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档案春秋》2011年第5期
事件回放
1974年1月15日晚10时许，苏联（当时被称为“苏修”）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三等秘书等人，在与该国派遣特务李洪枢以及同伙在北京西坝河桥头秘密接头时，上空突然跃起一发红色信号弹，紧接着西坝河桥被照明弹照得通体透明。成群的民兵和公安人员从四面八方直扑桥下，谢苗诺夫等几人被当场抓获。
从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包中，搜出一部小型电台、一张设置天线的示意图、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以及一张伪造的中国边境空白通行证，还有人民币5000元。
中国政府在1974年1月19日召见苏联大使，面交抗议照会，并宣布5名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使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予以驱逐出境。
1974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对事件进行了报道。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苏修间谍落网记》。
从李洪枢的一份供词说起
关于“破获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案”的报道，无论是今天，还是当时，我们只能看到当时官方简单的报道。而事实上，那其中却深隐了历史的许多人许多事，许多国际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
继《人民日报》的报道之后，1974年1月24日，《长江日报》再次刊登有关此案的报道：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电]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在北京东北郊北环东路西坝河桥下被我捕获的苏修派遣特务李洪枢，经我公安机关审讯，交代了他接受苏联特务机关派遣，潜回国内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这里发表的是他交代的在一月十五日晚与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秘密接头、接收苏修特务机关的特务电台和递交情报等罪行的一份供词。他的供词如下：
我被抓住以后，经过政府交代政策，反复教育，认识到我的罪行是极为严重的。我背叛了祖国，被苏修利用，充当了苏修的间谍，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我万分痛恨自己，深悔走错了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自己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我背叛祖国，逃到苏联。一九七零年我被弄到莫斯科，受苏联国防部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一九七二年六月，我接受派遣任务从新疆额尔齐斯河口越境潜回国内。一年多来，我在莫斯科苏联特务机关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直接指挥、联络下，进行了大量的间谍特务活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收到了莫斯科给我的密电，指示我和“朋友”一起来北京，在一月十五日晚九点三十分至十点，到北环东路西坝桥下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领取“电器”（指电台）。同时，要我当面送交密写的情报。规定的接头暗号是由我先说：“我是阿麟！”对方回答：“我是白桦！”还规定，如当晚有危险，交接不成，改在下一天执行。
我收到莫斯科这次密电后，就着手做接头的准备。我把最近搜集到的东北牡丹江、佳木斯一带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和军事活动情况等写成密信，又在密信中报告了我完成任务的情况。用塑料袋包好，缝在口罩里。
一月十四日，我们乘车来到北京。当晚到接头地点观察了地形和道路。第二天（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后左右，我们按苏联特务机关规定的联络办法，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东侧护城河堤上，用苏联大使馆以前转交给我的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发出秘密联络信号，表示“我已安全到京”。发出后，立即收到了苏联使馆回答的信号，表示“已准备就绪”。
一月十五日晚，我们乘十三路公共汽车于九时十五分到达和平街北口下车，沿北环东路步行到接头地点。约九点四十分左右到达西坝河桥上。我说了接头暗语，当听到桥下有人作了回答以后，我们就跑到桥下。这时候，我看到两个穿中国服装的苏联人等候在那里。一个是高个子，穿着中国式棉大衣，站在桥下小河边，一个是小个子年轻人，穿一身中国式蓝制服，载一顶中国单帽，伏在桥下的斜坡上。当我走到高个子面前，又用俄语重复了暗语：“我是阿麟！”走上前同他握手，他热情地拥抱了我，用俄语连连说：“噢，亲爱的阿麟！”我随即把那个藏有密写情报的口罩交给了他，他回头指了指身边的一个手提旅行包，示意让我拿走。当我拿起手提包时，突然亮起了信号弹，那个小个子苏联人惊惶地跑过来，用俄语对我们喊了两声：“信号弹！信号弹！”我见势不妙，拿着提包赶紧逃跑，跑了十几步，就被民兵抓住了。两个苏联人也和我们一起都被抓住了。
以上是我与苏联间谍接头被捕的情况。我的罪行很多，一定要老老实实地继续交代，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李洪枢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这是一份无懈可击的供词。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份供词本身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它所陈述的，也的确都是历史的一部分真实。但问题在于，部分真实并不等同于全部真实。在这些经得起推敲的文字后面，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真实被历史深深地掩藏了下来。出于当时国际间外交斗争的策略和需要，以及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露出海面的冰山，其实只占全部冰山的七分之一。
时过境迁，转眼三十多年光阴倏然而逝，许多当年不能说，不好说，不便说的真相，正慢慢摆脱制约它的规定，一点一点浮出水面，还原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断面。让我们借助档案，看一眼依然还留存在过往岁月中的那部分历史真实——
李洪枢其人
