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舅舅家的杂货铺，先得把舅舅介绍一下。我有三个舅舅，他们都是我母亲的亲弟弟，大舅舅在上海，是当邮差的（当年邮递员被人称作邮差），一个被人不太看得起的行当。大舅舅从学徒开始干起，很吃了些苦，他平日说话很少，非常和善，喜欢喝酒，喝多了就会边哭边诉说当年苦难的学徒生活。因出身贫苦，又是做了多年邮差，解放后就作为培养对象，很快就当上了个科长什么的，反正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的踏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信了，而且还是入党对象，很有希望当个什么分局的局长之类的，可惜土改时我父母亲逃到上海，在他家一住就住了半年，就因了这没站稳阶级立场，不仅入党的事成了泡影，連局长的升迁也成了黄梁一梦，到五十多岁才总算当上了一个連他在内仅仅十来个人的小小分局局长。不过他从未埋怨过姐姐，对这段往事他自己是从不提起的，我是很久以后在他成了这小小分局的局长后听舅妈说起才知道的。说起这大舅妈，人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我大舅舅却是长得黑黑的，个子也不高，一点不好看。据说看上这女婿的是她父亲，他说我大舅一脸忠厚相，人品靠得住，所以作主把女儿嫁给了大舅。提起大舅这岳父，此人倒也是个人物，他年轻时从苏北一个小镇闯荡到上海，从做小生意开始，积攒了些钱后就顶了一所房子，以后就开始做二房东，并以此为生。他也喜欢喝酒，翁婿二人时常对酌，很说得来，大舅住的就是他顶下的房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家人相当和睦。舅妈是家中的一把手，什么都是她管，我大舅什么都不管，舅妈对他非常关心，知道他喜欢喝酒，就经常为他准备好酒与下酒菜，两人一辈子恩恩爱爱，养育了三男两女五个孩子，生活虽然比较拮据，但两人从未争吵过，并且大舅舅的酒也从没有供应不上的。我第一次见到大舅是在我考上初中后去上海他家，以前他应该是来过我们乡下镇上老家的，不过因我年岁还很小，所以没有印象。与大舅见面不太多，直至后来我去上海医院进修，才时常去大舅家，见面机会就比较多，他总是很和蔼地对我，说话依然不多。
下面就该说二舅舅了，可惜我对二舅没有一点儿印象，因为我压根儿就从没见过他，听母亲说她三个弟弟中最有出息的就是这二舅。他是学农业的，从学校毕业后就在一个农校任教，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上初中时偶然从旧书摊见到一本《农村副业》杂志，上面有一篇《桑葚之制酒法》的文章，我见作者名字好象与二舅相同，于是就买下了这本旧杂志，带回家给母亲一看，母亲说不错，这文章就是二舅写的。可惜这最有出息的二舅在日本人侵略我国时死于逃难途中。
最后言归正传，该介绍这开杂货铺的小舅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舅舅年纪还很小，所以也没留下太深的印象，那次是随母亲去的，因为我的姨婆，人称五舅的，（我从未谋面的外婆共有姐妹五人，外婆是老大，这五舅是最小的，因我母亲从小就没有了妈，所以与这小姨妈就很亲，她也把我母亲当女儿一般，常年住我家。因她脾气不太好，与女婿不太说得来，我爸倒是好脾气，所以她自己女儿家反倒不太去的。她自己夫家老宅基有祖传的房子，不过她还是住在我家的时间居多。）来我母亲处告状，说我这位小舅舅与人搓麻将，输了很多钱 ，我母亲闻讯大怒，马上叫家里管家开了洋龙船去舅舅家。到了那儿，妈妈把小舅舅一 顿臭骂，我小舅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声不吭，任凭母亲责骂。母亲转过身又对站在旁边的小舅妈说，怎么不管管自己男人，小舅妈只是笑，也不嗞一声。最后小舅讨饶说今后再不赌钱了，母亲这才留下一笔钱，转身离去。自打此事以后，据后来舅妈说小舅从此再也不赌钱了。说起来，我这小舅与我母亲应该说是最亲的，因为他最小。我长大后，听多嘴多舌的那五舅姨婆（读者若对这位老太太的生平感兴趣，不妨参阅拙作《姨婆》一文）说，我小舅在父母去世时还未成年，所以身为长姊的我母亲担起了长姐若母的角色，小舅开杂货铺的钱也是母亲给他的，那时候我家很有钱，家里一切又都是我母亲作主，所以帮小舅开个小铺子根本不成问题。因小舅的铺子就开在我外婆娘家，离我们家也很近，所以相比上海的舅舅与英年早逝的二舅，来往得就比较勤。小舅妈家是当地一家还算殷实的人家，她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早年守寡，靠着二三十亩田拉扯大了四个子女，解放后也许是孤儿寡母的缘故，既没评上地主，也没评上富农，不过大部份地是分掉了，自家留了五六亩地。小舅妈的弟弟因从小母亲溺爱，读书也不好好读，种地又怕累，后来还是随嫁到浙江的小姐姐去了浙江，他姐夫在新安江水电站当一名中层干部，就靠着这关系，后来在水电站当了工人，总算也成家立业。小舅妈从小也没读过书，自嫁给我小舅舅后，倒是很会做生意，待人又和气，也多亏了她，舅舅家的铺子开得还挺红火。她的大姐嫁给了一个农家小伙，人是非常忠厚老实，他们家离镇上不远，我去舅舅家时也曾去过她们家，跟着她名叫海海的儿子放风筝（读者如看过我拙作《风筝》的，其中就有关于他的人生悲剧）。
