什么，赶快做吧！
留德医学博士虽然已经数年没有操手术刀了，但技艺犹在，所做的手术令包括院长在内的在场所有干部身份的医生叹为观止。但是，即使成功的手术也未能挽救黄秋浩的生命，这个汉奸犯在手术后的32小时因突发心肌梗死还是死了。而这段时间里尽管唐能平派人昼夜守候于黄秋浩身旁，但他始终没有恢复过说话功能。
就这样，黄秋浩把一段能够揭开三名将校级犯人失踪之谜真相的线索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唐能平喟然长叹后，当即召集了本局的侦查、追逃骨干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老周也被请到了会上，详细介绍了黄秋浩当时作艰难陈述的情况。众人分析，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名犯人并非脱逃，而是被杀了。而同在一个小组劳动的黄秋浩可能是知晓三个同犯被害的情况，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未能在干部进行调查时予以透露。这次黄秋浩患疾病，受干部老周之举感化，他想举报此事，可是，由于疾病的限制未能如愿。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许德绳三犯果真是被同小组的其他犯人杀害的，那么杀人者的动机何在呢？于是就分析这个问题。唐能平根据他对现场的了解，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事件发生时的劳动现场平面图，上面标出了许德绳三犯所在的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犯人的位置，让事件发生后去直属中队了解情况的侦查员介绍了第三小组犯人的基本情况，并调来该组犯人入狱后所写的“自传”当场分析。这一介绍，大家就发现了一个容易理解的事实：这个小组的十二名犯人中，失踪的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犯原是国民党交警总局派驻第五交警总队的“特别督察组”成员，交警第五总队是由原国民党别动军第四纵队江南行动总队和水上爆破大队合编而成，抗战时和胜利后的大部分活动地点都在苏南地区，而直属中队第二分队第三小组有七名犯人则是江苏太湖“飞湖帮”的骨干成员，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
为了说明这个猜测，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国民党的交警总局情况。通常，一说交警，往往使人容易跟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的交通警察联系起来，其实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交警总局(队)跟通常所说的交警完全是两码事。
交警总局的来源是这样的：抗战后期，戴笠控制下的军统局的权势和实力已经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由于其组织和权势的过分膨胀，自然招致来各方面的强烈反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即提出了立即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的要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第三种力量，也发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呼吁。他们共同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普遍拥护和支持。经过“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确认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建国方针，并表示要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接下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的军事最高三人小组，经过谈判在国共两党军队整编方面达成协议，其中国民党军队将由原有的380万减少到180万，编为90个师。这样，由于大量军队被编遣，戴笠所控制的大批武装如“别动军”、“忠义救国军”等也难逃这一关。
在国民党内部，军政部长陈诚看到“别动军”及“忠义救国军”都是美械装备，企图把它并吞到他的嫡系部队，因而将这些武装列为第一批“复员裁军”的对象，令其开到指定地点集中，听候编遣，并规定自1946年2月份起停发该军的经费。其他一些军政要员，诸如陈立夫、陈果夫、邓文仪、康泽等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也想趁机瓜分军统的势力。
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戴笠设计出了“化整为零”的方案，并呈请蒋介石批准。不久，他与交通部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机构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1946年3月1日，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在南京正式成立，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交通警察部队由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军委会交通巡查部队、汪伪税警总团等武装改编，总计7万余人。
而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担任“特别督察组”的第五交警总队的前身由国民党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江南行动总队和水上爆破大队合编而成，这两支队伍当时的活动区域范围包括着“飞湖帮”赖以生存的江苏太湖地区，所以，此刻唐能平等人就有理由怀疑许德绳三犯可能与“飞湖帮”之间曾在历史中发生过什么重大怨仇。只有这样，才会引发一下子三人被杀害的重大命案。这就是杀人动机了。
唐能平等人如此分析下来，就认为那七名“飞湖帮”犯人似乎有可能制造了这起罕见的狱内命案。既然有这种可能，那就开始调查吧。于是，会议的话题就转到了怎样调查上。劳改农场内部的刑事案件调查属于狱内侦查，这种侦查通常因为范围小而集中，容易被人认为比较容易搞。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侦查对象以及证人、知情人都是具有丰富反侦查经验的惯犯，而且对侦查员所代表的政府立场怀着重大仇恨，所以很难指望他们乖乖配合。知情人不肯提供线索，嫌疑人则会通过各种手段反侦查，即使被传讯后也会百般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本别指望把他们拿下。而如果侦查的是如眼下这样可能有七名作案对象的团伙作案案子，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起打草惊蛇，导致案子成为永远无法侦破的死案。
与会人员对面临的情况进行反复研究后，决定排除通常进行的狱内排查方式，而采取使对方意想不到的一种特殊侦查方式：派出侦查员化装犯人卧底密查。
但是，问题随之出现了，派何人前往直属中队执行卧底侦查使命呢？尽管农场公安局以及其他部门不乏在解放前曾经化装深入敌占区执行过秘密侦察任务的同志，但是，由于这些人都曾在直属中队犯人面前露过脸，已经不具备化装卧底的基本条件。所以，只有另外物色合适人选了。这样，唐能平就想起了即将前来农场公安局报到的老部下刘继民了。
当下，刘继民听唐能平把情况如此这般介绍下来，便明白自己一到农场就被画地为牢不让露面并连吃了三天犯人伙食的原因了，他是一个生性喜欢折腾的人，便觉得卧底侦查很是刺激，再说比以前化装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地形的安全风险要小得多，于是马上表示愿意接受使命。