李洪枢，黑龙江省双鸭山人。按他的说法，他当年的偷渡，属于“探亲”。假如他的家不在边界，他可能想不到会去做越境这种事，此其一。其二，假如他的哥哥嫂嫂小侄子早几年没有偷越边境跑到苏联那边去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因为想“探亲”而产生偷越的念头。
他为自己卖国叛变给苏修当间谍找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亲人在苏修手中，他们成为间谍机构对他最致命的要挟。假如他不死心塌地为苏修谍报机关服务，就等于把自己的亲人们置于了死地。
从人性的角度考量，这个理由可以成立。
当年，偷渡者实施偷渡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在国内触刑犯罪的，有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视的，有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还有许多知青，原来心里所具有的那种红卫兵的狂热逐渐冷却，理想幻灭，一部分人开始对现实不满，发生偷渡（在那时叫做叛逃）。这种偷渡，在中国的南北方边境均有。
无论李洪枢的理由是否成立，事实上，只要他跨出偷渡那一步，当年无不以叛国投敌论处。
那一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1971年，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9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使馆得到苏方答复后，便积极准备。但2月6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智取威虎山》。使馆经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9日，即拟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电复同意使馆意见。大使馆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此后，中苏外交层面上摩擦屡屡发生且不断上升。
在外交摩擦的同时，另一个层面的拉锯也在紧锣密鼓地秘密进行。
最初，苏联从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口中，得到过有关中国方面的一些情报。如地方党政组织结构、人员名单、军队驻地以及驻军情况等等。苏联人根据不同情况对这些偷渡者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遣返回国。这部分人大多毫无利用价值。二、收留定居。这多是一些逃过去的中俄混血儿，或是我地方党政干部。三、任用为间谍。经过物色和审查，再经长时间的考验考察，对少部分偷渡人员进行技术、体能、野外生存和自救等全能训练，使他们具备作为间谍被派遣回国的所有技能，比如收发报、射击、格斗，甚至细到具有相当的医疗自救能力。
但无论苏联间谍机关或李洪枢本人都没有想到，在我反间谍机关的严密监控下，李洪枢在被派遣回国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便被秘密逮捕了。
也就是说，作为间谍的李洪枢，早在1974年西坝河桥头被捕之前，已被我安全机关抓获。
考虑到苏联间谍机关尚不知李洪枢已被密捕的事实，在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部署指挥下，决定争取逆用李洪枢来钓苏联间谍机构的胃口。
但开始并不顺利。李洪枢此人很难争取，他以沉默抗拒着对他的任何争取，以沉默表达着他的不配合。在这期间，李洪枢甚至偷偷逃跑过一次。
逃跑途中，他给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求救电话，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苏联大使馆没把他的求救当回事儿。也或许是没有听明白；或是接电话的人是打扫卫生的，那打扫卫生的人打扫完就把接听到的电话也当成垃圾一块丢掉了；更或许是他打错了电话！
总之，是失误使李洪枢的人生命运得以改写。
李洪枢在高粱地里被再次抓获。而被抓获的李洪枢并没有及时交代他曾向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电话……
李洪枢案子重大到中央领导亲自指挥
中央对李洪枢案子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视是因为李洪枢还有极重大的政治价值。重大到是周恩来总理在亲自指挥。专案的规格之高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专案组的组长是解放军的少将李震，副组长是解放军少将时一之，成员有于桑、刘复之、吴德（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成诚（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对于搞间谍的人，最大的心理障碍可能就是信任危机，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相信。站在李洪枢的角度想一想，既然没有人会轻信一个投敌叛国的人，他又该和谁去谈合作呢？
所以，信任，是争取李洪枢配合工作的唯一途径。专案组成员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他们把李洪枢就当作自己的一个“同志”，办案的所有人员对李洪枢都不许深怀敌意，当着李洪枢的面，谁说话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那样便会造成新的隔膜，当然对李洪枢不可能当成真正的革命同志，不可能什么都不避讳，只是不要让他感觉到。
大家一块吃，一块喝，一块打扑克，一块开玩笑，一块聊天。表面上看，的确是跟李洪枢打成一片的样子。
渐渐的，李洪枢不像先前那么敌对、紧张、戒备，偶尔大伙说笑，他也跟着笑一笑。但，李洪枢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事很重的样子。专案组成员并不去管他，他们只是暗中观察，做到心中有数，大家都明白，李洪枢必得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折磨才能跨出合作的那一步。
而李洪枢时好时坏。有时，不知他想起什么来，不吃，不喝，也不跟着玩了。甚至顶起牛来，这也不干那也不干。
那个时期，所有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及时报告的。总理总是及时批复，“同意，对李洪枢继续采取感化政策。”总理看报告之细细到连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也要给他们改过来。
当李洪枢终于在专案组的感化下有了良好转变后，为了麻痹苏方特务组织，他们请示总理，先让李洪枢向苏联特务机构发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以迷惑苏方。