舅舅家的铺子开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上，刚解放那几年，我父母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所以上小学时每当寒暑假就去舅舅家，因为农村小镇上的生活水准比较低，我与弟弟在那儿过暑假寒假也好让家中省下一笔开销。整个小学期间，我的寒暑假基本都在舅舅家过，所以对这小镇是相当熟的。那是一个我们故乡那边常见的很小的农村集镇，比我们家所在的镇小得多了，一条很狭窄的街，大约不过二百来米长，乡下人形容它撒一泡尿就可从镇子的东头走到西边。临街的南面是一条大河，每天有小火轮经过，連着我们城里与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这小镇虽说是小，市面倒也很繁荣。舅舅家的杂货铺位于这条街的中心，对面是一肉铺，左隔壁是一家卖点心的，右隔壁是一家绍兴人开的水果铺。舅舅家杂货铺的钭对面是一条小弄堂，开堂里摆着一对粪桶，走过时很臭，弄堂尽头就是那条河了。河上有一座木桥，那桥很高，桥上铺的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大约四五指宽的缝，透过那缝，就可以望见桥下面流淌的河水，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敢一个人过桥，要有人搀着过，眼睛还得闭着，战战竞竞的。过了桥，就是两座废弃的砖窑，舅舅邻居家的孩子常带着我去砖窑内逮蟋蟀，把逮的蟋蟀装在小竹管内，管口堵上破棉絮，防止它们逃出来。
舅舅家的杂货铺，前面是店堂，后面搭了个阁楼，上面摆了些货物，也算是仑库吧。那阁楼很矮，我与弟弟去了后，就睡在阁楼上，不过只能弯着腰，因为实在太矮了。杂货铺里的货物真的很杂，从油盐酱醋到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最令我印象深的是还卖炮竹和千张元宝（这千张元宝是故乡那边逢年过节烧给死人用的）。店堂的柜台是一折角，一面临街，一面对着墙，其中可容两个人并排走过，每天清晨，舅舅就把铺子的一块块门板缷下，靠着墙叠在一起，是给来买东西的乡下人坐的。因为这镇实在太小了，所以連茶馆也没一家，来上街的农民就顺便在店堂里坐坐 ，舅舅也总在柜台上摆了黄烟，那烟是放在风干了的柚子皮里的。在一个铁合子内装着黑漆漆的茶叶，还有一把很大的锡茶壶，那壶是放在一个木制的桶内，壶与木桶之间塞满了破棉絮，以防里面的水冷掉，这烟与茶水是任人随便取用的，用完后还随时加满。有的人也并不买东西，就是坐在那儿边喝着茶，边用那竹烟管滋滋的抽着烟，边大声的聊着家常。每天早晨总是这么闹哄哄的，一批人走了，又会再来一批，所以舅舅家的杂货铺俨然像一个茶馆，可别小看了这些蹩脚的茶叶与黄烟，它们也是招揽顾客的手段。舅舅家的铺子虽小，生意可很好，再加上舅舅舅妈对人很亲切，来的人从来不叫他们老板与老板娘，总是很亲热地叫舅舅“满官”，大约这就是舅舅的小名，他们叫舅妈则叫她的大名“芳娣”。
有几个几乎天天来坐店堂的常客，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个人们叫他二少的“吃完地主”，大家当面叫他“二少”，背地里却叫他“完秀”，其实他也知道人们背后对他的称呼，但当面叫他一声“二少”还是很受用。此人长得倒是斯斯文文的，但很消瘦，脸尖尖的，长着一对长长的说是什么丹凤眼，他是舅舅家杂货铺的长客，几乎没有一天不来。舅舅家这个小镇上地主就那么有数的几个，而他却不是正经儿的地主，原来他家本来倒是镇上最大的地主（那时不兴叫地主，而是叫财主），他是家中独子，因上面的哥哥很小就夭折，所以排行老二。自小深得父母宠爱，这富贵人家子弟不免沾染纨裤习气，他也未能免俗，小时候不好好唸书，长大后吃喝嫖赌，父母双双过世后，更是没人管他，不数年就把家产弄了个精光；不过也真亏他这么一折腾，解放后划分成份时反而评了个贫农，还分了他二亩地。他从小没受过这罪，那地种得就可想而知，田里庄稼长得大的像猪尾巴，小的像纸烟头，因此平日生活就只好将就着过，但他命中却有贵人帮他大忙，这个人就是豆腐店老板娘。说起这老板娘，原是他家的一个丫环，长大后由他母亲作主配了家中账房先生的儿子。这账房先生一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一些钱后开始买田置地，其中所买的田有一大半就是他少东家的，到解放那年真巧夠评上了个地主，把老账房气得一命呜呼。