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到燕大，徘徊者的回家之旅
/ 杨俊（01级化学系）
自从进入北京大学信主到今天已经是15个年头了，尽管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兴奋和激动，然而在国内教会全时间服事，每每遇到试炼和困难时，回顾自己的信主历程，就不后悔被主呼召走上这条道路。
01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作为大部分80后，大概都很熟悉这句话。从小父辈就这样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尤其是理工科，不但自己有能力，还可以报效祖国。从小学到中学，理科一直是我的强项，在高考时，我以能够到北京大学继续理科的学习而骄傲。
2001年，我如愿以偿地到了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就读。能够进入梦寐以求的学府深造，对我来说仿佛做梦一样。我突然感觉自己成为别人梦想里的人物，我还依稀记得，当时跟一同入学的同学交流时，大家都有这样一种自豪和兴奋。
一时间，你似乎觉得，整个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梦想并非遥不可及。曾经在电视、书籍上听闻过的大师，如今可以在校园中碰见，甚至可以在他们的讲座上聆听训诲。
作为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我们还是常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会思考：中国的未来在哪里？科学的发展如何能够为祖国做贡献？我们个体的命运如何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白天，我们在化学院的各种课程中学习基础知识理论，晚上又会在各种大咖云集的讲座中，胸怀天下，忧国忧民。
然而，越发认识这个社会和国家，越发意识到，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科学技术就能够解决的。我们学好的数理化，真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吗？对此，我渐渐产生了怀疑。
这些反思和经历，也跟我在上学期间遇到的一些公共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为影响和塑造我生命的重要契机。
02 “9·11”后还去美国吗？
刚入学的那几天，我买了一个带收音机功能的随身听。那时网络和手机还没有普及，离开家乡的寂寞和愁苦，是靠着放在枕边的收音机排遣的。一天晚上，收音机里传来美国世贸大厦被飞机撞上的消息，起先还以为是骇人听闻的小说，直到第二天看到三角地张贴的新闻报道，才知道这竟然是真的！
一时间，校园里充斥着非常矛盾的反应。一种反应是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而叫好，我虽然不是那么幸灾乐祸，但也是其中一员，总觉得美国这家伙，总喜欢惹是生非，找我们中国的不是，这下终于被别人教训了，心里的仇恨变得很释怀。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从小是在一种敌视美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
另一种反应是我在一些师兄师姐身上看到的，他们似乎并没有太高兴，反而有些惊慌失措，因为911袭击意味着美国在留学签证上收紧政策。这样一来，他们申请去美国读书的计划可能要落空。作为刚入学的我，还不太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情，只是觉得他们在学校待了几年，就把自己的祖国忘在脑后，难道出国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渐渐感到一种差异，就是作为群体的一份子和作为独立于群体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我似乎是前者，好像那些即将毕业离开校园的北大学生变成了后者，难道我毕业时也会经历这种蜕变吗？到底这是北大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呢？
作为和清华比肩的高等学府，两个学校的师生常常把对方作为参照系，说到两个学校的特点，很明显，清华学生的集体意识似乎更强，而北大的学生似乎更加特立独行。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北大毕业生离开校园后不容易在中国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他们的这种特点在科研、艺术、文学等领域又有独特的优势。
或者因这个缘故，我进入学校之后，几乎所有的学长都鼓励我们出国深造，本来我们学习化学就是1/3到1/2的人会申请到北美奖学金出去深造。然而，究竟我是为了什么出去深造呢？为自己吗？——数理化的光环已经渐渐失去光彩；为国家吗？——究竟我们所研究的能否真正解决问题？
我在这种疑惑迷茫下，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03 SARS——“这病不至于死”
尽管我似乎没有了中学阶段明确的目标和拼搏的动力，我还是按部就班地学习学院安排的各科内容，直到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被SARS打破。
SARS又叫“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因为没有及时关注和采取相关措施，2003年3月份，北京的疫情已经很严重，这在当时是一种没有有效措施治愈的疾病，患者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病毒，很多医护人员罹患感染甚至死亡，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
为了及时控制疫情的传染，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发现疑似病例，及时隔离。而北京的高校，为了避免传染，基本都采取了停课措施。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迎来了难得的一段闲暇和思索终极意义的时光。
