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党攫取德国政权的问题上，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说纳粹党上台是民主政治的结果，进而得出结论：民主也可能导致专制——甚至极权。
纳粹党上台真的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吗？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脆弱的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是指1918年至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魏玛共和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于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而生，因希特勒及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执政而结束。魏玛共和国是公认的民主共和国，但共和国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几乎一天之内建立的，有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它的建立不能被认为是德国人的共同意愿，有大量的极右翼保守势力和极左翼激进势力，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弱小的共和国。尽管德国拥有号称当时世界上最民主也最细致的宪法，但德国的政治生态又极为脆弱，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并不齐心协力维护这个脆弱的民主政体，而是为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去破坏它。
民主政治在当时的德国不过是权宜之计，是一种投机性尝试——德国人根本不相信民主的原则：“在那些年里，工商界、军队、大地主、负责政府的高级文官、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这些权势阶层，与其说支持共和国，还不如说容忍它罢了。为数不少的权势集团一直等待时机要把他们厌恶至极的民主制度给清理掉。”
魏玛宪法的制定也存在严重隐患，它基本是由德国法学家普罗伊斯一人拟定，其中漏洞巨大，历史学家甚至指责，魏玛宪法被“制定得自己可以废除自己”。尤其是第48条款，又被称为“独裁条款”，它赋予了总统无限权力，虽然普罗伊斯已经认识到该条款的缺陷，曾经提交过修改总统权限说明的议案，但被兴登堡总统驳回。
魏玛共和国在政体上采取议会制，每6万人一个议会席位，不分选区，因此议员们的政治态度常常不能反映地区选民的态度，一些真正具有政治家品德的候选人往往进入不了议会。议会席位既无上限也无下限，只要得到6万张选票即可进入，在短短的14年中，进入过议会的党派多达30个左右。加上总统动辄可以解散议会，公众就要接着投票选举新一届议会，选举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民主看上去似乎“太多了”。
上述缺陷都给德国政坛造成了不少动荡，使原本脆弱的民主制更加受到怀疑。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民主共和国之上，还有一位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总统，一旦他突破宪法规定，所有人都对他束手无策——在魏玛，这个共和政体的头上，高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总统独裁。一战失败后，德国陷入长期动荡之中，经政治家们竭尽全力的努力，德国经济逐渐复苏，开始向正常国家过渡，但1929年猝然而至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脆弱的共和国再度陷入危机之中，纳粹运动遂成燎原之势。
现在我们就对纳粹夺取政权的过程进行一番考察。
希特勒：通过民主手段可能无法掌握政权
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前，纳粹党一直处于德国政治活动的边缘，相当程度上只能算巴伐利亚州的地方性小党。希特勒出狱后，德国的形势对纳粹党非常不利，逼迫它只能走合法道路，希特勒也始终是这样表示的。在经济危机前的实际政治活动中，纳粹党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在萨克森州获得过5%的选票，在梅克伦堡获得过4%的选票，在巴登州则达到了7%，在国会选举中也有2.6%的选票，拥有12个席位。但这一成绩与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经济危机后，纳粹党的议会席位呈爆发性增长，于1930年9月14日进行的议会选举，一举获得640万张选票，拿到了107个议会席位，一跃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视为“民主结果”的一部分。但进入议会并不等于取得政府权力，纳粹党至少要获得议会半数以上的支持才能得到组阁权，而议会中另外两个主要大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中央党，以及长期占有一定席位的德国共产党，始终拒绝推选一个由纳粹党领导的内阁。这样，尽管纳粹党在议会的席位在此后有着更大幅度的增长，却因为得不到其它党派支持，无法获得组阁权。可以说，只要议会民主坚持下去，希特勒就不大可能成为德国总理。
体现德国民主制的另一个重要程序是总统选举。
魏玛共和国先后产生过两位总统，先是艾尔伯特总统，他去世后由兴登堡接任。兴登堡第一个任期期满后，德国于1932年2月开始新一轮大选，一共有四位候选人，由柏林市长萨姆为首的无党派委员会提名现任总统兴登堡为候选人，纳粹党提名希特勒为候选人，德共提名台尔曼为候选人，民族人民党提名迪斯特贝格为候选人。
