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一位朋友名叫文华，由于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看法，又谈得来，所以来往密切。
有一天我们聊天时，文华说她母亲不久前有一次血尿很严重，整个马桶的水都被染成红色。我回家后无意中和母亲提起了这事。母亲问我，文华的母亲多大年纪? 我告诉她是61岁。母亲听后认真地对我说: 年纪大了，这种无痛性血尿是恶性病的机率很大，建议文华带她母亲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我把母亲的话告诉了文华，遭到了她的痛斥。她认为我说了对她母亲不吉利的话，她母亲只是有点" 上火 "，吃了几副降火的中药，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我很不好意思，向她道了歉，怪自己想得太多，得罪她了。
大概是过了半年，文华告诉我，她母亲被确诊为膀胱癌，正在四处找名医求治。数月后，她又告诉我，找到了广州最有名的" 一把刀 "，为她母亲做了手术，刀口挺长，但术后恢复得不错。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我从不主动问文华母亲的病情，甚至说话时也尽量少谈到她的母亲病情。
大约在一年之后，文华突然找到我，脸色发青地告诉我，她母亲到北京又做了一次手术。
我觉得奇怪，便问她为什么又做手术? 一般癌症病人手术后病情恶化，多数都是癌细胞转移了，再做手术效果不会好而且对病人的身体消耗也很大，所以那时一般都不会做二次手术，特别是年龄偏大的病人。
文华说，她有一个堂姐在北京当医生，原来在某个患膀胱癌的中央领导的医疗小组里工作，对治疗膀胱癌经验丰富。
我不禁埋怨她，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早点找她堂姐治疗?
文华说，文革中她父亲因为是单位的技术总管，没少挨批斗，还关了好几年牛棚，因怕互相牵连亲戚朋友，所以都断了外界联系，直到这次母亲生病，才打听到堂姐在北京做医生。
文华先把她母亲的治疗病历给她堂姐看过，后又陪同母亲到北京，经过检查又做了一次手术。
其实文华母亲做了第二次手术的事，并不是她要告诉我的事情的重点，重点是她母亲在再次手术中发现在广州做的手术等于没做，医生告诉她的、病历中也记录了的已切除的那部分，却完全没有切除，整个手术只是打开了腹腔又缝合上，什么也没做。
我听后目瞪口呆，完全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母亲可是在广州最大的医院，由技术最好的医生做的手术啊！而且一台手术至少要有主刀医生、助手、护士等数人参加，怎么能众人一致瞒天过海?
文华知道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恶狠狠地盯着我: 器官有没有切除或部分切除，医生打腹腔看后怎么会不知道? 堂姐他们把再次手术切除的部分，也就是在广州已经" 切除 "的部分做成了标本，让我带了回来，供我打官司用。广州的医生只不过笃定地认为，不会有60多岁的癌症患者在同一部位再做手术，更不会在" 名医 " 手术之后再开一刀，只要人不在了，仼何痕迹都不会留下，可是偏偏我母亲到北京又做了一次手术。
我浑身上下一阵冰凉，赫赫有名的" 一把刀 "怎么会干出如此下作之事? 可是文华又有何理由拿她母亲的事来骗我? 我不能说我很喜欢文华，文华是个很有爭议的人，但无论是喜欢她或讨厌她的人，在她对父母很有孝心这点上却是公认的。后来，在她的努力之下，把几次被医生判了死刑的父亲起死回生，现在大概近百岁了。
我当然支持文华上法院打官司，文华和家人商量了许久，最后还是没有起诉。她说她不想在官司中折腾，即痛苦又耗精力，她只想母亲能过好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文华的母亲在67岁那年离世，她走的很平静。那个装着" 标本 "的瓶子文华一直留着。她母亲去世后，文华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她母亲的这段经历。
那时候我很不理解文华为何不去告那个医生，我觉得最起码也要为她母亲讨个公道。可是，那毕竟是文华的私事，加上她的年纪比我大上一截，根本轮不到我为她拿出更多主意。她比我成熟，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处理方法，当时我只能这样想。
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我越来越理解文华当初的选择，因为在我成家生小孩之后，亲身碰到了类似的医护问题，我也选择了沉默。现在我甚至不愿意去回想，因为只要想一想，心里就压抑得很难受。
现实中，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癌症病人的经历:
门诊一一各种各样的生化检查，X光B超活检……
确诊后，外科手术治疗，几乎每个病人都有运气遇到了一个技术最好的医生做手术;
手术后一段时间转入化疗放疗;
最后是中医保守治疗和昂贵的维持生命能量补充品……
如果医生把病人当成客户，也就是说要从病人付出的费用中赚取收入，那么就很难说清楚在医生的眼睛里，看到的是" 病 "还是" 人 "，或者是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