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阶级斗争？还是职业分途？
我们的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20世纪中国的大儒梁漱溟，曾经有过八个字的概括：职业分途、伦理本位。
先讲职业分途。
过去讲中国历史，总是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推动古代社会进步的，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么，什么是阶级呢？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定义，阶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指的是在所有制关系中，因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经济集团。梁漱溟在抗战爆发的第二年来到延安，在窑洞里两次与毛泽东通宵长谈，争论中国究竟有没有阶级。
梁漱溟说，中国哪里有什么阶级！中国与欧洲不一样，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科举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像欧洲的贵族与平民都是世袭的身份，中国人的社会身份是自由流动的，没有永远的地主贵族，也没有永远的农民工人。士农工商这四大社会阶层，不是固化的阶级，只是职业的不同！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来讨论士农工商究竟是阶级还是职业，只是要清楚一点的是，古代中国的确没有欧洲、印度、日本那样世袭的阶级或者种姓，社会的上下之间、贫富之间和贵贱之间，没有绝对的阶级，只有相对的阶层。阶层是开放的、流动的。
大史学家钱穆也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流品。“阶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而“流品”是一个文化概念。他的意思是说，虽然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固态化的世袭阶级，但是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这就叫“流品”。中国是按照文化品位来实现社会分层的！
你想想，文人士大夫身穿长衫、举止文雅，整天之乎者也，与赤脚在田里干农活的农民在文化气质上自然格格不入。鲁迅说《红楼梦》里的焦大绝不会爱上林妹妹，中国人的男婚女嫁很讲究门当户对，最重要的不是看对方与自己是否同一个阶级，而是能否气味相投，有共同的文化流品。你可能也有体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你讨厌一个人，未必他与你的利益有什么冲突，只是他的谈吐、他的做派你看不惯！
文化流品当然有高下之分，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阶层区隔。由此你也可以明白，在中国是不是一个贵族，未必决定于你有多少钱，那叫暴发户，不是贵族。所谓贵族，最重要的是有贵族的精神气质，主要看气质！
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不是世袭的，而是流动的，同时又仍然按照流品的高下，分为不同的等级，因此就形成了我所说的“流动的等级社会”。它与世袭的阶级社会相比，有一大缺点。
世袭的阶级社会，虽然平民与贵族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倒也带来一个好处，每个阶级有自己的名分，有各自的责任义务，只要将自己名分之内的事做好了，哪怕是平民，同样可以得到贵族的尊重。你看英国连续剧《唐顿庄园》中的管家、仆人，个个有自尊，伯爵大人对他们也客客气气。
但在中国这个“流动的等级社会”里，人人都有机会往上爬，因此让人不安分，变着法儿要改变命运，成为人上人。于是，造成这样一个局面：普遍地对上没有尊严，对下缺乏尊重。你要赢取更多尊严，就要拼命往上流动，科举又提供了上下流动的制度性条件。
这种“流动的等级社会”，会造成某种变态的人格，对上的献媚屈辱要靠对下的轻蔑傲慢来补偿。对上越是自卑，对下越是自大，反过来也是如此。
02 伦理本位与人情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伦理本位。
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欧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是以集体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是要从集体本位转型到个人本位。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
为什么？英国有一位大思想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即使对于欧洲，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也都是近代的现象。新教改革之后，个人主义出现了，但集体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反弹，最典型的形态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才叫以集体为本位的极权社会。
中世纪的欧洲是以上帝为本位，那么传统中国以什么为本位呢？梁漱溟说得非常好，既不是以个人，也不是以集体，而是以伦理为本位。
在中国文化系统当中，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要对别人尽道德义务，这就是伦理。中国与日本虽然都是东方社会，但中国人与日本人对伦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伦理是特殊主义的，日本的伦理是普遍主义的。
这怎么理解呢？以家族伦理为例子吧，日本人讲到家族伦理的时候，是对家族的整体即家族的每个成员尽道德义务，这是普遍主义的伦理。但中国的家族伦理却是特殊主义的，你对家族内部的各个成员，根据你与他关系的亲疏，有着不同的道德义务。你看，儒家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都是个别对个别，不像日本那样有一个对家族整体的普遍伦理。由此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聊到中国家族制度的时候，再为你详细分析。
03 人情泛滥，信用匮乏
伦理本位，实际上就是关系本位。是个人最重要，还是集体更重要？对不起，在中国文化里，关系最重要。身为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系统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会明白对待不同的人，应该以什么方式相处。与不同的人的相处方式，都是特殊主义的，这是习惯了普遍主义伦理的西洋人和东洋人——比如他（她）成了中国人的女婿或者媳妇——永远闹不清楚的。
中国文化，也可以说是关系文化。你猜猜看，关系当中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信用？信用是陌生人社会的联系纽带，而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靠的不是信用，而是人情。人情是关系文化的中轴，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润滑剂。
假如你问国人一个问题：发生麻烦事儿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关系，还是找律师？绝大部分国人的第一反应必定是：肯定找关系啦！找律师，是契约社会的正常反应，可以通过法治的保障，维护自己的权益，寻求公正的解决。而找关系呢，是人情社会的第一反应，首先想到的是通过熟人的关系网络，找到一个有权势的陌生人，将他发展为自己的熟人，然后通过他以及他的熟人将麻烦事儿搞定。
于是，从古代开始，中国就是一个“无讼的文化”，发生了与官家法律有关的诉讼，总是不好的事儿，最好是通过熟人关系私下了结，哪怕私了的成本要比打一场官司高得多。
为什么宁愿高成本的私了，也不愿低成本的公了？且不说公了能否了断，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私了都不会伤和气、结冤家，反过来还可能扩大自己的熟人圈子，将自己的关系网络铺得更大更远。于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拉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便成了一门人生的必修课。
人情与信用，都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本。当代世界上最红的政治学大家福山，曾经写过一本书《信任》，指出在中国文化当中，最稀缺的社会资本，不是人情，而是陌生人之间的信用。
作者： 许纪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