希特勒参加总统大选，是在2月22日柏林体育馆纳粹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由戈培尔宣布的，他当时底气十足，可德国人用选票给了纳粹党迎头痛击。
3月13日投票后，兴登堡获得了1860万张选票，希特勒获得1140万张选票，台尔曼获得500万张选票，迪斯特贝格的选票为255万张。但兴登堡所获得的选票数量离直接当选还差0.4%，大约为15万张。这样，在淘汰了迪斯特贝格后，4月10日进行了第二次投票，结果是兴登堡获得1939万张选票，希特勒获得1341万张，台尔曼的选票则减少了一百万张。兴登堡再度当选德国总统——这时，他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
在这次选举中，希特勒花费了不少心机，在选举前他还不是德国公民，是于1932年2月26日才通过有争议的手段宣誓效忠魏玛宪法，从而获得公民权的。选举过程中，纳粹党党徒四处制造事端，在选举会场斗殴，制造流血事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战战败后弃位逃跑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也将选票投给了希特勒——他是在承诺保证不干预德国政治生活的情况下，才于1923年被允许回到德国——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其行为对德国强大的极右势力起到了恶劣的示范作用。此外，希特勒选票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一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
当然，这不等于纳粹党在利用民主的问题上一无所获，在随后进行的普鲁士议会选举中，纳粹党从9个席位猛增至162席，超过了议会的法定半数，形成了控制普鲁士州的局面。
但正是民主制度的存在，在内阁的产生和总统选举两个重要选择中，都拒绝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上台的可能，希特勒始终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或者说获利甚微。事实上，希特勒自己也意识到，通过民主手段，他很可能永远都无法掌握德国政权，正如戈培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务必在不久后取得政权。否则我们就难以活到选举胜利。”希特勒执政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布吕宁政府：总统独裁的产物
德国政治走向的重大转折是米勒总理的下台。社会民主党自杀性的辞职行为，给德国带来了无穷后患。
1930年3月27日，由社会民主党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内阁宣布辞职，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一天是魏玛民主制度真正垮台之日。那时，这不仅仅关系到一个联合政府的结束和总理的更迭。1930年3月27日这天开始了不具备议会多数的执政时期，更加不幸的是，这天决定了整个政党国家的命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希特勒和纳粹党还远离着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心，纳粹党在议会中仅占2.6%的席位（12席），是绝对的少数派，但德国实际的独裁统治已经开始了。
3月30日，兴登堡直接任命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为德国总理，这样，布吕宁成为非议会任命的少数派政府总理。很显然，一个少数派总理的施政纲领很难得到议会的支持，布吕宁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寻求总统的支持，原本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总理，就变成了对总统个人负责，一旦失去总统支持，政府便难以为继了。
布吕宁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他面对的兴登堡总统却是一位顽固不化的老人。布吕宁先后在解散“钢盔团”和与社会民主党建立联合政权的问题上开罪于老总统，而兴登堡的眼界“从来就没有越出19世纪普通的普鲁士军官水平”，这个右翼的老总统因种种原因不愿意看到一个有左翼色彩的政府。他渐渐对布吕宁不满起来。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经济冲击的加重，到1932年3月，德国已有610万登记失业人口，布吕宁政府左支右绌，竭尽全力也无法扭转德国的经济形势，尤其在当年5月20日颁布的一项垦殖法令，彻底激怒了兴登堡。5月29日布吕宁在觐见总统时，总统给了他一张纸：“一、由于政府太不得人心，它已不再享有从我处获得发布新的紧急法令的许可。二、政府已不再享有从我处获得作出人事变动的权力。”
历史学家们认为，宪法第48条款“是宪法制定者们仅仅考虑到在类似内战的情况下发生威胁到公共秩序与安全的骚乱而制定的，如今却沦为无妥协能力的政客处理日常政务的廉价处方”。5月30日，布吕宁政府辞职。
巴本内阁：众叛亲离的极右政府
尽管布吕宁是右翼少数党领袖，中央党毕竟还拥有议会14.8%的议席。但接下来的弗兰茨·冯·巴本，不仅没有党派，还被视为中央党的叛徒，他对总统的依赖程度自然也就更甚于布吕宁——事实也是如此。