唐能平说那你得吃一段时间的苦头了，还得过几天画地为牢的生活，另外必须把我给你提供的身份、经历等资料看得滚瓜烂熟，然后拿着判决书和行李，砸上脚镣押送直属中队。刘继民听说还要戴脚镣，就不高兴了，说这是不是有些过分，有这个必要吗？唐能平说为了尽快打消对象可能产生的怀疑，必须得上脚镣，因为给你设定的身份是一个判处了无期徒刑的重刑犯，而且在押解途中还曾逃跑过。所以按照农场的惯例得上一段时间的脚镣，不能对你搞特殊，否则就前功尽弃，你这些日子的苦头也白吃了。
八天后，一批新犯人进了直属中队，中队部把他们分到了各分队、小组。第二分队第三小组自从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犯失踪后还没有进过新犯人，后来又死了一个黄秋浩，所以这次补充进了四名新犯人，除了刘继民外，还有三名中老年犯人。
唐能平给刘继民安排的假身份是：化名解大度，25岁，汽车修理工出身，20岁那年参加了土匪帮伙，系徐州土匪头子“黑快刀”鲍二手下的骨干分子，解放后埋名隐姓逃到了镇江隐藏下来，半年前被捕，此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押解途中曾逃跑过一次，所以给上了脚镣。
另外三名新犯人，其中两个是年近六旬的老头，姓钱，劳改队里罕见的双胞胎同案犯，案由是反革命犯。这对弟兄出身富豪，毕业于中央大学，曾在国民党政府当过文官，职务不高，也没有犯过血债，本来大概还不至于吃官司，但他们的脑子可能进了水，去年遇上一个从台湾潜回大陆执行破坏使命的老友，经不住对方的怂恿鼓动，竟然参与组织什么“反共义勇军”，花名册还没有造出来时，就双双折进了局子，老大给判了20年，老二判了18年。另一新犯人四十来岁，名叫夏金森，身形瘦小，其形象看上去有些猥琐，犯的是盗窃罪，给判了15年徒刑。
补充进直属中队的二十三名新犯人中，只有刘继民给上了脚镣，这使他十分显眼。但这种安排的效果倒是显而易见的，他一进监房门，屋里的八名老犯人就注视着他。小组长吴二重让其他犯人接过刘继民手里提着的简单行李，安排到四个空位中的一个最好的床位。那当儿，劳改队的牢头狱霸恶习已经给政府整顿没了，但老尊新卑的规矩还是有一些的。吴二重待干部小姜离开后，就以组长身份让四名新犯人各自介绍了姓名、籍贯、年龄、案由什么的。他显然对刘继民很感兴趣，当听说是土匪骨干分子而被判无期徒刑时，马上发问：“你是徐州的？听说过‘黑快刀’鲍爷吗？”
刘继民微笑而答：“我就是在鲍爷手下混日子的。”说着，拿出了判决书。
但吴二重不识字，就把判决书递给老犯人程中道，让他念一下。程中道念过后，吴二重站了起来，他那六个同为太湖“飞湖帮”的同案犯跟着站了起来，冲刘继民拱手致敬。刘继民差点闹了个激灵，迅速反应过来，也站起来回了礼，这才相信唐能平给他设计的假身份是不错的。徐州“黑快刀”鲍二在江苏、山东黑道上的名声如雷贯耳，吃黑道饭的只要稍上档次的没有人不知道的。据说鲍二身怀飞刀绝技，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施展也能百发百中，这点加上他那极其残忍的作案手段，所以江湖上给他起了个诨号唤作“黑快刀”。鲍二本人这等厉害，手下又有百十个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所以在江湖上势力很大。江苏、山东地面的匪盗，没有哪个帮伙敢不买“黑快刀”的账，否则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厉害的是，解放后鲍二后来并没有落网，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何处，传说倒有好几个版本，说得最神的一个是鲍二隐居于山东某座深山中，随时准备重新出山。这给苏、鲁两省那些已经土崩瓦解的匪盗帮伙的残余分子寄托了希望，都想获知“黑快刀”的真实下落后好去投奔。眼前的吴二重七人可能也暗暗怀有这种心理，所以听说刘继民是鲍二手下的骨干分子，就要对其表示出应有的尊重，既合江湖规矩，也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
但是，吴二重对程中道和那对姓钱的双胞胎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尽管因为监规纪律的规定不敢给什么下马威，但是老犯人的样子总要摆摆的，让他们三人做了些打扫监房卫生之类杂活。
看得出，吴二重等人很想跟刘继民聊聊，肯定是关于鲍二的事情，但刘继民是假土匪，事先虽然接触了些唐能平替他准备的资料，却担心一个不对漏了馅，所以只想回避。稍稍跟吴二重聊了几句，就找了个借口去跟唐能平替他选定的工作对象程中道套同乡关系了。
三、
程中道，山东省文登县人氏，50岁，出身于地主家庭，幼读私塾，后去省城济南上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从日本留学结束回国后，程中道先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手下当过文官，1936年又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混了个差使。不知怎么的竟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拉上了关系，后来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组建汉奸政府时程中道被封了个“对日联络委员会”的处长。这个位置不是什么肥缺，整天跟日本人打交道，还得点头哈腰赔笑脸，时间一长，他的腰就变得有点佝了。但也正因为坐的是这个不会直接产生血债的官位，所以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追究程中道的汉奸责任时，留了他一条命，判了20年徒刑。
程中道和已经中风而殁的黄秋浩早在汪伪汉奸政府供职时就已经相识了，当时没有什么交往，后来双双入狱坐着国民党的监狱，正好待在一个监房，渐渐就成了朋友。南京解放后，两人一同被人民政府接管下来，又一起在新政权下的监狱待了三年，然后被押解到华东劳改农场。到了农场两人又待在一起，成为直属中队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的犯人。由于两人同是日本留学生、同为汉奸，又在一起坐了数年牢，所以关系自然很是密切。按照唐能平主持的案情分析会议上的分析，认为既然黄秋浩知晓许德绳三犯失踪案的隐情，那么程中道显然也应当一样知晓的。尽管程中道那天因为生病而没有出工，但事后知情者黄秋浩肯定会把隐情悄悄向他透露的。所以，唐能平就指示刘继民入狱后跟程中道多套近乎，结交朋友，获取信息。
刘继民跟程中道当晚就套上了老乡关系，两人一说到文登，自有一番回忆，尽管年岁悬殊，但对于家乡的回忆显然是相同的。两人嘀嘀咕咕一直聊到吹响了就寝哨才住嘴。
次日，刘继民就和第三小组其他犯人一起出工了，劳役内容还是挖海塘，不过已经不是许德绳三犯失踪时的那个位置了，那个包干段因为已经挖完土方，现在就到另一包干段挖了。刘继民上了脚镣，干这活儿自然不便，如果是其他犯人，吴二重那伙“飞湖帮”大盗早就骂骂咧咧了，因为活儿是包干到小组的，只要一人少挖，其他人就得多挖若干。但是，因为刘继民有着“黑快刀”鲍二的背景，“飞湖帮”也就不好发什么牢骚了。这点，刘继民本人并未察觉，他戴着脚镣本就难受，一双脚凉得像是已经失去了知觉，偏偏还要劳动，那滋味就可想而知了。还是休息时程中道悄悄对他说了这点，于是他就在当晚小组学习时向“飞湖帮”表示了谢意。
一个星期后，刘继民的脚镣给卸了下来。那是分队干部小姜带着一个负责修理农具的犯人来卸的，小姜当着全小组其他犯人的面，给了刘继民一番警告，同时又让全小组犯人都留心着刘继民，如果发现有逃跑迹象就马上报告政府队长，该行为将视为立功表现，以后减刑、假释什么的就有用了。
脚镣卸下后，刘继民就恢复了活动能力。唐能平担心他体力不支，又正要了解化装打入犯人后的情况，于是就通过总场管教科通知直属中队有刘继民的家属从外地赶来接见刘继民，让干部把刘继民送往总场招待所。整个直属中队只有高中队长是知晓刘继民的身份和使命的人，所以这事就由他一人操办了。高中队长借着要去场部办事的由头，“顺便”把刘继民带到了总场招待所。刘继民在那里大吃了一顿营养餐，又向唐能平汇报了这一个星期的情况。唐能平让刘继民按照既定方针，还是盯着程中道作为工作对象，好歹也要把情况查摸到手。
