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寻常的时代中，往往会出现些不寻常的人物，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一般乱世英雄，固不必定有什么济世匡时的能耐；吹得了牛，狠得起心，依靠一些凭借，拼着一条穷命，不难际会风云，出人头地，特别在战乱之际，这情形就更为显着。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其例：
如一个微不足道的泗上亭长，一个皇觉寺里的酒肉和尚，一个师范生也且能称王称帝称导师，则章士钊所谓"居然吾郡成丰沛"。所以，等而下之，不论那一次易朝易代，许多鸡犬同早的新贵们，也尽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屠沾之辈而已。
一旦夺得权力，那些下人们便也沐猴而冠，人五人六地将军高干起来。
最荒唐的是近些年来居然造出了一个新词”红色贵族“。贵族者首先是牺牲、责任，如The Burghers of Calais那般。而眼下这些”红色贵族也就是红二代“们，全体百姓挨饿时有特供，普通人惨遭涂炭的红八月里他们是施暴者是打手；待到全体青年人被轰到乡下时，他们当兵的当兵、出国的出国、上大学的上大学；等到普通民众大批下岗失业时，他们”得风气之先“又纷纷做起了”买办“或者用”公款“为自己收购了大批资产，一夜之间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摇身一变成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终其七十年来的历史，这些”贵族“除了祸害人民、糟蹋百姓外、中饱私囊外，几乎从来没做过任何好事，更不要谈什么牺牲奉献和责任了。
这个群体老实讲，为害社会的程度超过了当年的八旗子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