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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10年内将超美国 “大国政治的悲剧”会否重演(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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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这个曾经颇有幻想成分的问题,在2020年变得愈发现实。

无论是2030年、2028年,还是2032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到来因为两个因素变得十分重要——它近在咫尺,同时意义不凡。

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

此后一个世纪,全球经历了二战、冷战、苏联解体、反恐战争,以及不知多少次区域战争和经济危机。但美国第一的经济规模从未受到实质性挑战——苏联计划经济全盛之时,规模只到美国四成左右;上世纪末,日本经济巅峰,一度接近美国经济的七

不过,两个国家都未完成对美国的反超,一个解体,一个停滞。

20多年过去,中国站到与当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国经济规模也达到美国的七成左右。紧接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中国经济迅速陷入冰冻,一季度陷入几十年来首次负增长,似乎中国也将面临日本相似的命运,从巅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来,这块中国经济道路上的绊脚石,在年底回看时,却成了垫脚石。

2020年中国很快控制住疫情,从第二个季度开始反弹,甚至在欧美疫情肆虐下,中国产能全开,外贸数据意外激增。美国却反复经历疫情回潮,领失业救济的队排得越来越长。

此消彼长下,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在这场世纪疫情中突然缩小,让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后,世界格局会发生什么变化?意味着世界格局洗牌?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冲突?亦或是这一天根本不会到来?

中国经济超美:“是与否” vs. “早与晚”

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不同的智库都给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这已经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早与晚”的问题。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认为,疫情下中美两国复苏情况反差明显,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提前五年,预计为2028年。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也认为,这一天将在2028年到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发院共同出版报告《中国2049》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相比之下,反而中国智库的估计最为保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确切年份并不重要。 ”《中国2049》的共同作者、美国布鲁金斯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表示,这是一个更普遍的趋势,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逐渐赶上领头羊。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要习惯与发展中经济体分享国际舞台。

作为历史学家,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也认为,中国在GDP总量上接近并超越美国,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中国经历19和20世纪这两个世纪的动乱与兴衰之后,再次回到了18世纪清中期的全球大国地位。

这个问题在社交网络往往会引发激烈争论,但在受访专家看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国发展的态势和规模,决定着这场超越很合理。

杜大伟(David Dollar)解释,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因此中国只需要达到美国生产力的四分之一,就能达到同等规模。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靖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非常多元化,涵盖大多数工业门类,并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口全球之最,约为美国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所以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会自然而然超越美国。 ”

马钊则补充认为,还归功于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的政治稳定,宏观政策的连贯性较强。

中国:前路非坦途

细看各个智库的报告,即便最乐观的预测,也不认为中国躺着就可以轻松赢得经济规模全球第一的宝座。

在中国国内,老龄化成为在前进道路上最凶悍的“灰犀牛”。

《中国2049》中描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婴儿出生率被人为压低,而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迅速扩大到65%左右。因此中国迎来一波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形成了“生产性”劳动结构。换言之,“花钱的”人口少,“赚钱的”人口多。更幸运的是,中国这一波人口红利与改革开放重合,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40年过去,“红利”变成了“负累”,当年占比巨大的劳动人口,逐渐老去,当年被计划生育政策压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适龄劳动人口不足。即便现在中国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见提升。

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试图赶上美国的时间窗口,恰恰是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区间。

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表示,人口将从2027年开始收缩。世界银行认为中国2029年人口开始负增长。与此同时,过去不断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开始掉头向下,以年均780万人的速度减少。

反观美国,生育率高于中国,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补充劳动力人口,相比中国“老龄化”的压力小得多。

“作为一个传统非移民国家,中国如何调动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弥补劳动力红利的下滑,这是来自国内社会的挑战。”马钊表示。

不拦住“老龄化”这头灰犀牛,中国可能永远无法完成对美国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院易富贤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结构出现扭曲,这甚至将使中国经济未来无法超越美国。

长远来看,除了“老龄化”这只“灰犀牛”,中国还要防范两只“黑天鹅”——政治动荡与军事冲突。

吴靖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不过前提是避免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动荡,比如政治不稳定或军事冲突等。

政治动荡的可能来自国内。马钊认为,中国延续40年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被当下“大国崛起”的新口号所替代,那么中国目前高度集权与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续治理日益复杂与多元化的社会?在未来10-15年,中国也将面临领导人代际更替,如何协调个人权威与体制治理的平衡与延续,这成为来自权力内部的挑战。