但是，刘继民发现程中道对于一些敏感事情守口如瓶，他跟刘继民谈到文登老家时，口若悬河，可是只要转到他以往个人或者汪伪政权方面的历史情况，马上就闭口，冷场片刻后将话题转移。这使刘继民很是困惑，寻思谈谈以前情况尚且如此，若要说及眼前轰动劳改队的“将军”囚犯失踪事件，那还不是更要封口了？因此，刘继民不敢把话题往这上面引，只是耐心培养感情，暗忖终有一天会拿下这主儿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刘继民来到直属中队已经一月有余，尽管每天跟程中道在一起，但话题却还是难以切入。刘继民事先已经作好了长期卧底的准备，寻思老子当劳改犯的时间越长，破案后引起的动静也就越大，没准报纸还会刊登，传到北京去让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看到了，一高兴来个接见给个英模什么的也说不定啊。因此，刘继民待在直属中队倒是显得很平静。而派其卧底的唐能平反倒有点着急了。他左思右想，一时没谱，寻思不管如何，我总得了解目前情况是否有了进展，还是跟刘继民见一次面吧。
这样，在刘继民卧底36天的时候，又一次被高中队长带往总场招待所。当时家属接见犯人时，劳改队还允许携带食品，唐能平就替刘继民准备了一大包罐头、饼干、肉松、熟咸鱼咸虾之类，足有二十来斤，另外还有很多牙刷牙膏毛巾之类的日用品，让刘继民带回他所在的直属中队小组，和食品一起分给全组犯人，以起到笼络作用。当时，唐能平只不过是想通过此举让刘继民搞好与其他犯人的关系，劳动时别人对他也有个帮助，生活中也方便些，并没有预想到此举竟然对侦查工作会有作用。
刘继民带着这些食品、日用品回到监房，马上引起了轰动。他把东西分给小组的每一个犯人，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这在江洋大盗出身的“飞湖帮”吴二重等七犯眼里，是一种仗义，感激之余自然要打听是什么人来接见的？刘继民把吴二重扯到一旁，悄声告知说：不瞒老兄，是“黑快刀”鲍爷听说兄弟我在劳改队吃苦头，差了个女人冒充我的表姐打扮成资本家太太前来接见的。那吴二重一听，顿时现出一副肃然起敬的神色。
没想到的事情还有，那个同乡程中道见刘继民入狱一月不到就已经有了两次接见，便料想这小伙子在江湖上的路道很粗，于是就动了一个念头。一天，他把刘继民扯到一个角落，说老弟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不知你是否可助老哥一臂之力？刘继民还没有回过神来，嘴里说着“请说”，头脑里转开了风车。
程中道开口说了他的念头：原来，这主儿以前患过肺结核，这在解放前被称为“痨病”，由于专治这种毛病的抗生素尚未在市场上推出，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最后只有死路一条。直到“二战”结束后，由美国生产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才开始在中国黑市上悄然出售，价格相当于黄金。程中道那时还没有被军统局拿下，偷偷买了两盒，注射下去竟然就解决了毛病。但他心里一直不放心，担心复发，要了性命。此刻身在劳改队，虽然盘尼西林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但他也无法获取。所以，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就弄些鱼肝油来补补身体，增强抵抗力也是好的。可是，程中道的老婆在其入狱后已经去世，两个女儿早已嫁人，为表示进步，早就跟汉奸父亲断绝了关系。这样，程中道就成了劳改队的“三无对象”(无家属、无接见、无经济来源)，所以，他的想法就好比是空中楼阁。现在见刘继民有亲友不时接见送物，就动了请刘继民帮忙的念头。
刘继民听程中道如此这般一说，寻思这不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吗？你老小子吃了我给你弄的救命鱼肝油，看你还好意思守口如瓶吗？于是，马上点头，答应写信给亲友让送鱼肝油进来。
刘继民于是就悄悄给高中队长飞了个条子，请求转告唐能平以邮包方式寄两瓶鱼肝油进来。唐能平那边自然照办。一周之后，刘继民就收到了从南京寄来了两瓶鱼肝油、一条香烟。他把鱼肝油给了程中道，香烟给了吴二重。
从此，程中道对刘继民的态度就大变了，在刘继民面前点头哈腰的模样，很容易使人想起他以前当汉奸在日本主子跟前的情景。“飞湖帮”那几个收受了刘继民的好处，按照江湖规矩，自然得有个交待，见刘继民跟程中道关系不错，干活时在照顾刘继民的同时也顺便照顾程中道。程中道于是对刘继民就更亲近了。
这样过了大约十来天，连续下了几天雨，不出工，犯人就待在监房里学习讨论。这班主儿哪有学习的心思，干部一走开就三三两两自分小组开起了小会，刘继民跟程中道聊了两天，后来就把话题转到了当年他的汉奸经历上。程中道这下肯吐露了，说了一些他所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情。刘继民当然是另有所图，渐渐又把话题引到了劳改队。没想到程中道很是爽快，主动聊起了不久前发生的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犯神秘失踪事件。刘继民就假装好奇，小心翼翼地打听。但程中道说他那天因病假没有出工，所以那些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程中道也说到了已经中风而殁的黄秋浩，但对于黄秋浩是否知晓“失踪事件”却没有言及。刘继民又不好直言打听，当下只好盘算着等候机会。
刘继民还没有等到机会来临时，唐能平倒是等来了一个机会。又一个下雨天时，直属中队的犯人正在院子的大凉棚里上大课(即听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时，忽然一辆美制吉普车呼啸而至，车里下来三名穿制服的公安局警察，腰佩手枪，一脸严肃地直接来到会场。正在给犯人作报告的中队指导员见了便停了下来，一旁坐着的高中队长早已迎了上去，听警察跟他说了几句悄悄话后，马上拿过指导员面前的麦克风下令：“各分队听令，立即回监房！”
刘继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和本小组的其他犯人一起返回了监房。那三个警察中有两个他倒是见过面的，知道是农场公安局的侦查员，但不知他们为何而来。正纳闷时，院子里传来了各监房上锁的声音。然后，那三个警察和中队长、指导员等几名干部来到他们的监房门口，分队干部小姜步入监房，对坐在床沿口上的众犯人扫视了一眼，最后指着程中道：“程中道，你出来一下！”
程中道的脸顿时猝变，由红转青瞬间定格在灰白色上，随后便手脚颤抖，竟然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这时，另一个干部进来，指着两名身强力壮的“飞湖帮”犯人让他们把程中道挟出监房。程中道一出监房就被警察用手铐扣住了手腕，几双大手连推带提地将他押出了院子，上了吉普车就走。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程中道隐瞒了当年在南京与侵华日军军官酗酒之后闯入民宅强奸中国民妇并制造灭门血案的特大罪行。
这对于唐能平要调查许德绳等三犯失踪案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让预审股同志向程中道宣讲政策，鼓励程中道立功赎罪，揭发“三犯失踪案”真相，争取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程中道在交代了自己隐瞒的历史罪行后，对于“三犯失踪案”却还是摇头不知。至此，唐能平就不得不相信程中道确实是不知道此事了。看来黄秋浩并没有把他所掌握的秘密向程中道透露过。这样，就非常遗憾——包括程中道本人，他因为未能立功，一个月后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
刘继民对于程中道的事情除了遗憾，甚至还有点沮丧，这些日子的苦头不是白吃了吗？接下去怎么办？高中队长很快就转达了唐能平的指示：继续卧底，积极查摸情况。
刘继民还没有想好怎么查摸时，机会竟然自动找上门来了！
四、
