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的当然不是本人。就算某位受邀者年轻有为，能经历诸多运动活到现在，也已经90开外，还能写微博、上得文学城，实属强人所难。再者开国典礼一票难求，除去登上城楼的六百多人(第一届开国政协)，金水桥北搭了两个临时观礼台，有苏联文化代表团、阅兵指挥部人员，观礼者也都清一色军人，打江山者坐江山嘛，天经地义，这世上能有几个华盛顿? 让一众民主党派副主席、部长、各大区政务委员任职到1957年才免职，已经很客气了，… 开篇就走题十万八千里，还是言归正传。
参加者乃祖母大人，不过她即不属"满大人"，也非皇亲贵戚功臣武将，实乃一介布衣、在沪上执业多年的医生、虔诚的基督徒。民国初年毕业于香港岭南学院，再到美国进修，以后在广州上海行医，一辈子从未加入过党派团体、也没有生平事迹，只以救死扶伤为职业。一二八松沪事变，参加过朱懋澄发起组织的"上海民众前敌将士慰劳会"、担任救护队第十六支队长，三天救出伤病者209人; 抗日期间收救过某位被日本宪兵刑求、"如果能活到解放后，要么识大体不说话，要么坐牢"的作家夫人许某，家里住过准备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之时，也收留过败军营长留下的孤女为养女。
邀请者则是早年相识的一位国家副主席(送票之时还在中华民国，新国号是政协第一次会议9月26日决定的)，来京前常年居住在上海。解放前夕，为躲避当局监视而隐居，有医务需求时，便派司机来珍所接医生。后来去了北京，在第一届政协筹备宪法、当选六位副主席中，三位民主党派团体副主席之一。
典礼前送来两张观礼卷，一张祖母，一张给了正在京上学的伯父、当时还在燕京新闻系二年级，是学生社团组织者，对什么事都有看法。有了这样的背景，七年后当上右派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当右派还不是他最气愤的事，52年院系合併，年中一过，燕京被大卸八块，消失无踪，燕园换了一所学校，鹊巢鸠占，原校长陆志韦发配中科院语言研究所，马寅初变成新校长，给燕京毕业生签字颁发某大毕业证。入学时明明上的燕京，毕业后居然变成另一所学校。这都是怎么说的? 更有甚者，某人48年考上燕京大学，毕业时居然拿的是邮电学院毕业证，情何以堪呀。
记得多年之后，有次想与他套套近乎，说咱们原来还是校友呢。谁知道他没好气的回答，"谁是你校友!?" 以后见到他那老一辈燕京人，都要陪十八个小心，切不可提起惹人恨的校名。遇到老燕京，都会提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希望死后回燕园，被几个某大的老太太反对而未成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又南辕北撤，还是就事论事。
开国大典选在下午三点，是考虑国民党空军不能夜间降落，以前飞机来北平骚扰，大都早晨从重庆起飞，中午返回，天黑前降落。典礼推迟到下午，主要从安全考虑，来轰炸的飞机，天黑前无法返回基地。另从东北调来一中队战斗机，外加高炮。典礼当天，也下令受阅部队，即使受到轰炸，也要保持队型。
登上城楼的大体为第一届政协的全体代表六百余人(多位军队代表仍在前线或指挥阅兵式)，外加警卫、记者、摄影、广播电台播音员。还有12名苏联摄影师使用彩色胶片拍摄影片，拍了几十本胶片，未料10月2日下半夜，一场大火烧毁存放胶片的房间，如今看到的黑白片，是在抢救下来的少量胶片中找到，恰好有那一句两分钟的镜头，"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啦"。
临时观礼台以砖木搭制，为了测试是否安全，从大内派来一营士兵在上面蹦跳测试。临时观礼台大约使用到1954年，才改建成永久的砖石结构。说起典礼的保卫工作，除了公安，一些半军事单位也参予其中，如华北文工团的演员。到了35周年国庆，都收到那年公安系统颁发的保卫开国大典纪念瓷盘和证书。至于建国后干部的待遇，也以10月1日划线，那天之前参加工作，就算离休干部。举个例子，如果去崇文门的同仁医院，进门过楼梯左手有个没挂牌子的小门，推门进去，也有一个挂号窗口，不像挂号大厅那样人头攒动，从来都没有人排队，是给离休干部挂号专用的。一日之隔，待遇天地之别，真让一大干子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人跺脚。
时光如梭，一转眼30年过去，文革过后，祖母从上海搬来北京同住，每逢十一前夕，又开始收到邀请，无论国庆宴会或观礼的请柬，每次仍然是两张票，直到她去世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