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無法查證廣東土客大械鬥期間鴉片烟在廣東的價格，也沒法了解吸食鴉片烟的費用，所以無法了解用鸦片减食欲的花费要低于买粮食吃饱的花费的實際情況。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早期來澳洲淘金的華人中吸食鴉片非常嚴重，也是當年澳洲人攻訐華人最重要的一點。
查閱了不少報紙和資料，最終在以劉光明為主的華人在1859年進口物資中查到對比的數據。當年從中國入口的大米為13346英鎊，而從中國入口的鴉片為23592英鎊；這個數據是入口申報價格，而非零售價格。
按當年華人人口總數約為25000人計，每人平均不足0.54英鎊。入口瞞報低報有可能，而走私大米的可能性相對較低。
鴉片走私進澳洲，歷來嚴重，這種情況一直延至二次大戰之後。另外從中國入口的鴉片為23592英鎊，平均每人不足1英鎊，吸食費用並不合理。按Rev. W. Young在1868年遞交維多利亞省兩院“關於維多利亞華人人口狀況的報告”中透露，華人吸食鴉片的人數超50%,貧困的華人每週吸食鴉片費用為3先令或以下。大多華人每週工資在10先令到1英鎊多，然而有些礦工每週只能賺1或2先令。吸食費用不合理的原因在平均每人入口鴉片不足1英鎊，僅能供佔貧困的華人吸食20 - 40週。中等水平的華人“每週吸食鴉片費用為7先令到1英鎊”， 在平均每人入口鴉片不足1英鎊則完全滿足不了中等水平的華人吸食鴉片的數量，更不要計算富有華人每週吸食鴉片接近或超過兩鎊了。
在“關於維多利亞華人人口狀況的報告”中並不完全包括整個維多利亞省的華人總額，調查的範圍是以淘金區域的華人情況。在調查中區域華人數量為18935人，鴉片烟館Opium Shop超過84家，平均225人/家；其中以巴拉瑞特Ballarat（早期中文亦稱“孖辣”）最為恐怖，平均54人/家。這些烟館都是在馬路旁的，私人或聚眾的可想而知。
在報告中的一段譯文是：
“關於巴拉瑞特的中國翻譯在提到鴉片吸煙的不良影響時寫道:“它破壞了癮君子的體質;他們的身體衰弱，皮膚發黃，身體消瘦"。卡斯爾梅因的解釋者說:“一切邪惡的事情都來自于這種行爲。第一種罪惡是把吸煙者的收入吃光;第二是體力的喪失 - 他無法工作;第三種人由於長期吸煙習慣，不願工作，身體變得懶惰和疲勞;第四種被確認爲吸煙者的臉是乾癟的;第五，必須增加而不能減少鴉片的使用量;如果吸煙者減少了哪怕半粒的量，也不會停止他的渴望;當欲望來了，儘管各種各樣最好的菜擺在他面前，他不能分享最小的一口;第六，當煙癮還沒有完全滿足的時候，雖然他的門旁可能有許多金銀，但他的煙癮還沒有得到證實，吸鴉片有一種非常令人興奮的效果;但最終導致了上述結果”。
報告中不無担心：
中國人營地累積這麽多的鴉片店，也是臭名昭著和不道德的窩點。在那些地方有被遺棄的歐洲婦女，她們出賣自己來行惡，是要得到不義的工價。他們也養成了吸有害藥物的習慣;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做法將逐漸在歐洲人民中傳播，並給他們帶來如同對中國人民一樣的災難性後果。
報告中的建議是：
所有這些商店都應受到嚴密監視，並置於警察警惕的監視之下。應當採取有力措施，將與吸食鴉片有關的種種弊端限制在盡可能窄的範圍內;完全根除它們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些中國口譯員在他們的統計報告中提出了減少這些弊端的建議，這些建議非常值得那些將移交立法責任給他們的人考慮。
大約在20年後，華人梅光達也承兩院委託調查紐省華人的情況。該報告的完整版還沒有找到，否則可作對比了。
另一方面，從中國進口到維多利亞的鴉片應該是僅供華人購買的。澳洲與英國一樣，鴉片是作為藥物銷售或使用含量較高的土耳其鴉片。中国人是吸食，上烟枪，纯鸦片，上瘾度很大；土耳其鴉片剂量小，危害小，上瘾性小，后来发现传播滥用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中国人的烟馆和吸食方法传入英国后，1868年就颁布《毒品药店法案》禁止了；澳洲也跟隨有限制性的禁止。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並沒有禁止鴉片，反而是大量種植，遍及雲南﹑四川﹑貴州﹑山西﹑新疆﹑內蒙等省，部份地區種植鴉片還有稅捐優惠。事實上已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有一種說法是“用鸦片减食欲的花费要低于买粮食吃饱的花费，鸦片的费用比粮食便宜”，換言之不單是富裕階層需要，對戰亂或天災人禍的地區更是如此。在长期战乱背景下，鸦片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就難怪乎當年來澳洲淘金的華人吸食鸦片的比例如此之高。
關於澳洲華人吸食鴉片的圖片就不上傳了，網友們可以在Google中隨意搜索得到。
我們沒有權利去指責前人，因為是那個年代的特殊環境。然而我們有責任了解歷史，只有知道歷史的真相，才能曉得自己是誰，我們為什麼會生活在今天這樣的年代，我們的後人會有可能怎樣生活。或許有人給予我們歷史的假象，在互聯網發達的今天，起碼我可以隨意查閱百多年前在澳洲的中英文報紙的PDF原版，在互為參考及補充中嘗試還原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