程中道被处决后，“飞湖帮”的狱内老大吴二重忽然开始主动跟刘继民接近了，不管劳动还是小组学习，抑或自由活动时，这个黑大汉总是有事没事地出现在刘继民的身边，没话找话似的说一阵。渐渐地，“飞湖帮”的其他犯人也如此表现。这样，就引起了刘继民的警觉，暗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飞湖帮”作为在太湖地区猖獗了十余年的一支江南有点名气的匪盗帮伙，一贯作恶多端。他们是从抗战爆发开始起家的，几个为首分子原就是白天缩在家里冒充良民、夜里摇一条小船在太湖上袭击过往船只的恶徒。1937年底江南地区沦陷后，他们乘机从被日本军队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军”溃兵手里连买带抢地弄到了一些枪支，又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并从原国民党苏州水警大队搞得了两条汽艇，成为当时太湖地区民间武装中唯一持有水上机动能力的一支队伍。凭着这个优势，这支当时打着“太湖民众抗日义勇军特别纵队”旗号的土匪武装就在太湖地区大肆活动。他们的宗旨是不管对象，只要有利可图就上，这样，日军、汉奸水警、共产党游击队、其他土匪武装就统统成了他们的作案对象。由于他们是本地人，熟悉太湖地区所有的岛屿、河汊、港湾，又有一些秘密眼线，加上机动能力强，所以各方力量对他们都奈何不得，数年如一日纵横太湖，江湖上就给他们起名“飞湖帮”。几个为首巨匪觉得这个名号够威风而且很是贴切，于是就放弃了原先的“太湖民众抗日义勇军特别纵队”旗号，公开打出了“飞湖帮”的名头。
从1937年到1948年，日军、汪伪汉奸政权、谭震林领导的共产党“江抗”(即“江南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统局以及抗战后的国民党太湖水警总部、交警总局等都曾分别争取过“飞湖帮”，只有交警总局做成了此事。但事后证明这次招安不过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圈套，因为“飞湖帮”的十一名开山元老在就范后全部被杀，受招安的“飞湖帮”人马从此四分五裂瓦解成几股，一部分死心塌地投到了国民党交警总局门下，一部分重返江湖仍操老本行，一部分乘机金盆洗手带着多年作案所获的金银改名换姓伪装良民过起了安乐生活。
吴二重这七人属于上述第二类，他们在十一名匪首被交警总局斩首的当晚就结伙逃出驻地，返回太湖重操旧业，仍是打着“飞湖帮”的旗号，但势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轻重机枪、汽艇也没有了。这样，一直维持到解放后，终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的剿匪部队一举歼灭。当时被抓获的一共有二十一人，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对于以前所犯的罪行一概拒不交代，而人民政府是要凭证据判刑的，于是就通过向老百姓调查来判断这些被捕者的罪行大小。这样，二十一人中九个名声有点响的主儿就被群众举报了许多罪行，人民政府对于此类情况向来没有“客气”一说，自然只有处决，其余分子就判处了徒刑。刑期除了根据已经掌握的罪行，另外还参照其加入“飞湖帮”的时间长短，吴二重等七人都是抗战前期就已加入该帮伙的，所以就一律判了无期徒刑。
这七人拿到判决书后，心里都是暗暗松了一口气，感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此话怎说？原来，吴二重这七人自己都清楚，以他们手里犯下的案子，不说强奸、纵火、抢劫、伤害，单是人命分摊到各人名下就至少有十来条。试想，人民政府倘若要追究，那要判几次死刑？现在好了，一纸判决书盖棺论定地把这段血腥历史画上了句号，这些人命血债就算结束了。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在别人看来是一块大石头，是一生一世的耻辱，但在他们看来，却是一张免死铁券。所以，吴二重等人当初是手持免死铁券，怀着轻松的心情来到劳改农场服刑的。
但是，这种轻松到了程中道被处决后就结束了。消息传来，吴二重首先一个激灵：他妈的！都过去这么些年头了，朝代也换了，还要追究以前的事儿？那老子以前杀人如麻，只要一桩被人提起，人民政府知道我在这里窝着，哪还有生路可走？吴二重又扳着手指头给跟他一起吃官司的六个哥们儿算了算，个个有至少七八起命案，有的还是结伙一起作的。拔起萝卜带出泥，只要外面有一份材料进来，他们这伙就像一串绑在草绳上的大闸蟹，谁也没法溜！
吴二重于是就瞅了个空子把这件心事对其他六人说了说，不想那几位谁也不是傻大哥，个个已经想到了这点，都是忧心忡忡，胆子小点的只要听见汽车引擎声音、看见穿警察制服的农场公安局或者社会上来农场外调的公安人员(当时劳改队的干部是穿便衣的)出现，一颗心就要七上八下地晃荡个不停。吴二重于是就跟朱庆贤商议：老弟，你看此事怎么办？
朱庆贤比吴二重小七岁，三十挂零，但已有九年匪龄，此人生性狡黠，鬼点子层出不穷多如牛毛，在“飞湖帮”里属于摇鹅毛扇的后起之秀。朱庆贤对于吴二重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事到如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吴二重打从当初落网开始，就不止一次动过越狱脑筋，可是，一则看守得严，苦于找不到机会；二则即使脱逃成功了，到了外面又该如何混下去呢？回太湖当土匪已是不可能之事，整个华东地区都已经今非昔比，别说重新打劫作案了，就是藏着一把的赃款在社会上使用，只怕也过不了几天安生日子就会被作为可疑分子折进局子。那么去其他地区打家劫舍？吴二重觉得也没有把握，谁知道外省的社会治安给共产党整治得如何了？即使没有整治出成效来还具备作案的条件，也是没法待在那里的，因为既然具备作案条件，那当地的江湖黑道弟兄还不是牢牢地把守着属于自己的地盘，又哪里容得别人染指？难道就没有其他谋生手段了？这使吴二重很惭愧，因为他除了土匪那套手段，再也没有第二个谋生手段了。所以，如果不想好出路，他认为实在没有逃跑的必要。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来是随时有可能会被追究以前犯下的血腥余罪，二来关于出路问题已经有解决的可能了——通过刘继民去投奔“黑快刀”鲍二。
这，就是吴二重和“飞湖帮”其他六名犯人要跟刘继民套近乎的原因。而此刻的刘继民根本不清楚对方心里想的是哪门子，只是对于这个变化感到有些奇怪。他当然不可能回避“飞湖帮”的接触，但实在也不敢往“跟对方混熟了直接从他们嘴里获取案情”——类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上去想，于是就先假装没事似的跟对方混着。
可是，刘继民经得起时间消磨，“飞湖帮”七人可就没有这种耐性了，谁知道“凿子”几时冷不防就进来了！(“凿子”：江湖切口，意指来自外面的揭发材料。)所以，吴二重就指使朱庆贤开始向刘继民进行试探。在朱庆贤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一点也不难，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拉刘继民一起逃跑；另一种是刘继民如果不参与越狱也行，但要把“黑快刀”鲍二的关系交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在越狱后顺利投奔鲍爷。当然，他们是不会忘记刘继民的，山高路远，时间长着呢，有恩报恩那当然是没话说的，否则，就是刘继民不说什么，“黑快刀”也会不高兴的。
于是，朱庆贤就在休息日自由活动时，找了个机会悄悄问刘继民：老弟以前因为越狱被戴过脚镣，现在我看你倒是老实了许多，难道堂堂“黑快刀”鲍爷的得力心腹的那份血气方刚就被小小一副脚镣戴没了？
刘继民一听此言，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寻思原来如此，这是否是一个了解对方与“三犯失踪案”关系的机会？于是，他就开口稳住了对方，但话语间没给朱庆贤留下也许可以钻什么空子的缝隙。
然后，刘继民悄悄向高中队长发出了暗号，要求向唐能平汇报情况。正好农场医院新购进了一台X光机，开始给犯人做肺结核病普查，直属中队排在第一个。于是，就借组织犯人前往总场医院体检的机会，悄然让刘继民向唐能平汇报了上述情况。唐能平认为此事是一个获取“三犯失踪案”案情的机会，指示刘继民牢牢抓住，巧妙跟吴二重等人接触，取得对方的信任，伺机套取线索。
刘继民随后就跟“飞湖帮”接触中隐约表露出他想逃跑的念头。吴二重闻讯大喜，说这就行了，只要拉住刘继民一起越狱，出去后何愁找不到“黑快刀”？况且，这个刘继民是汽车机修工出身，一起越狱还可以发挥我们不能发挥的作用，逃跑途中若是弄辆汽车，不是正好让他开吗？但是，朱庆贤却心存隐疑。这个“飞湖帮”的阴谋家似乎具有一种天生的辨别真伪的直觉，他虽然说不出刘继民身上有什么值得可疑的，但直觉似在暗示他这个年轻人不可轻信。这倒不是怀疑刘继民的“黑快刀”部属的身份，而是怀疑刘继民究竟是否可靠——这毕竟是在劳改队，他们的阴谋有可能随时会被察觉，一旦人民政府追查起来，刘继民能做到以越狱为大业，忍受委屈，顶住讯问吗？因为一旦让刘继民知道越狱计划，他们的阴谋无疑就是刘继民手里的一张立功减刑的王牌，他只要向人民政府举报，就能减刑，而他们的下场那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朱庆贤坚持认为应在摊牌之前，先对刘继民进行一次考验。吴二重最终被朱庆贤所说服，答应对刘继民进行一次考验。
