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守为攻-与飞虎队冲突-离开战斗部队 - 航空抗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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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守为攻-与飞虎队冲突-离开战斗部队 - 航空抗战 (8)
 
出国作战 - 轰炸河内
 
大约是抗战四、五年时,我们去轰炸河内附近机场。我当时是队长,带着本队飞机,紧跟着前面飞机。驾驶轰炸机时,很难看到地面情况,由飞机前面的投弹手观察。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作战,记得回来以后,毛邦初带着戏班在晚上来基地慰问演出。
 
炸过三次河内,没有什么战果,日军地面炮火很猛烈,我们损失了几架轰炸机。其中一次是杨仲安领队去轰炸,同在一个大队,大队长没去,一共9架轰炸机,没有掩护。因当时飞虎队在云南一带布防,日机不敢过来。我们从云南蒙自起飞,飞了一、二个小时,到达河内。我们从日军高射炮火网中穿过去,结果被击落两架。
 
三次轰炸都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三次都去了。第一、二次有十几架飞机,第三次9架,一共损失四、五架飞机。其中一架飞行员是闵学武,飞行员、领航员、投弹手都牺牲了。以后还轰炸过仰光,那次我没去。
 
轰炸台湾新竹
 
轰炸台湾新竹是在抗战未期,盟军已占上风。新竹是日军部队集结点,有自杀部队,但最后士气不振。后来撤到台湾,我们去新竹,听当地人讲,自杀部队被送到一个地方尽情享乐,然后再被送上战场。自杀飞机性能不佳,充其量只是一枚飞行炸弹。
 
轰炸新竹的是中美混合机队,有两队飞机执行任务,均由美方派遣指挥。不记有多少架,去过多次。美方有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机队,我们只是其中一支部队。当时中国空军已经没有自主调度权,指挥权在美方。国内战场如有需求,由我们军方提出要求,美方再派遣飞机。
 
空军撒传单,是在抗战快胜利之时。中美混合部队,从云南起飞,到台湾新竹、东港、台南投撒传单(也是最后一次)。抗战后期日机已很少,撒传单的飞机相对安全。抗战初期,空军曾冒险去日本南部九州岛空投传单,由徐焕升率领两架飞机。飞的是两架马丁机,飞机性能很好。另一架飞机的飞行员是蒋绍禹,现定居美国。
 
广西作战
 
广西作战时,我们很少派出飞机,日方也没派出几架飞机。作战过程中,双方都消耗很大。
 
长沙保卫战
 
长沙外有一“老道河”,我们在那里投炸弹次数最多。都是应地面部队要求,轰炸日本阵地。中国空军使用短波电台,派遣一位“前进指挥官”到前沿部队,与部队联络。一是协调空军轰炸敌人阵地,二是协调炮兵、观测炮击效果。再报告空军指挥官,调动机队轰炸或侦察,效果很好。
 
日军在长沙布置高射炮网,射击很猛烈。我们去长沙轰炸时,多从成都起飞,飞到万县下降加油挂弹。每天炸长沙,最多时一天飞四五次。很多时候,地面部队指挥官恳求空军再炸一次,说日本人攻势太猛烈,我们坚持不住了。飞机返回成都时,有时油量不足,便在吉安落地加油。长沙保卫战中,尽管有空军支援,陆军仍牺牲惨重。
 
轰炸河南日军
 
有一次去河南轰炸,配备了驱逐机(战斗机)保护。轰炸了多次,还是第一次有驱逐机保护,但双方互相没有联系,合作也不好。以后到中美联队,美方作战经验多,与地面有良好通讯沟通,空中配备有效掩护。轰炸日军机场时,掩护我们的F-51飞机飞得较快,所以就往前转一大圈再飞回来。
 
后来派驻四川温江机场,机场边有一大块草坪。飞行员出任务时,太太们拿着椅子坐在草坪上等。机队早上出发下午四五点回来,看到飞机归来,她们开始坐在那里数飞机。看到少了,心里忐忑不安,也不知是哪家的。回来的高高兴兴,得知人阵亡的家属立刻晕倒。很凄惨的事情,没有办法。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时飞机飞回来,油也用尽了。没有迫降在外面,已经算是非常幸运。
 
有一个机务长,非常辛苦的做地勤工作,每天负责加油卸油和挂弹卸弹。飞机早上起飞前,天还没亮就开始加油挂弹。有时任务取消,地勤人员又要卸弹卸油,再将飞机推出跑道,盖上伪装布。两件事都需要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经常念叨着自己编的挂弹歌,“加油卸油加卸油,挂弹卸弹挂卸弹,...... ”
 