军事冲突的可能来自外部不稳定因素。中国面临南海问题、中印边界争端、钓鱼岛争议,以及台湾问题等外部不稳定因素,在中美关系快速恶化的背景下,可能演变为中美角力场,爆发区域性热战。

台湾的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研究认为,目前中美间行动还有节制,不过已经朝大国战争的方向走去,而中国不断侵蚀美国霸权地位,可能引来美国的全面反击,而随着两岸敌意的增长,这可能使三方的敌意螺旋不断上升,增加危机爆发的风险。

美国:世界经济中心地位难撼动

虽然前路有险阻,但看到这样言之凿凿的预测,中国大概会喜出望外。事实上,中国媒体和学界则多是警惕的声音。

中国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认为,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做出的预测,有向美国和西方世界拉响“中国在加快崛起”警报的意味,要刺激、鼓动西方社会“行动起来”。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使中国经济总量真的超越美国,也没多大意义,因为讨论国家实力,GDP是重要指标,但不能仅拿这一个指标来讨论问题。比如,鸦片战争时大清的GDP是英国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经济内部结构,以及各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结构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义呢?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杜大伟(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绍,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总体地位不仅仅取决于经济规模。 其他相关因素还包括创新能力、优秀的大学、文化影响力和民主治理的质量。 美国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时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似乎已经在恢复。 中国要想在这些软实力领域与美国竞争,就必须做出很多改变。

回顾历史,历次世界第一强国的更替,都不是在经济超越后完成的。吴靖表示,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英国取代西班牙,美国取代英国。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崛起大国确立了它的经济地位之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

以美国对英国的超越为例,美国在一战前后工业产值上超越英国,但彼时美国奉行孤立主义,对国际事务参与度低,全球贸易依然以英国为中心,以英镑结算。直到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规模大幅领先英国,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网络,美国才在事实上完成对英国的超越。

一个模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研究认为,全球各国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圈层结构,美国处在中心圈层,为全世界提供货币流动性;第二层以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以高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第三层为中国、东南亚等国,以制造业为主;最外面的第四层,是中东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国。这个模型,从中心到外围,以人均GDP为指标,依次递减。

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凭借人口优势,将在总体规模上超越美国,但并没有取代美国处于中心的地位。事实上,中国仅仅希望从第三圈层向第二圈层,将传统制造业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就已经招致美国的打压。

中美竞争实质:大国的政治悲剧

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国际图景: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当一国受到另一国威胁时,没有供它们求助的更高权威,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守夜人,而且国家永远无法确信其他国家对它们不怀有敌意。

在这个角斗场上,要想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大国必须尽可能多地获得权力来保护自己,以防任何国家的挑衅,最理想的结果是成为霸权国,拥有如此多的相对权力来保证生存,同时防止其他区域出现霸权国。

米尔斯海默举例,美国在西半球成为霸权国,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国及苏联支配欧洲,阻止日本支配亚洲,而崛起的中国势必寻求亚洲霸权,因为这是生存的最好保证,同样美国也将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国。

“美国单纯试图遏制或者阻止中国崛起,很难成功,甚至会导致恶性竞争,或引发地缘战争。”马钊认为,历史上鸦片战争以大清王朝全败,开启近百年中西热战,而朝鲜战争导致其后20年的中美冷战,两场战争的代价巨大,但是历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国重新崛起的这一刻,这说明外部势力是很难彻底改变中国。美国对华可以采取接触、影响、警示、甚至有限脱钩的政策,但是美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中国。

与前几次美国遏制德国、苏联和日本不同,当前的美国“内伤”严重。马钊表示,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内部的极化争斗严重侵蚀了政治共识、道德共识,去年大选是对美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压力测试,而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和国会山暴乱,说明这场测试惨淡收场。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个任期,2024年美国又将迎来一次政治考验。这都将损耗美国的“内力”,也必将影响美国的“外力”施展。

简而言之,国与国的竞争犹如丛林,为了自身生存大国不得不努力攫取权力,遏制其他霸权国产生,因此中国崛起必然招致美国打击,不同的是美国身患“内伤”,不得不一边疗伤,一边出招。

米尔斯海默认为,如果生存是中国的最高目标,那么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其结果是中美间激烈而危险的竞争,而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值得警惕的是,米尔斯海默写下上述预言,是在近20年前,彼时中美间实力差距巨大。

20年过去,他的预言似乎实现在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最近一场讲座上表示,中美实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对中国和美国而言都是不成则败(make or break)的关键时期,这对全球而言将是“危险的10年”。

乐宁 发表评论于
这篇文章居然这么少的阅读量真有点奇怪了,文章只引述不加作者评论非常好,让读者自己思考得出结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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