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之父离世, 欧元还能活多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称作“欧元之父”的蒙代尔（Robert Mundell）4月3日在位于意大利中部锡耶纳的家中离世，享年88岁。蒙代尔出生于加拿大，195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其后在美国多个大学研究和任教，他主要的学术成就有动态货币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并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推动供给侧经济学的发展并为欧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还有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机构的顾问，也为多国政府做过高参。
1961年，蒙代尔发表《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灵活性是货币联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理论。该理论在后来年间得到补充和扩展。蒙代尔的这一研究为后来欧元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是他被尊称为“欧元之父”的原因。因为该理论，1999年蒙代尔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事实上，欧元区的情形并不符合蒙代尔提出的理想条件。晚年的蒙代尔则更主张推行一种“世界货币”的设想，即美元、欧元和日元更紧密挂钩，形成一篮子货币，以此作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种方式。
蒙代尔也是供给测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用低税率和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必要时，推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他的低税率理论无疑为降低富人的最高税率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英美等国赢得无数支持。据《纽约时报》报导，蒙代尔曾在2006年时说过，“供给侧经济学提出的论点是，陡峭的渐进税率减少了待分配的蛋糕大小"，但是，"穷人在大蛋糕中分到较小的份额，可能比在小蛋糕中分到较多的份额更多。"为鼓励经济增长，蒙代尔主张将最高税率控制在25%以下。
两德统一法国最反对，害怕德国再次强大，最后想出用欧元代替马克。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艾哈德:“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要讲奉献，讲道德，讲精神，有追求，有理想，然后才是合乎自己绩效的索取。”
一般认为，阿尔弗雷德·米勒—阿玛克于1947年首先正式提出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几乎与此同时，德国其他学者也提出了这个概念。艾哈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早在1947年之前就已认同并使用过这个概念。
艾哈德早已提出了二战后德国应当建立何种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观点。1948年货币和经济改革后，他又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自己的理论，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
艾哈德强调指出：“社会市场经济的深刻含义在于，把市场上的自由原则同社会平衡和每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上的负责精神结合起来。”这个著名论断成了德国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最权威的解释。在艾哈德担任联邦经济部长和联邦总理期间，常被各界引用并成了基督教联盟党在制订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时的重要理论依据。德国反对党也提不出有说服力的反驳意见。米勒—阿玛克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有自己一整套理论和思想。但出于对艾哈德的尊重，自那以后，他在关于社会市场经济的表述上一直很谨慎。
艾哈德强调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原则：
一是自由竞争原则。艾哈德认为，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核心和命脉，也是市场经济成功的秘密。只有坚持不懈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垄断，最充分地发挥和保护自由竞争的机制和功能，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繁荣，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没有竞争自由，市场就会没有生气和活力，经济就会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最终也不会改善。他还认为，“共同富裕”是目的，“自由竞争”是达到经济繁荣和“共同富裕”的最重要途径和手段。
二是发展经济和社会平衡的人道原则。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条件和所处环境千差万别，必然出现收入不尽相同的阶层和群体，出现成功者和失败者，出现富人和穷人。为了避免两极分化，避免贫富过于悬殊，同时也要坚持人道原则，因此，一定要考虑到社会的弱者。要实行必要的社会保障，对社会财富进行尽可能合理的再分配，但绝不是搞平均主义，必须按照自力更生和团结互助的原则对社会弱者施以援助，但必须是授之以渔为主，授之以鱼为辅，要帮助他们建立起继续生存的能力和信心，从而达到社会成员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持必要的适度的动态平衡。
三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必须要主动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道德修养，坚持向社会和他人负责的原则。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不断创造和积累财富。人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同时，要对社会、对他人和对自己家庭负责，关心他人，关心弱者 ，决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自私自利，不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艾哈德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首先要讲奉献，讲道德，讲精神，有追求，有理想，然后才是合乎自己绩效的索取。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去这样做，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政治局面才能稳定，道德情操才能高尚，世间才能充满友爱，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是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含义、核心和灵魂所在。
四是中庸的原则。艾哈德在其所著《来自竞争的繁荣》（即共同富裕一书，前译大众福利国家）英文版再版序言中说：“西德并没有采用过什么秘密科学。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艾哈德知道，自由和责任，自由和约束是矛盾的。他认为，这个矛盾可以化解。经济自由和社会负责可以结合起来。