因他儿子早巳成年，所以顺利成章的就顶了地主这名头，而这个原来是丫头出身的老婆就成了地主婆。镇上对地主开斗争会时，他们家倒是逢会必到，不过乡下人都知道他们发家的经过，所以并不难为他们。当初账房先生家是开豆腐店的，做的豆腐远近闻名，这买田的钱倒有一大半是靠卖豆腐挣的。夫妻俩商量下来还是重操旧业，又把豆腐店开了起来。他家的贫农少东家是个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主儿，落魄到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夫妻俩倒甚是念旧，经常对他有些接济，他呢有时也到豆腐店当当下手。本来这家新地主生活过得也可以了，不巧账房先生的儿子得了伤寒症不久就死了，家中没了个男人，这女的一个人也无法张罗，于是就正式雇了原来的少主人当了伙计。不久两人就不公开的成了那事，据熟知内情的镇上老太太们说，当年这少东家还真看上过这长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丫头，只是老太太却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的，坚决不许儿子娶她才早早地把她嫁了人，不想命运竟开了这么个 玩笑，也算是两人有缘份吧。这“吃完地主”生活有了着落，身上也就有了些底气，每天卖好豆腐总欢喜来舅舅家的杂货铺坐坐，听听乡下人恭维他两句“二少二少”，边喝着免费的茶水抽着免费的烟，边与乡下人胡吹海聊一气。有人寻他开心，问他是不是当年做少爷时就与这丫头搞上了，他马上涨红了脸，生气地说，他们这种“书香”人家不会干这不知廉恥的事。因天天来白抽白喝，所以他不时会带上两块豆腐给舅妈，所以舅妈倒也并不讨厌他。毕竟他出身于大户人家，从小见过世面，所以讲起山海经来滔滔不绝，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喜欢听他说那些新鲜事。多年以后听说这老板娘在文革中又被造反派戴上漏划地主份子的帽子，批斗了几次，一时想不开自己吊死了，他把妻子的后事办完后，虽是半路夫妻，但却是患难之交，不久也伤心而死。她妻子与前夫和他都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否则估计她也不会寻短见，也许两人还能风雨同舟白头到老；可惜如同历史不能假设一样，人生也不能假设，这对夫妻也仅仅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这常来舅舅店中的还有隔壁开点心店的李老板，此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他们家卖的点心有两种，一种叫“麻尖”（我们城里叫“大饼”，不过“麻尖”这名字倒是很形象，那饼两头尖尖的，面上沾满了芝蔴，吃起来很香的），只卖两分钱一个，很受乡下人欢迎；另外一种叫“拖罗饼”，那是有馅儿的，里面是猪油与荠菜，那时的荠菜都是野生的，所以很香。这饼有甜咸两种，价钱也比麻尖贵了许多，要五分钱一个。我母亲很喜欢吃这“拖罗饼”，虽然城里也有得卖，但她老人家还是喜欢舅舅那边的，每年舅舅总要买些到城里来，后来弟弟在那儿工作后，这“拖罗饼”就由他每年买回家了，此是后话。听那些喜欢嚼蛆的娘们说，这李老板喜欢轧姘头，而且还不止一个，这些姘头间还争风吃醋。舅舅家对面肉枕砧上的老板娘就与他有一腿，被她杀猪的丈夫发现后把她痛打一顿，还放出话来说要让李老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下把他嚇得不轻，从此后就与卖肉老板娘断了。这李老板吹起牛来也是把好手，常把听的人笑得前仰后翻。
最后说说周先生，周先生与我舅舅甚是莫逆，他也开了一家杂货铺，镇上也就只他与舅舅两家杂货铺。听舅妈说，当年舅舅开这家杂货铺时还多亏他帮衬，他为人非常和善，圓团团的脸上总挂着笑，像个笑弥陀。他不善言谈，说话有些儿口吃，也许这就是他不太开口的原因。他来舅舅家虽然次数不少，但每次待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来总是与舅舅商讨生意上的事，而且因两家卖的货物相似，所以商品有短缺时会相互调济。他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因此到舅舅家见了我们弟兄俩很是喜欢，因见舅舅家房屋逼仄，他家的大房子在镇上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就让我们住到他家去，还时常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记得他还请我们喝他自己酿的米酒，并且像对大人似的向我们举杯，说这是家酿，如同酒酿一般，喝不醉的，别客气，让我们弟兄俩受宠若惊，以后每年我们去舅舅家总是住在他家。