巴本1879年出生于一个世袭贵族家庭，本人就是一个极端保守且想法古怪的极右翼政治家，在出任总理之前本是中央党成员，但他坚持反对中央党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他在1931年10月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要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上的独裁”，后来又发表文章表示要“清除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优势”“把纳粹分子拉入政府共同担负责任”，总体说来，是在倡导一种德国各种形式的极右分子大联合。这些观点深得兴登堡的欢心，巴本作为总统亲信得以成为总理人选。中央党得知巴本将在未经党的认可情况下出任德国总理，把他视为党的叛徒，要将他清除出去。在决定清除之前，巴本退出中央党。
1932年6月1日，巴本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他是在完全失去议会支持情况下就职的，因此，他在就职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向总统申请解散国会，并于次日发表声明：议会民主的混乱管理必须结束。结果，巴本的内阁不仅遭到左翼反对，也遭到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右翼的一致反对，甚至与巴本过从甚密的纳粹党都对此感到不妙：这将导致纳粹党在新的议会选举中失去选票。这样，纳粹党的议员在国会中与巴本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国会解散后，于7月31日进行了新的选举，正是在这次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大获全胜，得到了全部608个议席中的230席，一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这与纳粹党组阁所需要的绝对多数305席还差75个席位。这样，内阁总理仍是巴本。
议会选举后，巴本按照自己的奇思妙想，企图将议会第一大党纳粹党拉入自己的内阁，并允诺给希特勒副总理的位置，建立一种“双头政治”，但希特勒只想做总理，拒绝了巴本的引诱。随后，总统召见了希特勒，以考察希特勒执政的可能，希望他加入巴本内阁。希特勒表示，要“为他自己和他的党取得政府的领导和全部的国家领导”。希特勒提出，在签署向总统提交的各种指令前提下，要保证总统在宪法第48条下享有绝对权力。但总统顾问意识到这实际上将威胁到总统的地位，拒绝了希特勒的要求。结果不欢而散。
11月24日，兴登堡通过国务秘书迈纳斯发表声明，明白无误地指出：希特勒所希望实现的那种总统内阁，将导致“德意志民族内部矛盾的急剧激化”。这原本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判断，但两个月后兴登堡就彻底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巴本没有料到的是，不仅拉拢希特勒的愿望落空，还导致中央党与纳粹党在议会内的某种联合，集体反对他，这更加让巴本一筹莫展、手足无措。他不得不再次说服总统要解散这个刚刚选举出的议会。而议会也给了巴本一个下马威，9月12日议会刚开幕就对巴本提出不信任案，巴本仅仅得到42张支持票。
这样，德国议会再次解散，并于11月6日举行大选，这距7月份的议会选举仅仅过去三个月，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受到了一定挫折，失去了34个议会席位——离单独组阁的距离越来越远。
巴本不仅失去议会支持，更为致命的是他还失去了自己内阁成员的支持，成为孤家寡人。他只好于12月2日辞职。新总理施莱歇尔于12月3日就职。
希特勒被政治反对派抬进了政府
施莱歇尔原本为国防部办公室主任，他被称为搞阴谋的“邪恶的奇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布吕宁、巴本出任德国总理和下台，都与他的阴谋操纵有着直接关联。但这位长袖善舞的施莱歇尔，在登上总理宝座后，面对赤裸裸的阴谋却束手无策——现在，轮到下台的巴本对施莱歇尔玩弄阴谋了。
施莱歇尔是一位公认的右翼保守主义分子，在政治倾向上与出身于地主阶层的兴登堡是一致的，他对希特勒也没有什么好感，但作为臭名昭著的阴谋家，他给德国各党派都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在把布吕宁搞下台后，中央党对他特别痛恨。为拉拢议会党团，讨好社会民主党，这个右翼阴谋家推出了一套左翼的施政纲领，激起了德国的工业企业家的反感，特别是在东普鲁士的移民问题上，他所采取的措施又侵犯了庄园主们的利益，这些庄园主把兴登堡视为自己的利益代表，不断向兴登堡告状，希望踢走这位总理。
施莱歇尔的执政过程又是和巴本、希特勒的阴谋联系在一起的。巴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试图东山再起，他将自己在执政期间提出的那套“双头政治”的想法又搬了出来，并与希特勒进行了多次密谋，希特勒仍然拒绝出任“副总理”一职。其中，1933年1月4日巴本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带有政变性质的秘密会晤，目的就是推翻施莱歇尔政府。戈培尔在会见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这次政变得逞，那么我们执政就为期不远了。”
为了“了解”希特勒的“真实想法”，1933年1月22晚，兴登堡派自己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和国务秘书迈纳斯与希特勒进行了两小时的秘密会谈。希特勒的表态和以往一样：自己很想干一届总理。希特勒说服了兴登堡的儿子，而小兴登堡在关键时刻又说服了他的父亲。