这天，轮到第二分队第三小组打扫干部办公室卫生，刘继民和“飞湖帮”的另外两个犯人屠生春、蒋梅黄被小组长吴二重分派去打扫干部值班室。刘继民不知自己正被朱庆贤算计着，所以，当他看到屠生春把一勺子冷水浇进值班干部晚上要睡觉的被窝里时，不仅仅是大吃一惊，而是怀疑这主儿的脑子是否出了毛病。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竟然会扯到他头上来。
当天晚上，就寝哨吹响后不久，这件事就败露了。两名值班干部怒容满面地打开了第三小组的监房门，喝令今天打扫干部值班室的犯人一个个出去，就在监区院子里就地接受讯问。刘继民是三个人中最后一个被唤出去的，由于前面二位屠生春和蒋梅黄已经一口咬定是他往干部值班室的被窝里倒的水，所以人家也不跟他说什么，扣上手铐就带走了。
到了值班室，那二位让他看了看湿被窝，说了声“是你小子干的好事”，跟着就动手教训。刘继民给打了一顿，脑子这才清醒过来，寻思屠生春、蒋梅黄为何要往干部被窝里倒水，又为何要将此事栽到我的头上来，想来想去觉得奇怪，于是就多生了一份心，他就不开口。
两个干部本来有一床被褥，可以轮流睡觉的，现在被褥湿了睡不成了，只好都不睡。商量了一下，就打开了刘继民的手铐，命令他把被褥烤干。值班室是有炉子的，但这个时令天气已经不冻人，所以也就不用了，刘继民只好把炉子又生了起来，足足烤了三个小时，方才弄得差不多，这才回监房。直到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想清楚屠生春、蒋梅黄为何要对他来这一手。
刘继民没有想清楚，吴二重倒是认为已经达到了目的：这个刘继民蒙受了一次冤枉，吃了若干苦头，竟然没有吭一声，这小子看来是条汉子，怪不得“黑快刀”要将其视为骨干分子了。考验已经通过，现在，可以摊牌了。当然也就不必让朱庆贤出面了，吴二重决定亲自出马跟刘继民谈。
吴二重倒也坦率，对刘继民说往干部被窝里倒水一事是我设的局，为的是考验考验你老弟究竟是不是一条汉子。现在考验已经通过，你是一条汉子，不但吃得起苦，而且还受得了委屈，知道伸屈之道，如此，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怎么样，想不想外面的自由生活？想不想“黑快刀”鲍爷？咱们一伙投奔到鲍爷那里去如何？
刘继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禁暗吃一惊，暗忖还真幸亏来卧底了，否则这直属中队干部哪里想得到这七名江洋大盗竟然动起了越狱的脑筋！刘继民觉得这事太突兀，而且是一桩大事，得马上向唐能平报告，请示如何应对。所以，此刻不宜对吴二重说什么，一切都得按照组织上的计划办。于是，他就说这是一桩生死大事，请容我斟酌再三吧。
刘继民当天就瞅了个机会给高中队长飞了个条子，向唐能平汇报了“飞湖帮”一伙的阴谋。唐能平接到密报后，当天就召集侦查员开会分析，人多主意多，考虑就周详。他们分析到了“飞湖帮”一伙可能是受程中道余罪被诛之事的影响而产生的越狱念头，认为这倒是给刘继民提供了一个直接查摸“三犯失踪案”的机会，只要智谋运用得当，对方是会上钩的。到那时，不但粉碎了“飞湖帮”的越狱阴谋，顺带着还能把“三犯失踪案”给侦破了。
唐能平很想亲自对刘继民交待接下去应该如何活动的方案，可考虑到“飞湖帮”那伙此刻肯定已经留意刘继民的举止，还是小心为好，所以就写了一封短信，交由高中队长转达。
当时规定劳改队犯人的来往信件必须得经过干部的审阅，审阅后分三种情况处置：一种是内容正常，发给收信犯人；一种是内容中包含着若干不适宜在犯人中传播的成分，但可以给收信犯人本人知道，这样，就得把犯人叫到队部当场阅读信件，信件是不能带回监房的，还要嘱其不得传播；还有一种是内容不适宜让收信犯人知晓，这种信件就不让收信犯人知道了。唐能平的这封短信，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况，所以他被中队部召去看信一举，就不会引起“飞湖帮”的注意。
唐能平对刘继民下步的侦查工作作了很关键的指示，具体是对“飞湖帮”也来一番考验！
五、
按照唐能平的指示，刘继民一连几天没有给吴二重回音。这下吴二重可就忍不住了，他知道时间耽搁不起，或许他们这七位弟兄中的某一位此刻已经被人检举了以前的命案，公安局正在查档了解凶犯下落，“凿子”马上就要进来了。于是，他就去找刘继民了。
刘继民说老吴不瞒你说，我对那事儿倒是有兴趣的，问题是我有一点还没有想明白，就是你们凭什么看上兄弟我，拉我一起参与那事儿？吴二重说老弟你有我们需要的条件，而这条件正是我们所没有的，你一是“黑快刀”鲍爷的心腹，我们越狱出去就投奔鲍爷，鲍爷肯定会收留咱；二是你老弟有一手驾驶汽车的技术，这于越狱是有很大帮助的，到时候咱们劫一辆汽车就能远走高飞了。
刘继民点头不语，稍停，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老吴你也清楚，这种事情在咱们这个重刑犯中队，一旦被人举报，那可是人头落地的生死大事，而举报者就立下了大功，减刑没有问题，碰上正好要树典型搞一个什么教育活动，来一个假释什么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兄弟我凭什么认为你们这个说法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啊！
吴二重说，既然老弟你有顾虑，老哥我就要给你说一下，让你放心。这样吧，后天是星期天，不出工，咱们找个角落好好聊聊。
但是，不巧的是当天傍晚直属中队就接到总场通知：为配合总场倡议的“一月劳动竞赛活动”，从即日起暂时取消星期日休息。这样，吴二重想在星期日跟刘继民聊聊的念头就落空了。
刘继民对吴二重的聊聊提议充满了期待，他相信吴二重为让他打消顾虑，极有可能会把有关“三犯失踪案”的情况向他透露的。可是，这个希望现在随着总场的一纸通知成了肥皂泡，看来得为吴二重跟他的聊聊制造一个机会。刘继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让唐能平安排直属中队把他和吴二重关一次禁闭。两人在禁闭室无事可做闷得发慌，没有话也得找点话题来聊，更何况吴二重确实是有话要说，那还不充分利用那段时间？
刘继民反复考虑，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于是就想跟唐能平联系。通常，他跟唐能平联系的渠道是飞个条子给高中队长，由高中队长迅速转达，然后唐能平就会迅即作出安排。这次自然也是这样进行了。可是，刘继民要开始行动时才发现，他已经受到了“飞湖帮”一伙的监视。
原来这是朱庆贤向吴二重提议采取的一个防范主意。因为“飞湖帮”方面认为此事还是需要慎重，所以尽管刘继民已经经受过一次考验，但还是得予以监控，不给他有跟干部单独接触的机会，“飞湖帮”24小时总有一两个人盯着刘继民。幸亏刘继民还算细心，在写条子前留意过这方面的动静。结果就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
刘继民一阵后怕之后，寻思这下有点麻烦了，难道我还得继续这样窝下去，直到劳动竞赛活动过后有了休息日才能从吴二重那里获取情况？夜长梦多，这段时间如果发生什么不测，我这个侦查员的卧底不就是白费劲了吗？不行，得想个法子，在不惊动对方的前提下完成跟外面的沟通。
三天过去了，刘继民未能想出什么法子来。正当他心急如焚的当儿，有一个人来找他了，天上又一次掉下了馅饼。那天收工后的一个傍晚，刚吃过晚饭，在开始小组学习前有一段在监区里自由活动的时间。这天的气温有点高，空气中湿度又足了点，所以监房里有点闷。第三小组监房里的犯人除了刘继民都到院子里去透风了，刘继民白天劳动时用力猛了点，腰有点酸，就不想出去了，仰脸朝天躺在床铺上闭目养神。“飞湖帮”犯人认为他一个人待在监房里不会发生什么，他们三三两两在院子里盯着看有没有干部进来就行了。
刘继民也没想到会有情况发生，闭着眼睛正苦想如何把“关禁闭”传递给唐能平时，一个犯人走进了监房。这个犯人就是和刘继民同时来到直属中队的夏金森。他投入改造后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埋头干活，从来不跟别的犯人啰唆，不管干部、犯人都将其视为“老实人”。现在，这个老实人来到刘继民的床前，轻声吐出了一句话，令刘继民大吃一惊。