比如谁谁谁要当国防部长，此消息三天后见报，三天前让李洪枢作为情报发出去，虽然三天后这情报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了，但能于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层的任命机密，最起码证明李洪枢还是能力非凡的。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会甄别，所以不给他们一点真格的东西，就会使李洪枢失去价值。
当然也会选一些故作神秘的东西发过去。比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了一个土包，疑是军事工事或什么基地。还有部队的调动，苏方从别的途径有探到部队的调动情报，但不知怎么调动，我们有时也编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诱他们一把。
报告的程序先是到总理那儿，总理批完同意给叶帅，叶帅也批同意又批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四人帮”会在报告上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最后报告回到总理那儿，总理最后批复“不妨一试”。
专案组成员能感觉那笔墨是很带着几分恼和气的。无论那报告上有多少人批，他们总是以总理的批示为准。
有了总理的批示，专案组便带着李洪枢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奔黑龙江的甘南县，情报在北京发，专案组成员觉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过去的情报如果不起效，那不把前面的工作全废了吗？选择甘南，那儿离苏联近，也是当初李洪枢跟苏方约定的碰头点。虽然长途跋涉有些冒险，还要防止路上李洪枢逃跑或是其他什么变故。但为了确保效果，专案组成员们不惜长途跋涉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随着工作的深入，专案组成员们确实看到了效果：苏联间谍机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8点半，在北京东郊两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
专案组把情况写成报告送总理，总理说，可以破案。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大鱼了！
大功终于告成
破案前，专案组成员们个个感受到内心从未有过的紧张。他们反复去接头地点周闱转悠。当年的西坝河一派荒凉，白天晚上都看不见几个行人。
专案组将破案力量分成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为第一包围圈，是保卫骨干；第二包围圈是侦查人员；第三包围圈是卫戍部队。
执行任务当天，专案组成员提前就将西坝河一带秘密封锁了，周围零星的几家住户，只准进不准出，住户家中的狗事先都被喂了酒馒头，醉倒了塞到了床底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一看见对方进来，第一包围圈就发信号弹。
可是，接头的时间9点30分已过，没有任何动静。
专案组成员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着，紧张得手心里捏着把汗啊，是暴露了？为什么敌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呢？
9点40分了，还是不见动静。
9点45分，信号弹在天空上划了一道弧线，专案组成员们被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下来了。
就见一辆汽车进了包围圈，那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糊上了。
车是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车，车上坐着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
在车上当场查获了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真乃人赃俱获，罪证确凿。
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对方报复。
1974年1月15日，我驻苏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
随即，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报复果然随之而来。1月19日，中国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绑架。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主要官员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啪啪”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请他发表讲话。刘大使对着话筒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案子轰动了全世界！
苏联克格勃一向活动猖狂，许多国家都怕它，更有许多小的国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敢怒也不敢言，中同带头这么一整，好多国家跟着驱逐苏联特务，苏联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遭到重创：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苏联克格勃都没敢活动。他们总结经验，找教训，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暴露的。
总理最大限度地替李洪枢着想，为李洪枢保密。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因为此案涉及到苏方使馆人员，破案过程中专案组请示总理要不要跟外交部报告，总理说，不用，只要你们打响了，给我报告，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
当大功终于告成，专案组向总理报告时，总理说，你们立了一大功，李洪枢也立了一大功。
许多年过去了，可是关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报道，还是只能看到当年官方最简明扼要的那么一个报道。李洪枢这个名字从此终止于那个年代的那卷案宗里。
为李洪枢更名改姓，让他安定安全地生活下去，跟那个叫“李洪枢”的人再无瓜葛，是总理的一份心愿。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下，此后的李洪枢，是以另一个名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班，后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稳健康地生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