弟弟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邻近舅舅家的镇上教书，因离得近，去得很勤，不久，他就委托我舅舅把他的二女儿许配给我弟弟了，婚后弟弟就顺利成章调到了这小镇上。我因在外地读书，所以很少再去舅舅家，偶然去舅舅家，成了弟弟岳父的他总是很客气地招待我。他们全家上上下下非常和睦，我去过那么多次，全家上下从没有听说高声硬气过，我这位弟媳也是秉承家中好家风，对我母亲可真是照顾有加。可惜周先生这么好的一个人，在文革中居然上吊自尽，原因是当年他当过保长。其实也只是挂名而巳，因他在镇上口碑甚好，又是镇上的大户，所以一定要让他当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保长，其实什么事也没干。可文革中被造反派一吓，胆小的他就自尽了，真令人伤心，直至今天，每当回忆起当年他把我待如上宾的样子，还是心怀感激。
以上说的都是来杂货铺里的大人，其实常来杂货铺的还有一些小伙伴。对门肉铺的大儿子就是常客，这小子有些他杀猪老子那付模样，虽比我才大一岁，可看上去大了许多，在街上这些孩子们中俨然像个孩子王。他常带我去河对面破砖窑里逮蟋蟀，逮回来后还放在蟋蟀盆中斗，斗时用一种称作蟋蟀草的，把草尖劈开，成了软软的绒毛似的两片，用它触蟋蟀的嘴，两只小虫于是大打出手，赢的那只就鼓起翅膀瞿瞿瞿叫个不休，那输的就会给他搯死，我叫他把它放了，他瞪着眼睛朝我吼道，这种输胚头要它干什么。我总觉得把这小东西弄死有些不忍，有时乘他不注意，就悄悄把那输胚头放生了。这小子在街上是出了名的捣蛋胚，喜欢打架，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他放在竹管内的一个蟋蟀放跑了，他抬起手就在我头上打了一下，刚巧给我舅妈看见了，就向他母亲告状。这护短的娘却一点没有责备儿子的意思，敞着怀吊着两只叉袋似的奶子，边喂她的婴儿吃奶，边对我舅母说，有本领叫你外甥打还就是，我舅母一听更生气，就叫我别再与他一起玩，可不争气的我，只要他一叫，就又马上屁颠屁颠跟着去了。这傢伙从小不学好，再加上没有家教，稍稍长大后因偷东西还劳动教养过几次。另外一个常来的是“麻尖”店家的老二，他上面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了三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又比他小了三岁，所以他喜欢找与他一样年纪的我玩。那杀猪家的孩子常要叫他带“麻尖”出来给他吃，否则要让他吃“生活”，他就常从家里偷了带来给我们。这孩子非常胆小，从不干坏事，也不欺侮我，不过那杀猪家的不管叫他干什么却从来不敢违抗。他读书很用功，因家庭出身好，后来考上了军事院校，据说在部队上当了不小的官，但因受林彪事件的牵連，复员后在城里一个机关当了个小小办事员。
来舅舅家一起玩的小孩子不少，但女孩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隔壁水果店里名叫娟子的大女儿，比我小了两岁。这女孩子真是命苦，亲生母亲在她六岁时过世，他父亲不久就重新娶了妻子。这填房人倒长得蛮漂亮，外面看上去面相也挺和善，那知却有一颗蛇蝎心肠，对小女孩很不好，特别在她生下儿子后，对女孩子更是张口即骂，举手便打，小小年纪就叫她做家务，整天让她抱着小弟弟。每天早上还叫她拎着一个马桶去河边倒在粪坑里，再洗涮，看她弯着腰吃力地拎马桶的样子，很是让人心痛，可也不敢去帮她，怕被她后母知道又会招来一顿毒打。因是住在隔壁，所以常听见她被打得凄厉的哭声。有时她后妈不在的时候，她会偷偷地来我们舅舅家与我一起玩，我舅妈会抓些糖果与棗子等给她吃，但她从不敢带回家，说让后妈知道了就会一顿好打。这女孩子一张圓圓的娃娃脸上嵌着一对乌黑的眼珠，偶然笑起来脸颊上两个小酒窝，很讨人喜爱。有时候，她会带上她爸避开老婆给她的有些烂的水果给我吃，我常把城里的事以及学校里老师讲的故事学舌给她听，她总是睁着那对大眼睛十分羡慕地听着，有时候我肚子里的东西都讲完了，小姑娘仍叫我这城里来的小哥哥再讲，我说讲完了没啥讲了，她就说小哥哥再讲一遍，我于是就重复一遍。有一天我说得高兴，居然对她许愿说待小哥哥放寒假来时会带一个布娃娃给她，小姑娘听了眼中放光，开学前回城时她还叮嘱我下次来时别忘了把布娃娃带来，我答应了。放假时我来到舅舅家，当然没有忘记带上布娃娃。到了舅舅家，我二话没说就去水果店门口张望小姑娘在不在，却没有见到，问起舅妈，她告诉我小娟子在下雨天去河边倒马桶时不小心滑到河里淹死了，我舅妈也是个十分心慈的人，说起这事还不仃地流着泪。我一听，心里非常伤心，眼前立即浮起她的笑靥，耳畔响起她“小哥哥，放假后你可一定要来啊！”的话。第二天我偷偷地来到她淹死的河边，就把那布娃娃丢到了河中，看着布娃娃随着河水淌去，不禁潸然泪下。