五是“社会的自由主义”原则。艾哈德最重要的导师奥本海姆自称他的理论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艾哈德基本同意并认可这个理论。不同的是，艾哈德把“自由的社会主义”中形容词和主语的位置和次序换了个位置。艾哈德强调指出，他所信仰的是“社会的自由主义”，重点是“社会”，而不是“自由主义”，但是他却仍然忠于其原则。艾哈德在奥本海姆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看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艾哈德认为，“社会”和“自由主义”是同根同源的，指出“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不能战胜经济的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与自由主义同根同源的一棵幼芽，因为它承认自由主义的运动法则，并愿服务于其目标的实现。正确的理解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艾哈德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要么只强调了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么只强调了经济方面，即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二者都有失于偏颇。这并不是说，艾哈德把“自由”置于“社会主义”之上，甚至去追求经济自由主义，更不是说，把“社会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去追求社会主义。艾哈德虽然崇拜他的导师奥本海姆，但从来不承认自己是 “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艾哈德对那种既不能带来真正自由，也抹杀了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涵的“自由主义”表示怀疑。
艾哈德认为，“社会自由主义”，既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单纯的自由主义。艾哈德的理论符合奥本海姆的“自由社会主义”，就是说，既非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立场。奥本海姆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既是“自由的”又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艾哈德倾向于建立这样的社会。他试图建立一个既包含自由主义，也包含社会主义的社会。艾哈德认为，他可以凭借社会市场经济实现这个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艾哈德主张的“组合社会”。
六是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是相互依存和相依为命的生命共同体，但又不能把“社会”和“市场经济”二者等量齐观的原则。“社会”二字必须大写。“社会”包含了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念和理想目标。
“社会”部分是“市场经济”部分的平衡器、稳定器和定位器。“市场经济”部分是“社会”部分的推进器。失去前者，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失衡，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就会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失去后者，前者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前进的动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只有把市场上的竞争自由、社会平衡、个人对社会负责、中庸、“社会自由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相结合这六个基本要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原则，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掌握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真谛。还要注意的是，市场上的竞争自由原则、社会平衡原则、个人对社会负责原则、中庸原则、“社会”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相结合的原则不是平行并列，不能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缺一不可的。抽掉其中任何一点，都不符合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的本意。其中，“每个人对整个社会道义上的负责精神”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精髓和灵魂。不少德国经济学家或者过多地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或者过多地强调“秩序政策”（游戏规则），或者过多地强调社会平衡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或者过多地强调如何把“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大，无节制地要求增加社会福利，或者过多地强调市场功能和效率最大化，失去了对真正的社会弱者的关怀和照顾，或者过多地强调国家的干预和必要的介入，或者过多地强调劳资双方和对立的党派应当妥协和让步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社会成员在道德和道义上对整个社会的负责精神。如果忽视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丢掉了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中最本质的内容，社会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灵魂。换言之，如果社会成员没有自力更生精神，没有道德、没有教养，没有同情心，没有团结友爱，没有奉献，而只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尔虞我诈，唯利是图，都靠国家来“养活”，那么，不仅社会市场经济不会存续，社会上任何事业都必然归于失败，最后社会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异化成另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也必然逐步衰败，最终走向灭亡。
德国有些人反对欧元。因为欧元的失败会损害欧洲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因为无竞争力的经济体会使其它经济体及其自身遭到损害，导致民众的安定乃至下一代成长也会受到威胁。有人认为欧盟成员国应回归至仅有强势经济体的状态，并在联盟内部使用直接民主制。其他思想包括税制改革，和在减少开支的前提下减少移民和避难者。欧元危机是对德国民主制度、法治体系、社会市场经济，乃至对于欧洲一体化这一概念自身都是有害的。
德国这些人肯定并支持欧洲单一市场，认为这一概念延续了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中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但制定劳动及社会政策的责任应当由成员国自己承担。这些人同时支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护。认为，在欧洲层面，一个全域的法定的最低工资并不能承担起其应有的保护，并且会实际减少工作岗位。请求德国各个州以资助收入的形式提供社会援助，而在联邦层面这些人支持最低工资。这些人反对德国目前的财政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