这句话是一组数字：85775977。刘继民最初怀疑自己听错了，猛地一跃而起，用惊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夏金森。这组数字是刘继民受命卧底时唐能平交待给他的接头暗号，因为整个直属中队只有高中队长才知道刘继民卧底之事。唐能平考虑到万一高中队长突然发生意外不测的话，刘继民需要有人接应。但刘继民处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没有理由相信其他人，所以得有一个表明对方是自己人的凭证，于是就有了这组特别的数字。刘继民一直认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即使非常状态需要使用这组数字暗号，这个人也肯定是干部。哪里想到，此刻这组数字竟然是从一个犯人嘴里吐出来的！
夏金森接着开口道：“刘继民同志，我受组织指派协助你，你目前已经被监视了，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
刘继民听对方叫出了自己的真名，再也没有什么怀疑的了，这时他听见外面响起了收风的哨声，其他犯人马上就要返回监房了，匆忙之下只说得了最为关键的一句话：“把我和吴二重一起关禁闭！”
果然，夏金森连答应的机会也没有，众犯人就进监房了。但刘继民已经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个难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寻思姜还真是老的辣，内心对唐能平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夏金森瞅个机会往高中队长那里飞了个条子，高便给唐能平打电话汇报了。唐能平马上估计到刘继民这当儿正处在取证的最后关键阶段，这事儿电话里是讲不清楚的，就请高中队长到公安局他那边去一趟，当面研究看如何配合刘继民。
高中队长不是侦查组成员，他是不能知晓案情的，他的使命是：保护警方卧底人员和配合其工作。但此刻唐能平觉得应当把相关情况给他作一个介绍，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才能在最后阶段充分调动他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因为高中队长更熟悉直属中队的犯人情况，更容易设计出不至于打草惊蛇的“关禁闭”方案。
次日收工回到监区，刘继民还没进第三小组的监房，迎面就来了一个新来不久的年轻干部，犯人都叫他“宋队长”的，问你们小组谁是组长。吴二重站上一步，说报告宋队长，第二分队第三小组组长是我——犯人吴二重。宋队长点点头，说中队值班室需要打扫一下，去两个犯人吧，你一个，说着，似是漫不经心地随手指了指刘继民，你一个，打扫完后吃晚饭。
刘继民知道戏来了，为防止吴二重等人生疑，他喊了声报告说自己的腰这两天有点痛，劳动了一天已经吃不消了，这打扫之事是否换一个同犯？宋队长的脸色便有点不大好看，阴沉着脸道：“你叫什么名字？解大度？解大度我跟你说，今天我心境比较顺，你说这话也就算了，放在平时，早一个大头耳光上来了！叫你去就得去，哪来这么多屁话！”
刘继民便不敢吭声了，吴二重一把扯了他就走，说这又不是重活儿，一会儿就好，走吧走吧。两人来到干部值班室，看看倒是确实有点乱，于是就动手整理打扫。圈套已经设好，不过刘继民还不清楚这位宋队长会用什么借口把他和吴二重同时关禁闭。但这跟《狼和小羊》的故事差不多的道理，干部存心要关犯人禁闭那总是找得到理由的。果然，当吴二重整理桌上的东西时，把一个茶杯一动，那柄儿不知怎么就掉落下来了。吴二重一愣，正没奈何时，宋队长从外面进来了，见他愣在桌前，便过来了，一看就发现茶杯柄断了，于是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吴二重说我也不知道这柄儿怎么就掉下来了。
宋队长说吴二重啊这就是你小子不老实了，明明是你摔了一下砸断的，还要瞎说？听说你以前在太湖当土匪一贯横行不法鱼肉良民，你摇头？想抵赖是不是？不瞒你说，老子就是那边的人，我的亲族里还有人遭过你们“飞湖帮”的打劫，差点儿送了性命。你说今天这事咋办？
吴二重是老江湖了，一看势头不对，知道在人屋檐下是必须低头的，于是就说宋队长啊，今天这事是我不对，手脚太重，一不留心就把您的宝杯给砸坏了。这样吧，这杯子我吴二重认赔，钱从我大账里扣，加倍扣！
宋队长冷笑道，断个杯子柄是小事一桩，赔不赔就不要说了，我还没听说过坏了干部的东西要让犯人给赔的，现在问题的性质变了，你小子不认罪服法，这就涉及到根本了！你说是不是——这最后一句是问刘继民的。刘继民知道这是让他出场的暗号，于是就说报告宋队长，我是新犯人，按说这事轮不上我发言的。现在蒙你恩赏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那我就大着胆子说了，我觉得吴二重这事儿还够不上不认罪服法的高度，因为……
一个耳光打断了刘继民的话，宋队长勃然大怒，大吼着“对抗管教”，然后就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手铐，一人一个圈儿扣住了刘继民和吴二重的左右手腕，喝令两人蹲在墙边。然后，他就拨打总场值班室，说这里有两个犯人不认罪服法还对抗管教，不关禁闭不足以教育，请求立即关禁闭，手续明天补办。总场值班室自无二话。这样，二人打扫打扫卫生就打扫到禁闭室去了。
当时华东劳改农场的禁闭室，是一排平房，两头有门，终日紧闭，只有送饭送水倒便桶或者进出禁闭人员时才开启；进得门去，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的斗室，都有厚厚的木门，上有一个半尺见方的小洞，供偶尔入内监察的管理禁闭室的干部观察和送饭送水用。斗室大约三平方米，没有床铺，终日一团漆黑，不分白昼。一日供应两餐，每餐四两米饭，盐水煮菜，不见油花，一月吃一次肉食。总之，让禁闭者吃不饱又饿不死，待着待着就不得不怀念在中队劳役的生活，视其为“幸福”，从而产生后悔之意，再不敢轻易违纪。
刘继民和吴二重被关进禁闭室后，吴二重自是好不沮丧，寻思怎么正好会碰上一个来自太湖地区的干部，而且其亲族还是受过“飞湖帮”侵害的。看来人倒了霉连喝凉水都得塞牙。如此，吴二重就愈加产生了赶紧越狱的紧迫感：这个宋队长说不定会在跟亲友通信或者返乡探亲时说到“飞湖帮”某某某在这里服刑，从而使当年的受害人或亲友递送检举材料……
于是，次日上午吃过一日两餐中的第一顿饭后，吴二重就迫不及待地要跟刘继民“聊聊”。
这完全在刘继民的预料之中。于是两人就在如同密封起来的小小的黑屋子里开始聊起了上次没有展开的话题：“飞湖帮”七犯为什么要选择越狱这条充满着凶险的道路？
吴二重先问刘继民，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横行太湖十余年的“飞湖帮”？刘继民不敢充大，担心言多必失，于是就说只知道一点皮毛吧，此刻正好有这个机会想听老哥介绍。于是，吴二重就说起了“飞湖帮”的发家史和活动情况。然后，就说到了他们七人以前具体的作案简况，听得刘继民目瞪口呆，也恨得咬牙切齿，但表面上得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听完后他懒洋洋道，老哥你所说的这些情况跟我又有什么相干呢？吴二重说怎么没有相干，这就是你所要知道的我们为何必须尽快越狱脱身，再待下去“凿子”随时都有可能飞进来，“飞湖帮”七位弟兄不是就要像程中道那样丢了命吗？
刘继民说我听着总觉得这事儿有点玄，因为我也能说出这样一番以前的案子来，而且保证比你老哥所说的还要惊心动魄，你说是不是？你老哥听了可能嘴上不会表露，但心里一定会想，空口无凭，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你说是不是？
朱庆贤不在跟前，吴二重的智力就显得不够用了，他被刘继民说得窝着一股火，但又没法发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是说以前的事儿不作数？那就在眼前发生的事儿作不作数呢？”
刘继民暗忖这主儿终于上当了，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说，眼前是在劳改农场，还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发生了不得已的事儿，还能让老哥你安生？
吴二重哈哈大笑，说兄弟你这就不懂了，你来得晚，不清楚“飞湖帮”弟兄的魄力，不瞒你说，前不久咱就在这里做掉过人，而且一下子就做掉了三个，你不相信？那我把详细情况对你说一下。于是，刘继民终于弄清了“三犯失踪案”的真相——