那时，课程都停了。为了保证进度，学校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学生自学，当然这种效果可想而知。学校人员密集，重中之重就是防范疾病的传播，除了及时隔离有发烧症状的学生，我们其他健康的学生也会定期发送各种口罩和袋装中药，据说是为了增强抵抗力——在没有有效治疗方式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自身免疫力，以及避免接触人群。
那段时间，每天的新闻都会通报新确诊的人数以及死亡人数，大街上行人明显少了很多。此时，生命显得格外脆弱。人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出国是否是我生命的终极目的？不用上课的时间里，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越发显得空虚和无助；尽管电子游戏可以一时让我忘记思考这些问题，但我终究知道，这不过是暂时的逃避和麻痹，我还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
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同班同学邀请我参加他们基督教团契的活动。一年前，我曾有一段时间试图从宗教中找寻答案，但那些理论和思辨并没有说服我，后来因为学业繁忙就放下了。我想或者可以去基督教的上帝那里看看，是否和这个上帝有缘。
我和他们一起去了团契聚会的小屋。昏暗的灯光下，他们在唱一首叫《真平安》的歌：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给；
真平安，是世界不能真明白；
真平安，在你心；
真平安，我今赐给你
……
听到这首歌，一种难以名状的宁静进入我心里。想到外面的世界，人们纷纷为这突如其来的疾病感到不安和焦躁，而我却在这里感受到这个世界没有的平安。
接着，几位参加的北大学生分享他们最近读《圣经》的一些收获。其中一位我们化学院同一班的同学分享到《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节经文，这是耶稣对拉撒路说的一句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约翰福音》11:4）他分享到，这让他想起了最近大家正在经历的非典，而耶稣的这句话，给了我们认识的一个角度：在人力、医学看上去毫无办法的非典的发生，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是为了让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虽然那时候还是似懂非懂，但我觉得这节经文给我对这个历史事件解读的钥匙。
那次聚会正是复活节之前，很多同学在为复活节制作彩蛋，我也第一次看见有人把复活当作真实会发生的事情。犹如很多次，我在理科难题中苦苦找不到解决要领，最终因为一个提示或灵感而豁然开朗。我苦苦思索的关于生命的意义，突然因为有了“复活”的这个假设，似乎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04 跨越理性的鸿沟
那次聚会后，我开始看《耶稣传》，读《游子吟》，阅读《标竿人生》，看《十字架》纪录片。我对基督教开始全方面地了解，尽管还有很多问题，尽管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仍然希望透过理性进行证明和说服，但我像科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领域一般，总是满怀探索精神地试图了解更多我未知的事物。
渐渐的，我发现要回答人生的意义这样的问题，无神论的世界观是无解的。你必须假设人死后还有后面的世界，才能提供解释，这是所有宗教的基础。但为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是耶稣呢？我还是难以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理性虽然不能明白，但我却在情感上认同基督教的价值观，也开始参加聚会，并且邀请身边的同学去。我觉得我似乎已经在很多方面认同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关于上帝存在，耶稣是上帝儿子这样的问题，我的理性无能为力。我仿佛站在一个理性悬崖的边上，前面巨大的鸿沟是理性无法飞跃的，我知道只有基督徒说的“信”才能够飞越，但是我里面却是没有。
我处于一种想信却信不了的状态，有时我甚至心里呼求：“主啊，如果你存在，请你给我这信心。”
记得有一天，我在宿舍听着《赞美之泉》的诗歌，有一首唱到“他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时，我的眼睛突然感动得湿润了。那一刻，我心里确认，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后来知道，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和信心。那一刻，我的信心飞越了理性的障碍，尽管我还有不少问题，这并不妨碍我去相信。
正如神学家安瑟伦说过，“信仰寻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我在归主信主之后，仍然在思考很多理性层面的问题。诸如《创世记》的记载和地球演化、进化论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人的上帝和《圣经》中上帝的关系；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化学本科毕业的那一年，我带着这些问题的思考，在上帝的引导和保守下，顺利保研到考古文博学院，继续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05 两种理想的碰撞和融合
我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在信主之后，会有这样的身份危机，或者别人常常会问起，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相信一个外国的上帝呢？这是我在考古文博学院期间学习的时候，常常在专业和信仰之间挣扎纠结的问题。
其实，当早年来华宣教士，试图将中国古籍中的“上帝”来翻译圣经中的“耶和华神”时，已经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只是考古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国文明西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读仍然受到民族主义优越感的影响，刻意回避很多发现和事实。
