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立国得罪了旧贵族阶层
在阶级社会里，有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也有身处社会之底的平民阶层。贵族是靠剥削过活的，不然他们何贵之有?有剥削就有压迫，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阶级斗争，不承认都不行。
毛主席对于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关系认识比较早，研究得比较深刻，1919年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著文《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要民众的大联合?因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为什么坏、苦、黑到了极处?他写道：“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
贵族阶层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手段是什么?毛主席认为“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他进而分析道：“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毛主席给出的社会解决方案是“民众的大联合”，他说：“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
在其后的三十年里，毛主席“粪土当年万户侯”，率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扫除“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贵族集团的统治，解放人民大众，建立一个人民的共和国。
在这一伟大的奋斗过程中，毛主席一直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革命者会不会产生新的贵族阶层，让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
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因生活腐化，脱离群众， 结果仅仅48天便失败退出北京的过程和原因。毛主席读到文章后深受启发和警省，亲笔批示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讲演《学习和时局》中在提到抗战以来因队伍中存在的骄傲情绪造成的危害时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致郭沫若的信中，高度评价了《甲申》的作用，他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1945年7月初，毛主席接见从国统区造访延安的黄炎培、章伯钧等文化名人，黄炎培在谈话中提出了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存在一个从兴起到消亡的周期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 我略略了解到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 的支配。”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用民主来打破历代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跳出这种兴亡‘周期率’。”
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次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主席在报告中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指出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从西柏村起程前往北平的时候，毛主席称之为“进京赶考”，他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并没有忘记“绝不当李自成”的誓言，他也没有忘却延安时期曾经对黄炎培的回答，他不让共和国的土壤里滋生出一个贵族阶层来。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八届二中全会，他作出总结性发言，当谈到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时，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整风问题，他说：“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
1957年3月20日，毛主席在南京干部会议上要求老干部们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 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1958年8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在讲到平等关系问题时，他说：“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我们的同志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1958年12 月 11 日，毛主席会见由国防部部长雷维斯率领的匈牙利军事代表团，当雷维斯说匈牙利军队曾经有上下级关系紧张、下级害怕上级的问题时，毛主席说:“这要改变，不要使下级害怕，应当像一个家庭一样。让人家怕是不好的，应当让敌人怕。这是旧社会长期留下来的，一时不容易去掉，要慢慢地把这些东西去掉，人和人应是平等关系。……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缺点，今年已开始改进，利用整风的办法，干部参加生产，官长下连队当兵，大大地改进了上下间和军民间的关系。下去可以体会到群众是怎样生活的，只有益而无害。干部也根据其身体情况，每年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或当工人，或当农民。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做法是好的，不懂工农业劳动，容易脱离群众。我们不是资本家，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老爷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应当永远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毛主席在着力防范出现“贵族”阶层的同时，苏联出现的“高薪阶层”和修正主义也让他产生了更大的担忧。他曾这样评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1959年12月2日，毛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谈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他说：“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
1959年12月18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们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对国家管理权问题发表看法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对苏联为什么出现修正主义，毛主席指出一是“干部高人一等”，其次是“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他说：“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还进一步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说：“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965年8月3日，毛主席会见法同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当马尔罗问到毛主席是如何启发农民勇敢的参加革命时，毛主席说：“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