原来，“飞湖帮”在1948年1月接受了国民党交警总局的招安，但那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圈套，“飞湖帮”一百多名成员按照跟交警总局方面的谈判约定，全体前往无锡市接受招安。哪知，当晚由交警总局第五交警总队举行的欢迎宴会乃是一个鸿门宴，“飞湖帮”的十一名开山元老、有名惯匪当场被擒，随即开刀问斩。
吴二重等人连夜从水城门逃离了无锡，返回太湖重操旧业，从此就跟交警总局结下了梁子。他们喝血酒发誓要为中计被杀的兄弟报仇，并且开始想方设法打探情况。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探知交警总局负责实施这一阴谋的那个头子是国民党陆军少将许德绳。此人原是军统局情报特工，抗战时奉戴笠之命率领情报人员活动于江、浙、沪三地，据说收集了大量日军和共产党方面的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便从中校军衔跳级晋升为少将。但是，戴笠死后不久，许德绳就因失去了靠山而受到了冷落，正好组建交警总局，接替戴笠执掌改称为“国防部保密局”的郑介民就将其打发去了交警总局干了个督察官。许德绳在交警总局混了一段日子，不久就被委任为交警总局第五总队“特别督察组”组长。就在这任上，许德绳和两名下属厉风行、诸知仁一起策划了对“飞湖帮”的招安，诛除了该帮的十一名匪首，基本解决了“飞湖帮”。
吴二重等“飞湖帮”残余分子在探知上述情况后，就开始着手策划实施报复行动，打算暗杀许德绳。但还没制订出行动方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结束了淮海战役，饮马长江准备解放江南，吴二重等七人落入法网，接受审判，最后来到了华东劳改农场。哪知正所谓冤家路窄，竟然就在劳改队遇到了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人，而且在同一个小组改造。吴二重不愧是一个胆大妄为之徒，在这种场所竟然还动起了报仇的脑筋。他跟朱庆贤密议此事，朱庆贤认为要杀三人容易，但杀之后必须完好无损地保全自己那倒是一个难题。当时还没有开始挖海塘劳役，大家待在一块农田里干活，根本没有下手后毁灭尸体的可能，所以还是耐心等待机会。
到了去年底，直属中队犯人开始挖海塘了。由于是以小组为单位包干的，所以犯人就大大分散了，加上那段时间上午总是迷雾不断，能见度极差，朱庆贤认为机会来了，于是吴二重就决定下手。案件发生的那天，第三小组的十二名犯人，程中道病假没有出工，其余十一人中“飞湖帮”占了七个，要解决的对象占了三个，不相关的黄秋浩一个。吴二重认为那是一个绝好的下手机会，于是就跟朱庆贤商量。朱庆贤提出可把黄秋浩支开。于是，就在黄秋浩被吴二重以小组长身份指派前往相隔百来米的农具维修点去修理农具时，“飞湖帮”七犯果断下手，对许德绳、厉风行、诸知仁三人发动突然袭击，当场将三人掐死，然后将尸体拖到离劳动点远达数十米的海滩上挖坑掩埋。当时正是涨潮，等到干部发现少了三名犯人而开始寻查时，掩埋尸体的位置已经被海水淹没了。而退潮后，海水已经把痕迹抹平，还消除了气味，连警犬也无可奈何了。
吴二重将上述情况叙述后，不无得意地问刘继民：“怎么样？老哥我做事手段如何？”
刘继民心里暗自好笑：尽管“飞湖帮”自以为此事做得隐秘，没有料到还是让返回现场的黄秋浩发现了些许端倪，他于是断定许德绳三人是遭遇不测了，只是不敢吐露。后来，黄秋浩受干部抢救他的行为的感化，终于想到了揭发，可惜未能如愿，但也起到了关键的提示作用。这，“飞湖帮”七犯恐怕至死也不会想到。
刘继民心里就有了底，为防止吴二重生疑，他还是假装不信似的反复追问了一番，这才发出了叹息：“哦——老哥啊，兄弟我算是服了你哪！”
吴二重用笑言进行了警告：“对于我们来说，杀个人就像踩死一个小虫，凡是跟我们作对的人，都是这个下场！”
“明白了，那我们就准备干吧！”
刘继民被关了禁闭后，唐能平在外面已经作了布置。他让直属中队高中队长当天下午就去禁闭室对吴二重、刘继民两人进行讯问，还指派了一名侦查员在讯问时直接跟刘继民联络沟通。这样，刘继民在被提出禁闭室后，很快就把情况传递给了唐能平。
唐能平当即采取行动，在安排好讯问人员后，立马将“飞湖帮”朱庆贤等六犯押送总场公安局，分别进行讯问。六名犯人，闻听如此详尽的作案过程，没有一个不以为真是吴二重交代了，于是也就都作了交代，还说出了掩埋许德绳三人尸体的位置。当场押往现场辨认后开挖，果然挖出了三人的尸体。
这样，“三犯失踪案”终于真相大白，刘继民的卧底使命至此结束。
“飞湖帮”七犯接着又交代了解放前所作的那些被隐瞒了的余案。不久，吴二重、朱庆贤等七犯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附录】
无间道！
有时候人的直觉还是挺可靠的，太湖帮军师水平高哇
卧底太厉害了，从古至今都好使。
卧底和搞情报工作的一样，风险太大了。善终者少啊。
故事精彩，解放初期管教干部原来是穿便装的啊。
《周恩来遇袭震惊中央 》
鲜为人知的边区反特肃奸斗争人民网在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延安的福尔摩斯”陈泊
延安的情报、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他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一天，陈泊获悉，中统将派一个特务以《中央日报》记者的身份进入边区，执行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反共的情况。这个特务刚一进入边区，就被陈泊抓获。在审问后，陈泊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乔装打扮深入虎穴。经上级同意，翌日，陈泊穿上这个特务的衣服首先来到延长县。他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作了详细汇报。有了在延长县初获成功的经验，陈泊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此行大获全胜，陈泊根据情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大革命时期入党的李茂堂，被捕后参加了中统，经过争取，表示愿意为我党服务。李茂堂后任中统陕西省室主任，从而使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中统的动向，为党的情报工作立下大功。194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1942年春节前夕，庆阳县保卫科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在审讯中，陈兴林承认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陈泊秘密会见陈兴林，得知了事情的由来。陈兴林原本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三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汉中特训班当教员，一当就是9期。训练的内容除进行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以及窃取情报的技术。训练3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被派往延安长期潜伏。
经过多日的观察思考，陈兴林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的，因而愿意为共产党办事。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进攻延安，需要有人布置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内应外合。熟悉这些潜伏学员的陈兴林被选中完成这个任务。保安部决定将计就计，通过陈兴林挖出潜伏特务。此时，陈兴林非常思念在庆阳县的老母亲和刚刚成婚的妻子，他向组织上提出回家探亲三天的要求。对此，保安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不同意。但在陈泊支持下，中央社会部批准陈兴林的要求。
