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田家英擅自删改毛主席的讲话
毛主席在1965年12月21日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艾思奇等五个人谈话，是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表示自己对批判《海瑞罢官》的 态度。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指明了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和斗争，并不单纯是一场学术讨论，而是党内外的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主席同他们谈话的时侯，关锋和艾思奇在现场做了记录。他们把记录整理好后，就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根据他们两人作的记录，整理 出了一个毛主席讲话的内部文件。田家英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权力挺大。他把这个文件印发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大区书记的领导。可是在田家英印发的毛主席谈话中，他竟擅自把主席上面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这段话给删除了。
陈伯达发现了这个情况后，就进行追查。由于艾思奇在参加这次谈话后不久就得了重病去世了，就只找了关锋。关锋说，在他和艾思奇交给田家英的记录稿上都是有这段话的，是田家英在整理的时候给删掉的。关锋还说，他和艾思奇都跟田家英说过，把主席的这段话删掉不好。可田家英说，没关系。陈伯达让关锋把他说的情况经过写个材料。然后陈伯达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江青。江青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她建议陈伯达直接把情况报告主席。这时关于田家英的情况还有王任重和谢富治那里的材料，后来主席就是根据陈伯达的报告和这些材料，批准对田家英进行审查的。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掌控的中央为给田家英平反，说这是关锋告密，是江青和陈伯达对田家英的政治迫害。但无论从党的工作纪律，还 是从马列主义理论原则上来说，田家英擅自删改主席重要讲话都是不应该的。邓小平等人以这件事作为平反的理由也是不充足的。
6 ．彭真提出了 “ 二月提纲 ”
1966年1月，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胡绳、田家英、许立群、邓力群、林涧 青、龚育之以及宣传部、新闻界和学术界其他领导人，彭真特别点名要关锋、戚本禹参加。总共约有三十多人。
会上，由胡绳传达1965年 12月21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胡绳讲得很仔细，他先讲了最近文化革命的形势，以及这一时期毛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接着传达毛主席12月21日讲话，他倒是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胡绳还解释了一下，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胡绳的传达与关锋给我讲的基本相同。胡绳讲了以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
会议结束后，彭真叫我和关锋留下来。因为前不久我们已经和他见过面，他跟我们就像是老朋友似的，说：我们又见面了。我开玩笑说： 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他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对主席讲的吴晗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彭真没说他不同意主席的意见，只说听了很吃惊，理解不深透。他接着说：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
对彭真这段话，我当时还认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我从来都很尊重关锋的意见，但仍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关锋对彭真和我们这次谈话的看法是正确的。
到了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关锋又去了一次上海。江青向他交底说，批《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还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问题，反击1962年的“翻案风”问题。过了春节以后，艾玲又向我和关锋透露，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支持的，是张春桥具体组织 的。可是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没有向我们透露这些。她叫我们不要给别人说，而且建议我们也写文章。并说，《文汇报》会给你们发表 的。 这时，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从康生那儿听到了一些风声，他表现得很积极，也跑来约我们写文章。
我在参加了彭真主持的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名义召开的会议，以及彭真与我们进行谈话之后，就开始为写文章准备材料。很快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的文章。我的文章完全是遵照彭真的“好好研究，把它写清楚”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彭真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我自然认为彭真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意见的。
