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听到“小开”，眼前浮现的是黑白老电影，衣著鲜亮、风流倜傥、琴棋书画跳舞桥牌麻将网球，不甚精通，却能来一手的年轻男子。劳斯莱斯车门微开，铮亮的皮鞋踩到了地上，背影消失在百乐门的舞池。小开，有钱有闲，频现于社交场合。
上海小开不同于北方“阔少”，小开的含金量可大可小，依圈子而定。小开家不一定金山银山，却比周围人家有钱，坐劳斯莱斯的，父亲是大资本家大买办。街口斜倚电杆，烟雾之间掼派头的，父亲可能是弄堂口的杂货店老板。据说，小开是洋泾浜英文，爸爸有钱，是大王（king），儿子沾光，成了小King。
旧日的上海小开
几十年的革命，消灭了小开，然而这个称号却滞留在上海的语言中。我的小学里，有几位小开同学，父亲不是资本家就是小业主。小开跟眼下的“富二代”不尽相同，富二代的父亲可以从商、从政、从艺、行骗，小开的父亲却只能从商。
我认识的小开，绝非老电影里游手好闲之辈。他毕业于重点大学，曾跟我一起在大学认真教书，不过因为他又高又胖，家里又太富有，偶尔被同事戏称为小开。
1978年，我校一下子扩招进来几百名78级大学生，师资急缺，学校十万火急向上海各界招兵买马，有一阵相当热闹，每个星期都有新老师到来，由系主任领着，在校园里走马观花。
这位华老师，是在楼梯口遇到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衣冠楚楚，皮鞋一尘不染，裤缝笔挺。且气色极好，面色红润，毫无半点受苦受难的迹象。他自信地直视着你，举止自如洒脱，不像有些新老师，刚摘了右派的帽子，一举一动拘谨谦卑。
系主任介绍说，华老师六十年代毕业于上海一所重点大学，被分配去了浙江大学，妻女在上海，为了解决两地分居，对调来上海了。即找到了一位愿意去杭州工作的人，两人对换工作，居住地的户口一进一出，就此回到上海。
华老师不跟我一个教研组，办公室也不在一个楼层，我自然把他甩在脑后。
有一天，办公室的一位老师一路笑进来：要听笑话吧？传达室的老师傅说，外语系来了个大块头（胖子），给猫打电话，说：猫咪，猫咪，那块肉在冰箱里。一办公室的人哄堂大笑，英文里“妈妈”可以叫mommy。老师傅听不懂英文，以为是猫咪呢。有人顺势问了一下华老师的背景，他们家有冰箱？一位老师说，他家是大资产（资本家），老婆家也是大资产，丈人是上海XX进出口公司的私方老板，住在愚园路，一栋很大的三层洋房。
那会儿，上海许多资本家都被“落实政策”了，补发了定息，归还了文革中被抢去的住房和存款。我校教师中资产出身的不少，见多不怪，关于华老师的议论也只三言两语。
大学没有坐班制，但每个星期四下午，必须参加政治学习，老师围坐于一室中，读报，虽然在座的没有文盲，但是读读也好，读报就不必发言了。系领导时而来参加学习，一本正经要大家谈心得体会，感谢有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还有文革造反，需要将功赎罪的，喋喋不休，向领导诉说衷肠，其他人发一会儿呆，到点下班回家。
多数时间，领导不到场，有几位城府不深，包括这位华老师，也包括我，兴致上来，也说上几句。我不做评论，只报告大家，某外刊上一篇文章的内容如何如何。我们教外语的，挺幸福，学校图书馆来了不少进口的原版书刊报纸，有《时代》《读者文摘》《基督教箴言报》。华老师则会抓住敏感的词语，明知故问，一时间，老中青都话中有话，妙语连珠，会心一笑。
说话投机的缘故吧，我、华老师、和一位归国华侨走得比较近。四下打量一下，没有奸细，没有入党申请人，没有造反派，我们就畅所欲言。平时在学校扯，有一次他俩来我家。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华老师骑着摩托车，穿着彩格衬衣，突突突开进了院子。邻居事后见了我妈，打我的小报告：有个大“阿飞”来找你女儿。把我妈吓的，我再三解释是同事，她仍嘱咐我要注意影响。想想也够惨的，八十年代了，男人穿了件多于三种颜色的格子衬衣，竟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1980年前后，加工资的消息在学校引起了轰动，文革后第一次加薪，上头的精神是，不是普遍加，要根据个人表现。表现，在那个年代，难免带点政治色彩。党员眉开眼笑，造反派愁眉紧锁，一般人私下里议论纷纷。又有消息说，这次加工资，最多就加5元。5元听上去不多，在当时，却可以买5斤猪肉，150-200斤青菜（青菜一毛钱三斤或四斤）。在加工资的刺激下，开会不再有人说怪话，有些人争相一早来办公室打开水、擦桌、扫地。
华老师对我说：5块钱，不要它，话随便讲！
一句话，醍醐灌顶。拒绝引诱，追随内心的召唤，你可以放弃利益，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个人空间。
为了个人空间，我八十年代初跑到了人烟稀少，土地广袤的美国大农村。一年以后，华老师成了自费访问学者，去了中西部一所大学。于是，开始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通信。他一边听课，一边去中餐馆打工，信里写的是他的打工记，结尾语是：“要知打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从邮筒里拿到他的信，没进门就迫不及待拆开，为了看他的打工记。他明明在餐厅辛苦，忍受老板娘的怪脾气，却写得诙谐有趣。
又过了一年，华老师决定放弃语言学，转修工商管理，同时把L签证换成F签证。届时，我忙着搬去另一座城市念博士。时隔数月，终于又联系上了，华老师已经搬到了洛杉矶。当中出了点意外，他无法念工商管理，签证也过期了。他毫不犹豫决定留下来：身份黑掉就黑掉！等移民局抓住我，再回上海也不迟。如此敢作敢为，令人佩服，却也担心他如何生存，不久又收到他的信（我们当时穷，根本打不起长途电话，全靠书信往来），在华人开的珠宝店找到了工作。
日子一天天，在千篇一律的忙乱中飞逝，我们不再频繁写信，鸡零狗碎消磨了曾经的幻想，让我们陷入迷茫。在一封信里，他抱怨了几句：我从小到大没有钱的概念，在家从来不数钱，现在却被逼得天天数钱，真是无聊透顶。
一个晚上，他突然来了电话，没头没尾地问我：你缺钱吗？缺钱就开口。在这里无钱寸步难行，有些女孩子撑不下去，就做些蠢事。小姑娘，你做蠢事就可惜了，有困难记得找我。我刚开口道谢，他啪地挂了电话。我拿着话筒，热泪盈眶。
九十年代初，华老师终于解决了身份问题，来电话说，要回上海了，回去做生意。我没有生意细胞，竟然没想起问问他，要做哪方面的生意。几个月后，收到过一封来自上海的信，在锦江饭店租了房子，不习惯在上海开车，雇了司机。对做生意十分厌倦，他怀念以前，大家没有什么钱的日子，彼此之间感情真挚，有说不完的话。眼下，人人谈钱，找他的同学朋友，连叙旧都是为了找钱。
之后，我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没人接，后来成了空号。他消失在上海的滚滚红尘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