当然，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在读书期间几年的时间里可以解答的。我在研究生读书期间，在信仰上成长的重要的突破，是在历史的探寻中，找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那是在一次和团契同学的交流中，讨论上帝对我们学校的心意时，突然一个念头进入我的大脑：这个学校真正的历史是什么？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怎样带领这个校园的发展的？这里面隐藏着怎样的旨意和计划？
记得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就被带领参观了北京大学校史馆。从戊戌变法而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诞生的一开始就与国家奋发图强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成立的初衷就是振兴中华，救国图强。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中心和发源地，在众多学者志士的努力和号召下，迎来了救国救民的办法——《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提倡“民主与科学”；北大英文系教授胡适改良推行白话文，推行新文化；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更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此，酝酿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诞生，而我们这些北大学子正是被赋予这个使命。
成为基督徒的我，终于开始用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历史，特别是那些被遮蔽涂抹的历史。我渐渐看到，在这个称为燕园的地方，原来有那么多上帝的恩典和作为。
我开始在图书馆的书籍文献中寻找关于燕园的这段历史。原来在这个叫作“燕园”的地方，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址，是教会大学，几乎校园的每个细节都和基督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原来引以为豪的未名湖、博雅塔是燕京大学的遗物，湖边美仑美奂的建筑都是司徒雷登从美国筹款所建，而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取自《圣经》中的经文。我一向向往和追求北大的自由，但在燕大的校训中，才真正解释了自由的来源——在真理中的自由。甚至我所敬仰的许多大师，原来以为是北大的，仔细查考，原来都是燕大的学生。
尽管因为官方的回避，刻意遮盖了这段历史，我却在重新发现这个校园的属灵历史的时候激动不已，两种身份在基督信仰那里找到了融合和方向。
一直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北京大学，其实一直没有能真正完成其使命：“民主科学”不能救中国，“新文化、新道德”没能真正改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一时得到大家的赞许和认同之后，无法回避它终究失败的结局。在经历了六四运动的破碎之后，整个国家的精英似乎都以追逐利益为最高目标。然而，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其实，答案就在逝去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这里。当司徒雷登及众人一手经营的燕京大学在1952年被取缔，北京大学搬入燕园的时候，似乎他们所有的成就和努力都落空了，上帝却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了燕京大学的梦想——那就是让燕京大学的精神融化在北京大学的使命中。
在世人看来，燕大已经成为历史，现在这里是北大，而从另一角度看，是燕大祝福了北大，给所有在这里为国家命运苦苦思索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出路。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校园中源源不断地有北大学子归信基督，并将这福音的使命和社会国家的使命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一条是中国人不断探索寻找救国的道路；一条是蒙上帝差遣，不断倒空自己，以致于牺牲的拯救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和燕大这两所学校的梦想融合在一起。
当我在历史的发现中，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里面不只是传承了作为北大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流淌着燕京大学的属灵血液。我越来越清楚，上帝呼召我、拣选我不是徒然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信仰皈依事件，而是在祂伟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那些走在前面的属灵前辈尚未完成的使命，我也还在继续，不单是我，还有其他一同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的上帝的仆人。
2009年，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接受道学硕士的学习。
2012年，我回到北京，在家庭教会全职服事并推动开展校园事工。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 哥林多后书 10:5 -
- End -
作者简介：
杨俊，出生于江苏扬州。2001-2005年，北京大学化学院本科；2005-2008年，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现居北京，2003年非典时期接触信仰，2004年6月于北京一家庭教会受洗，现在北京家庭教会全时间服事。最喜爱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