此时，巴本、希特勒和极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领袖胡根贝格对施莱歇尔形成了围攻之势，施莱歇尔也得不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支持，但他无论如何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尽管他是一个阴谋家，他的执政纲领仍是以维护国家基础、缓和社会矛盾为出发点的。然而，施莱歇尔却完全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必备的格局和意志——直到1月27日——这个时间距希特勒上台仅仅3天的时间，兴登堡仍然坚持不会考虑希特勒这位“波西米亚下士”（兴登堡将希特勒误认为波西米亚人）成为德国总理，但施莱歇尔在向总统提出解散议会的动议遭到拒绝之后，于1月28日提出辞职。他在总理位置上干了60天都不到。
施莱歇尔辞职当晚和次日，巴本、希特勒和胡根贝格三人多次会谈，讨论建立新内阁的问题。新内阁组建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巴本—胡根贝格的双头内阁，另一个是希特勒—巴本的双头内阁。但巴本—胡根贝格的内阁实际上就是原来巴本内阁的复制品，在向候任的内阁成员征求意见时，他们大多数都不愿意加入巴本内阁，只愿意加入希特勒—巴本内阁。这样，希特勒内阁就成为新政府的方案。
兴登堡总统批准了这一方案，尽管两天前他还反对希特勒成为他的政府总理——有历史学家披露，直到任命希特勒就职的仪式举行前，全德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希特勒会成为总理。
1933年1月30日中午，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纳粹政权产生了——这是世界政治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希特勒等于被自己的政治反对派抬进了政府：这些能够决定希特勒命运的人，在当时没有一个是纳粹分子，而且，他们几乎完全明白希特勒掌握政权的危害性。
希特勒曾于1923年11月9日发动过一次被称为“啤酒馆暴动”的政变，当时共同参与到事件中的一位是国防军上将埃里希·鲁登道夫。时隔近10年，鲁登道夫对希特勒产生了新的认识，在希特勒成为总理的第二天，鲁登道夫写信给总统兴登堡：“你将我们神圣的祖国德国拱手交给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煽动分子，我可以庄严地预测，这个恶魔会把我们的帝国扔进深渊，给我们的民族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即使你已躺在坟墓，我们的后代也会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诅咒你。”
民意与民主的关系
在纳粹党上台前，德国大致有1/3的人是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有1/3是他的坚定反对者，余下的1/3则处于中间地带。就此而言，不能不说纳粹党确实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但民意不是民主，如果说民意与民主有所关联的话，那也属于最低程度的关联。民意只是一般性的民众意见，比如美国辛普森案件中，相当多的美国公众都认为是辛普森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但辛普森没有因为民意汹涌而受到制裁，在经历了一套复杂完整的法律程序审查后被宣告无罪。而多数民众也认同审判是公正的，因为它严格遵守了程序正义。
从程序上说，德国政府首脑并不直接从选民中产生，德国的议会制固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作为议员，他们多少都具备一些政治家素质，不会简单地屈从民意。长期作为议会两个重要政党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和右翼中央党都不支持希特勒，德共虽然在议会的席位不多，始终维持10%左右，更是纳粹党的坚决反对者，这导致纳粹党尽管获得了比其它几个党派多得多的民意支持，而一旦进入议会，不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得到议会所需要的超过半数的支持。
自1930年3月30日布吕宁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到希特勒上台，兴登堡先后连续任命了四任总理，这四任总理都不是通过民主程序而是通过独裁程序产生的，可以说，希特勒独裁正是兴登堡独裁的继续。希特勒的独裁必须要得到总统支持才可能成为现实，总统则依据宪法漏洞实现了自己的独裁，尽管魏玛总统是一个象征性职位——在关键时刻却不受任何制约，他所签署的法令可以立刻兑换成现实权力。
这不意味着德国人对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冷漠感，从若干次议会选举中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投票率很高，很踊跃，但这同样不意味着德国人对民主制度有着深沉热爱——它更加体现出德意志人所具有的强大工具理性和投机性：民主，也许能解决德国面临的现实问题，那就试试看吧。当这种投机心态破产，德国的民主也随之破产。
民主政治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其一，它是坚定不移的价值观；其次，它有着完整而复杂的程序设置（当然完整并不意味着完美），形成可持续运作的规则体系，实现了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它使得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很难获得自己所希望的全部权力。或许民主政治的效率不高——这恰恰是政治审慎的必然要求，只有审慎才可能减少犯错的可能。希特勒统治不过短短的13年，不仅发动了二战，还对犹太民族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约七百万犹太人死于屠刀之下，这正是纳粹政权反民主、反自由的罪恶结果。
作者： 施京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