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人口变化
和57号紧邻的那间卧室是四个卧室中最大的。它是个倒霉的地方。我父亲住在这里时，从1950年到1952年运动不断，1949年夏开始学习“别了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首当其冲，人人被批判、人人做检讨。一直到韩战批亲美、崇美、恐美，接着三反五反、到1951年秋工作组进入燕京更大的批判斗争开始，不停地检讨、检讨，坦白、坦白。1958年反右后期为完成右派的百分数，父亲被捞成右派。
1953年汤丹出生后汤一介一家住在这间大卧室。乐黛云那时刚从北大毕业，留校在北大中文系工作，后来是教师党支部书记。由于汤老有这样大的房子，校方认为没有理由给她这个小家分房。到了1957年12月汤双出生，一家四口和保姆挤在这间最大卧室里。拥挤的住房是那个时代的常态，总可克服。
倒霉的是一个党支部书记也在1958年二月被捞成极右（二级）、开除党籍和公职，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汤双刚过满月，这位儒雅之士，一向洁身自好、不愿求人的汤老，为了长孙，非常违心地去找江付校长，希望考虑满月孙子的喂奶问题，领导只给儿媳八个月，一天也不延长。汤老一家人从没嫌弃成为极右的大儿媳，她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后汤老夫人和保姆承担照料长孙的全部工作，所以汤双从小是在奶奶跟前长大的。
汤老二儿汤一玄也结婚生子共四口人，住在东厢房这边，这时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十一口人，虽然都是汤老家的人，但也可说是四个小家庭合住，即汤老夫妇、大儿子一家四口，二儿子一家四口和汤老的姐姐。
1964年汤老去世，住这样大的房子开销是很大的，家庭经济顿时紧张。开始政府每月给汤夫人100元人民币补助，相对于汤老的工资是相当低，但相对于在大学作助教的我们56元是不算少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00元取消，家庭开销要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的工资来支撑是相当困难的。这时大儿和媳妇成了黑帮，他们作为黑帮家庭主动退出一些房子，所以住房更加拥挤。曾有大串联的外地革命小将湖南中学生住入，汤老的姐姐由于地主背景被赶回老家湖北黄梅，最终饿死在住所的阁楼上。
由于大儿汤一介是黑帮，成天拉出去批斗，汤夫人在穷困生活中再加上担惊受怕，终于在1968年病倒卧床不起。直到1980年去世。
1968年汤一介一家由于黑帮问题被北大革委会勒令搬出燕南园，住到中关园两家合住。汤夫人和汤一玄一家是革命群众，无理由轰走，仍住在这里。这时又分进四家革命群众居住，这样燕南园58号共有5、6家居住。我真不知这些家怎样公用厨房和厕所，怎样烧锅炉取暖。
这种一家庭的西式大房子从一端到一端穿过很多其他人家去做饭或上厕所，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学校像北京街道一样设立大院公厕，使用学校大洗澡堂，每个小院里安装一个自来水龙头供无厕所的住户梳洗、做饭洗菜，来解决洗澡问题。不用大灶，不用暖气，在家门口生小火炉作饭，用洋炉子取暖。“往事“这本书没有叙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北大燕南园、燕东园等西式洋房的出路是什么？多家合住，住户极不舒服，对房子是损坏，造成极大浪费。据说现在有些房子己成为系办公室、接待室或资料室等。我真希望能给燕京一所房子作为燕京大学校史展览馆。
从一所房子几十年主人的更换和变迁不也正好反映中国的这段历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