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慨而慷。”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底，农场的学校处于瘫痪状态，学生都不去上学了，精力旺盛的他们没有学上，没有书读，脑袋空空，无所事事，整天东游西荡，在河里游玩累了，就去偷公家和私人菜地的瓜果，鸡鸭也偷来做烧烤，有的小孩还将人家熟了的大南瓜用小刀挖个洞，拉上一坨屎在里面然后把洞复原盖上，他们吃饱了就去打派仗。
暖月皎洁，六队菜园西瓜地里一个个花皮西瓜在月亮的照耀下闪着蓝光。一群少年头戴草制伪装帽，分成一线，在草丛中一寸寸向瓜地摸去。瓜棚中央高高的守瓜棚上，菜农谭汉高拿着手电警惕地观察着瓜地的动静，当他发现有一群小孩已进入瓜地时，他溜下棚来就去抓他们。这些小孩腿脚快，一人摘了个西瓜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气得谭汉高跺脚用南县话骂道：“日里日里搞，夜里夜里搞，捉到后把你们的皮都剐嘎！”
孩子们中分成了两派，白天在队办公室摆开擂台，两派各占据一间办公室，隔着一堵山墙互相投掷土砖块，把办公室的文件柜和家具打的稀烂，电话机也被他们撤除了。
晚上，孩子们在湖壩的水塘两岸修筑工事碉堡，在夜幕的掩护下互相投掷石块打仗，时常有人受伤挂彩。
这样闹腾了一段时间后，五完小的老师下队走访来了，姚国栋老师到了我家，告诉我爸爸说分场开设了初中班，要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爸爸对老师十分尊敬，满口答应同意我返校，还对我说要听老师的话，“天地君亲师”，老师就是父辈，“一日之师，终身为父”，云云。尽管经过“文革”的洗礼，老师成了“臭老九”，爸爸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观念却没有改变。
1968年学校旧的教材被作为“封、资、修”的毒品禁止后，学校开学没有教材，姚国栋老师就用一本毛主席诗词作为教材，他一首一首讲析，先是时代背景、政治含义，再讲艺术创作方法。记得姚老师对毛主席诗词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句极为赞赏，说其视野、其胆识和胸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姚老师上课很负责，每周都要写一篇作文，批改完后要对优秀作文进行评讲，然后抄录后贴在黑板报上。姚老师当过农场日报的主编，对写新闻经验丰富，他自开了一堂“新闻写作课”，传授当记者写新闻的秘诀。一些新闻术语如“主标、副标、从标、简标、要闻和头条”等新名词是第一次从他那儿学到的，为我初中毕业在野猪湾担大堤当“喇叭筒”通讯员，再到后来上高中时担任主持班上文宣要务的“通讯组长”，再到大学毕业后到湖南广电担任新闻记者，一路走来都是从姚老师的新闻写作课起步的。
教数学的是曹国坤老师，没有课本，曹老师自编讲义，从正负数讲起，初中两年，经常下乡支农，当时中苏关系恶化，生产队都在教怎样防范核武器的攻击，队队开始挖防空壕。农场地势低洼，都是海拔29米左右的沙滩，不利于挖防空洞，分场武装部就指示各队挖弯曲的“之”字形防空壕，说是这种壕既能防核武和飞机空袭，又能阻止坦克前进，是平原地区战略防备的关键设施。学校也挖出了防空壕。
除了支农、战备、挖壕、军事演习和拉练等活动，学校还有频繁的政治学习和开批判会等活动，真正上课的时间很有限。曹老师的数学课断断续续，敲敲打打，两年也没教完初中代数，三角和几何没有沾边。
那时没有物理和化学课，学的是“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连最简单的牛顿、焦耳、氢氧水分子等一些基础术语也未提及。好在这些初中的数理化的缺陷，我以后在读高中时自学补上来了。
政治课是车新安老师执教，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嗨得口沫横飞。他在黑板上画满了红蓝箭头，把国共激战的作战形势图活生生地搬到了黑板上，他的政治鼓动的本领，口若悬河的口才，把这些课教得风生水起，小朋友们个个被他嗨得双目圆睁，啧啧赞叹。
车老师政治课的历史性贡献是他讲到的著名的“孟良崮战役”，这个战役10年后成了1978年全国高考历史统一试卷中的一道名词解释题，为我1978年考上大学拿下了宝贵的5分。
英语、中国和世界历史以及地理课没有开设，音乐课倒是开了，毛主席语录都谱了曲，一堂课学唱一首。
学习没有目标，“知识无用论”盛行，有文化的人遭到歧视。学校的书记对一位戴眼镜的老师看不顺眼，那老师问他本人又没干坏事，为何看我不顺眼，这位书记说，你看电影中戴眼镜的不是特务就是叛徒，全是坏人，那教师哭笑不得。
学生看不到前途，学习也就没有动力，大多数学生是在那儿长身体，而没有长多少知识。更为严重的是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已击垮了人心，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返校复课，过早地成了农民童工。记得文革前六队每天放学回家排队时有120几个学生，复课后只有我、胡钱粮和甄满三人行。
“文革“造就了一代文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