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两百年后郭嵩焘被称颂与纪念，但即使是现在去品读郭嵩焘晚年遭遇，你仍你能从冰冷的文字里切实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无奈，甚至绝望。 大清国已亡了107年，这些文字反更给我们带来一种似曾相识、细思极恐、不寒而栗的的感觉。
英国的哲人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而且国人一直以来都津津乐道于泱泱中华有盛世治史、后朝修史、以史为鉴的传统美德。 都说“读史明智”，然而越读你就会越发清醒意识到，当一个社会，一个帝国到了末年，行将崩溃时，上位者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保持着理智、冷静头脑的“清醒者”，也不能容忍他们哪怕说半个字的真话，反而更积极地纵容、默许、养肥大批“装睡者”。
一百四十年前的大清末年，藏身宫禁深处的统治者们，始终自我感觉良好，天天做着我天朝上邦、华夏贵胄，俨然一派“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四方洋夷万国来朝的美梦。
然而，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早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跃出了地平线。可惜得紧，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中华民族这个苦难的民族，始终被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一群自大自大狂、尸位素餐的执政者封锁着、洗脑着、压制着，未能及时得沐其光。所以“落后被挨打”了，所以始终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
纵览千百年来一个个帝国、王朝的兴亡史，当一个帝国，已经容不下任何一本说真话的书，容不下任何一个说真话的人，既得利益者自大浅陋到只相信他想听的东西，谄谀献媚、拍马溜须者纷纷上位秉政，糊涂装睡、深谙中庸才能得以保全，帝国崩溃，委实不远矣！ 非但如此，他们还无情斥责、弹压、剿灭任何试图将这文明光芒引入“盛世如此安稳、岁月如此静好”的帝国中之清醒者。
很不幸，郭嵩焘就这样一个清醒者。
话说，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英国驻北京使馆的马嘉理路过云南，因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而遭杀，时隔两年后，英国就此事要清政府派遣使团赴英道歉，并作为中国驻英大使。
须知，彼时的天朝，虽历经近四十年被逼无奈的经济上“改革”(譬如洋务运动)与“开放”(譬如开放通商口岸)，时常饱受战火洗礼，朝堂上下的秉政者们仍深感出任“驻英大使”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 想一想也是，自古以来只有“蛮夷”派人来天朝朝贡，哪有天朝的大臣去外国“做人质”？ 自然，高贵的士大夫们纷纷避之唯恐不及。最终，清政府让曾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临危受命”，并勉励他赶紧赴任，能与国家“共克时艰”。
想来也是好笑到可怕，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余年，这个帝国还是沉溺在“盛世”的美梦中无法醒来，在士大夫们(也许不少是装睡者)的想象中，盛世还是那么安稳，岁月还是那么静好，只要有无上权威、无所不能的皇帝在，有一大批无比忠诚、廉洁奉公的清官在，我们的帝国就牢不可破，我们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好。 他们会在“报喜不报忧”的层层政府洗脑式官宣中，选择性的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帝都的沦陷之痛，忘记城下之盟那是签订了一个又一个，割让出去的领土那是一块又一块。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郭嵩焘在嘲讽和诋毁中，与副使刘锡鸿等经过几十天航行，终于在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
郭嵩焘，何许人也？
这是晚晴“湘军”的缔造者，湖南湘阴人的他，19岁中举，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曾任广东巡抚，是大清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交好。
驻英期间，郭嵩焘按照总理衙门规定，将自己由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年～1879年)期间在国外的所有的见闻全部用日记记载了下来，题作《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
首先，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为中英之间的差别之大，感到痛心疾首。 他在英国会见、结识各界名流，游览英国多个城市，参观学校、教堂、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后，深深感觉到清帝国与英国的差距何止百年？ 其次，他为国内士大夫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无法醒来，竟将远超自身的英法视为“夷狄”，更深感不安。
据史书记载，郭嵩焘首先被英国先进机器所冲击，当亲眼看到农田上百余种机器时，不由赞叹，“一部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复倍之。” 再及看到电话、电报、留声机等新鲜事物时，更是被惊呆，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时的郭嵩焘真切感到，西方人不单单是枪炮和轮船比我们先进，在聪明才智上也不输中国人。
其实，郭嵩焘在该书中不单有对科技记载，还有对英国议会等西方体制的描述。他对英国实行的西方体制表示赞赏。在其看来，这种议会政党制以及行政公开有利于英国统治层了解民意，下情上达。 可以说，震惊、担忧的郭嵩焘将《使西纪程》寄回总理衙门出版，是想让朝廷上下知道差距，然后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对西方文明奋起直追，好让祖国能及时沐浴在现代文明光泽之下。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样一部介绍西方文明的《使西纪程》，不但没让夜郎自大的国人开阔眼界，反而引起他们的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甫一出版，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汹汹。 这些自以为是、自负自大、自欺欺人的“爱国贼”们，纷纷指摘诋毁郭嵩焘，说他“诚不知是何肺肝”，更有甚者说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是一个十足的“汉奸”“卖国贼”。
据说，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出资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其故宅，连老朋友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简直是要开除他之湘籍了。 在如此“汹汹舆论”下，清政府先是下令将郭嵩焘日记《使西纪程》诏令禁毁，还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嵩焘调回，拟将其查办治罪。回国后，郭嵩焘在全国上下的声讨与谩骂中度过残年，终于1891年悲愤离世。
说真话的书被禁毁，说真话的人惨然离世。
然而，与这位大清帝国崩溃前夜可敬的“清醒者”相比，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可谓帝国崩溃前夜众生相中最为典型的“装睡者”，是一个深谙权谋之道，醉心厚黑官场的老油子。
这位副使，虽同样在英国见识西方文明，也私下里非常赞许，但在公开行动上，却密奏郭嵩焘“三大罪”“十款”，处处维护帝国“天朝上国”的“尊严”。 这位副使与郭嵩焘虽一起回国，却继续风光无限地担任光禄寺少卿。其结局，倒是和几千年的来总难避开党争的王朝大臣们一样，终因批评攻击李鸿章“跋息不臣，俨然帝制”而被慈禧革职，巧的是同样在1891年离世。
其实，每一个帝国崩溃的前夜都大同小异，有清醒者，自然有装睡者，当然更少不了乐于和稀泥的中庸者，大清帝国的末年也不例外。 譬如，那个写出《盛世危言》一书的郑观应，光看这书名，就足以见识这位老先生的“中庸之道”，彼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可谓大厦将倾了竟还自欺欺人为“盛世”。
这种没有良知、底线、德性的御用文人，纵然文采风流、著作等身、名利双收，然其只会摇唇鼓舌、助纣为虐，笔下千言尽是歌颂帝王英明无所不能、将相清廉一团和气，从不留半点笔墨，痛陈民生之艰，鞭笞体制之恶，呼吁进步文明。
袁枚老先生就曾写诗讽刺那些只会迎合皇命寻章摘句、风花雪月的御用文人：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坦率讲，亡帝国者并非外敌，正是装睡者刘锡鸿、郑观应之流，及他们拍马溜须、讴歌赞颂的英明神武之圣天子、清廉忠诚之将相百官，而郭嵩焘、袁枚这样的清醒者才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基石。
这不，就在郭嵩焘离世20年后，“盛世”帝国就终告覆灭！
作者： 审美与人文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