战时机场和机上设备
 
机场照明设备 - 刚开始时,用弧光灯,这种灯像探照灯一样,光量足够,但是照亮时间很短。飞机来时将它打开,但很快关掉。灯一关,机场陷入一片漆黑。而且这种灯只能照地面,飞机两侧和前后看不见。如果三架飞机一起协同起飞降落,后面飞机看不见前面的,就很容易撞在一起。这都要求飞行员熟悉地形,熟悉机场和跑道情况,而且有良好飞行技术和经验。
 
传码机和传播机(通话机) - 早期飞机上使用传码机,与地面保持通讯联系。飞行员也接受过输码译码训练。后来使用的通讯设备,在近距离也可以对讲,但几乎听不到或听不清楚。抗战时装备传播机,可以进行实时空中通讯,但非一对一。一通话,敌人在地面也可以收听到。所以我们在飞行中,都尽量保持静默。在飞机内只打手势,由长官一人发出命令。直到37年,机内交流还是只能靠打手势进行。
 
机上通讯设备发展很快,到抗战时,通讯在作战时起着几乎是决定性作用,我们通过它才能获得到地面报告,掌握敌机动向。否则飞行员在空中,就好像盲人一样,根本不晓得敌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去进攻。
 
所谓飞机定向,也就是用传播机的波长来定向,敌人可以利用我们传播机呼叫来测定我们空中位置和飞行方向。
 
密封舱 - 抗战前和初期,飞机都是敞篷的,霍克机和凯赛机也是以后才装上驾驶舱罩,用于作战。
 
航空炸弹 - 炸弹开始时都是国产,后来有了一些进口炸弹,炸弹原理在军械里算是最简单的。主要是靠引信引爆。有各类专用引信,制导炸弹毁坏机场跑道、工事、建筑等,引信短的则一般在地面就爆炸,用于杀伤人马飞机。
 
飞机性能 - 凯赛机是美国产,性能较好速度快。但是由于机身长,不够灵活。这种飞机攻击地面还可以,不适宜空战。由于机动不方便,作战时不少飞行员就死在上面。凯赛机在美国本来用于表演,但是我们到美国的购机人员对飞机性质不了解,别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相信。另外炸弹是挂在机腹中,投掷炸弹时,要把机腹下面的铁罩打开,因此飞机没法密封。有些飞机很好,但武器配置不好,浪费了有限的资源。
 
与飞虎队冲突
 
抗战中后期,我们加入中美混合部队,陈纳德为负责人。成立时有几个大队,中国空军为第一大队,用美军番号。人员则采用双重制式,所有的大队长、中队长及队长都由中、美双方各派一人,飞行员则都是中国人。
 
空军的崇洋心理,慢慢显露出来。在印度训练时,中美双方飞行员享受着同等待遇。但回到国内后,却受到不同待遇。中国飞行员无论在食、住方面,都受到低一等对待。
 
美国人本来对中国飞行员相当友善,大家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但是到了中国后,他们看到中国这么贫穷落后,加上中国人又如此对待自己人,他们也就滋长了几分优越感。那时后勤由励志社黄仁玲负责总务。
 
开始时,中美飞行员分开就餐。记得有一次去吃饭,远远地看到饭菜怎么是一片黑色的呢?走进些一看,原来上面落的全是苍蝇。看到别的飞行员揣起来若无其事的吃,我实在是食不下咽。中国飞行员待遇这么差,美国人变得不愿和我们一块吃饭。后来虽然都在同一个餐厅,待遇却不一样。
 
时间久了,中国飞行员怨言与不满越来越多。几经向上反映,没有下文,事情终于爆发。一天,当餐厅值日军官要求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吃过后才能进餐厅时,我忍不住与他顶撞起来。本来就有不满,加上语言沟通障碍,我忍不住推了他一把。这下掀起了悍然大波,事情闹到了陈纳德那里。航空委员长周至柔把我从昆明召到重庆,要我把事情解释清楚。
 
我很生气,说我们出生入死,奋斗了这么多年,和美国人一样作战,为什么我们的待遇要低人一等?为什么中国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周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现在不仅要忍辱,而且要负重啊。我们的国势这么弱,一定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现在美国朋友这么大力的帮助我们,让他们先吃一顿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
 
空军参谋学院
 
继续任队长,不足以给美国人看到对我的处罚,降职又不能平复中国飞行员的不满。主任为难再三,考虑到我正好需要读书,才可以升迁,于是安排我到长沙空军参谋学院读书。
 
从云南部队到参谋学院,大概有2个月时间。巧的是,我毕业那一天,正好广岛事件(美国投掷原子弹)爆发。随后日军投降,抗战胜利,无需再作战。于是我转到空军北平基地,做地面工作。先人事科长、后处长。到台湾后,在国防部工作。
 
萍踪新语 发表评论于
回复 '全球战略' 的评论 :王钟淦先生已于2003年仙逝,感谢您的评论。一定拜读大作,谢谢。
全球战略 发表评论于
您和战友们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可歌可泣,敬礼!有空欢迎欣赏愚作,也是军事历史题材: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index/77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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