陈泊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回去，还送了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把陈兴林感动得潸然泪下。三天后，陈兴林果然如约而归。在五四青年节时，延安举行盛大的庆祝集会。隐蔽在会场入口处的陈泊等人带着陈兴林，现场指认潜伏的特务，打开了汉中特训班案的缺口。到1942年5月，陈泊侦讯得知，这些特务潜伏很深，有的进入军委二局电台组，有的进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的进入中共陕西省委，有的进入边区政府，还有特务打入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重要机构。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至1942年底，经过陈泊等人的艰苦工作，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
情况上报到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赞叹说：“当为奇功，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要是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陈泊“延安的福尔摩斯”的美名，便在边区不胫而走，传为美谈。
1943年6月上旬，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特别是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来，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
尽管一切似乎毫无破绽，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陈泊放下电报，立即找到钱益民，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陈泊认为，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被发现的，田守光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里面大有问题。钱益民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陈泊。
经过两昼夜的审查，陈泊终于搞清楚了，这个田守光是假的，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大特务。而真正的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遭遇，所有人员遇难。军统特务很快查清楚死者中有新四军旅长田守光。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田旅长”，欲寻机刺杀毛泽东。“田旅长”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陈泊的火眼金睛识破。
“新版《蒋干盗书》”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一个设计巧除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连环故事。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被称为“新版《蒋干盗书》”的反间谍经典案例时，都禁不住钦佩那位沉着冷静、勇敢机智的故事主人公。他就是时任边区保安处特派员，解放后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公安厅厅长的赵去非。
赵去非是延安抗大的第一期毕业生，1937年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1938年春任延安市公安局检查站站长，1939年任边区保安处一科副科长，同时兼任延安驻洛川县的外勤特派员。
按照国共双方的协议，洛川县由国民党政府统治。这里有组织严密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尤其是中统势力一度十分猖獗。赵去非经过考察发现，与洛川邻近的甘泉小学校长石志文是国民党从西安派来的。此人虽是国民党员，但并非特务，为人正派、思想开明，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赵去非亲自找石志文谈话，开门见山，请他为共产党搞情报。石志文有些犹豫，迟疑不决。为了争取他，赵去非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通过石志文送给洛川的中统特务，石志文得到他们的信任，后被派到西安受训。回到甘泉后，石志文被赵去非的诚心所打动，将在西安的特务训练班的几十名特务的人名、化名和派遣方向全部写出来交给赵去非。这时，中央社会部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得到了这份资料。经过双方的核对，两份情报完全一致，赵去非也因此把石志文当成了值得信赖的战友。
1940年初，共产党控制了甘泉县，赵去非指示石志文乘机随同国民党撤出。到西安后，石志文进入中统驻陕西省调查统计室，专门负责预审被捕的共产党员。后来，驻洛川的中统特务齐开章被派往边区，石志文乘机要求调回洛川，后得到批准，被任命为洛川县政府指导员。这样，国民党控制的洛川县政府的有关情报就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在赵去非的安排下，我党的多名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在洛川的要害部门。
一天，赵去非在富县突然接到下属报告，说有中统特务要来投诚。来投诚的特务是国民党洛川县党部干事王忠岐。赵去非通过在县党部的内线，早就知道王忠岐是位顽固的中统特务，他这次很有可能是假投诚，极有可能是中统洛川调查统计室主任单不移设计的一个圈套。赵去非决定将计就计，声称自己是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参谋。酒席上，赵去非打听驻洛川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情况。为了取得共产党的信任，王忠岐交代了一些情况。为了“借刀杀人”，赵去非郑重地说：“王先生，你这次回去，拜托一件事情。”“前些日子，从富县跑到洛川一个人，你们的主人没有怀疑吧？”赵去非这样说等于告诉王忠。
王忠岐回到洛川后，向单不移进行了汇报。单不移大喜过望，以为此行挖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赵去非巧施反间计，很快就让这个叛徒由中统方面处决。
几天后，王忠岐又自称来送情报。赵去非迫使他提供更多的秘密。为了表示自己是真心投诚，王忠歧只得讲出八九个隐藏在边区的中统特务和拟发展特务的名字。后来，赵去非有意将他软禁起来，又设法让他逃回洛川。面对同志们的疑惑，赵去非解释说：“王忠岐逃跑，说明他忠于国民党。可是，他的上级也在考察他，人家会想，为什么我们这边跑了人没有动静？王忠岐毕竟向我们供出了几个人，大家就等着看特务们'窝里斗'吧！”果然，王忠岐从边区政府控制的富县逃回后，引起了单不移的怀疑。追问之下，王忠岐承认了向赵去非供出了几个隐藏特务的名字。当单不移派人通知潜伏特务隐蔽时，才发现那些特务已经被捕。单不移气急败坏，下令将王忠歧处死。
边区保安处的同志得知了王忠岐被活埋的消息后高兴不已：“这出戏真是比《蒋干盗书》还过瘾啊！”赵去非说：“大家别急，戏还没有演完。”他设计继续扩大战果，由边区保安处不断向外放风，以表明王忠岐是自己逃跑的。在洛川的国民党县政府官员们得知单不移冤枉了王忠岐以后，立刻骚动起来。王忠岐是洛川本地人，在中统内部人缘很好，而单不移却不得人心。在王忠岐被处死后，洛川的官绅们都纷纷对单不移表示不满，最后闹得单不移在洛川无法立足，灰溜溜地走了。不久，中统方面安排中共秘密党员的石志文出任中统驻洛川调查统计室的主任。此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攻意图、特务派遣等情况通过这一渠道不断地被传递到延安。赵去非设计除掉王忠岐、赶走单不移的传奇经历，成为国共双方间谍战中应用“反间计”的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