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彭真和江青的分歧那么大。差不多同时，关锋和林杰也写好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 两篇文章都交给了许立群，可是却一直都不见发表。过了一阵，我就给彭真写了封信，报告了以上情况。彭真的秘书答复我，首长工作很忙，你的信和文章我都放他桌上了，有时间他会看的，他看了以后有答复，我马上告诉你。然后就这样一直拖着。长期的拖延引起了我的怀疑。
许立群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彭真最得力的干将。他不发表我们的文章，那一定是有彭真的指示。后来我听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彭真指示说，彭德怀的罢官涉及到政治问题，很敏感，先不要发。我就想，明明是你当面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让我把《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写清楚。我花了几天时间，熬了好几个夜晚，才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完了你却叫许立群不要发表。去找你，你又以工作忙为拖词不理。如果我写得不对，你可以批评。为啥什么都不说，却又不让发表呢？老实说，我以前对彭真印象一直很好。这以后，我就对彭真有看法了，觉得关锋没有看错他。 后来想想，当时彭真在会后找我和关锋说的话，确实是在给我们暗示，让我们把批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之内。但后来因为我们的文章都不符合他的意思，所以他就不让发了。可这些话，他又不能跟我们明说。那时我还不太懂这种高层政治，所以，我当时对彭真不准发表文章，很不高兴。
我把文章送给了康生，康生的态度很明确，叫马上发表。我说：人家不让发，怎么办？他说，你找穆欣发。但这时穆欣听说彭真不让发， 他也不敢发了。这和他之前的态度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就是这么个人。 到了1966年1月下旬，彭真就让许立群他们准备材料，起草了一个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在2月完成的，所以就叫做“二月提纲”。
在准备 起草“二月提纲”的时候，他们找了七份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材料，准备转呈给毛主席。据说，这七份材料中有我写的小册子《孙承 宗》，还有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从陈贾说起》等，以及邓拓的一篇杂文《伟大的空话》等等。 关锋的杂文是用“何明”的笔名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等几个报纸上。我的《孙承宗》小册子是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
孙承宗是明代的一个兵部尚书，曾率领明军坚决抵抗满清皇太极的侵略。明末抵抗满清的侵略，有三个战功较大的统帅，一个是熊庭弼（bì 辅佐），一个是孙承宗，一个是袁崇焕。其余的（包括那个投降了清军的明朝统帅洪承畴）多打败仗。袁崇焕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熊庭弼也有人写了，就是孙承宗没人写。一次，我们秘书室的领导陈秉忱把他收藏的一幅孙承宗的画送给康生。康生在画上面题了跋。康生说，孙承宗不但是个有名的文人，而且是个有名的统帅，他打败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皇太极。康生让陈秉忱给我传话说，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孙承宗了，听说你对明史有兴趣，那你就写一篇文章吧。我听说康生要我写文章，便马上积极行动。
那篇文章好写，查查明史，看看他的传记，没几天就写完 了，投给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当时吴晗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主编，吴晗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又通俗又好读，文笔也好。翦伯赞也说好，都同意出版，翦伯赞还给我提了一些意见，写文章要剪裁浮辞，形容词不宜太多，一般情况下，一个形容词就够了。他的意见很对，到现在我写文章还遵从他的意见。翦伯赞确实是有水平的。
许立群在把我这本小册子给彭真的时侯，还加了附言，说，现在我们批判《海瑞罢官》，是因为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借海瑞为彭德怀鸣不平。那末戚本禹写的孙承宗原来也是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而且孙承宗后来也是被罢官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吴晗写《海瑞罢官》要批判，那戚本禹，还有关锋等人也要整风。
他真是生拉硬扯。海瑞是因为骂皇帝而被罢官的，孙承宗不是，他是因為抗击皇太极立了功，受人嫉妒，被排挤的。而且，也不是被罢官，而是年龄大了退休回家的。
2月初，彭真和许立群带着他们写的“二月提纲”，与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几个一起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康生、吴冷西虽然也都是五 人小组的，但“二月提纲”的最后修改没有让他们参加，是彭真、许立群、还有姚溱（zhēn）他们三个人搞的。彭真把那些材料都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说对吴晗要进行批判；可是对左派也要整风。毛主席说，左派整风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这里的左派主要就是指关锋和我几个人。可能只是巧合，过了三年，我和关锋都被隔离审查了。
王力在回忆这件事的时侯说，自己得知许立群报送给主席的七个材料中有我写的《孙承宗》，很担心这样会出问题。因为他在康生那里，看过康生为孙承宗绘画的题跋，知道是康生叫我写《孙承宗》的。尤其是他知道1958年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他就给彭真说，戚本禹是当年的“八司马”之一，是主席给他平反的。你们现在又要告他？他那篇《孙承宗》的文章，是康生叫他写的，与彭德怀无关。你把他又告到主席那裡，会不会再出个“八司马事件”？彭真回去就叫许立群把我的《孙承宗》从上报的材料里抽掉。但从后来的一些迹象看，毛主席是知道《孙承宗》这本小册子的，似乎没能抽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