多年后，我在读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中小奥列佛尔从棺材商人家逃出来后来到以前待的孤儿院与他的小伙伴狄克告别的情景，不免又想起当年这名叫娟子的小姑娘。有一年离开时，她泪眼婆娑地把被她后妈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手臂伸给我看，并且说了与她小小年纪十分不相称的话：“不知小哥哥下次来还见得到我不？”我听了十分难过，就对她说，等你长大了就好了。狄更斯写的这一节，我一直记忆犹新，我怕翻译不好，就把原文节录在下面：
He reached the house. There was no appearance of its inmates stirring at that early hour. Oliver stopped, and peeped into the garden. A child
was weeding one of the little beds; as he stopped, he raised his pale face and disclosed the features of one of his former companions. Oliver felt glad to see him, before he went; for, though younger than himself, he had been his little friend and playmate. They had been beaten, and starved, and shut up together, many and many a time.
“Hush, Dick!” said Oliver, as the boy ran to the gate, and thrust his thin arm between the rails to greet him. “Is any one up?” “Nobody but me,” replied the child. “You musn’t say you saw me, Dick,” said Oliver. “I am running away. They beat and ill-use me, Dick; and I am going to seek my fortune, somelong way off. I don’t know where. How pale you are!”
“I heard the doctor tell them I was dying,” replied the child with a faint smile. “I am very glad to see you, dear; but don’t stop, don’t stop!”
“Yes, yes, I will, to say good-b’ye to you,” replied Oliver. “I shall
see you again, Dick. I know I shall! You will be well and happy!”
“I hope so,” replied the child. “After I am dead, but not before. I know the doctor must be right, Oliver, because I dream so much of Heaven, and Angels, and kind faces that I never see when I am awake.
Kiss me,” said the child, climbing up the low gate, and flinging his little arms round Oliver’s neck. “Good-b’ye, dear! God bless you!”
The blessing was from a young child’s lips, but it was the first that Oliver had ever heard invoked upon his head; and through the struggles
and sufferings, and troubles and changes, of his after life, he never once forgot it.
自打娟子过世后，我就没有再去舅舅家过寒暑假了，因为当年夏天我要考初中了，而且家中经济状况也巳有所改善，有时偶而也会去舅舅家，舅舅家的孩子也多起来，所以即使去也是一两天就回城里了。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冬去春来，岁月流逝，倏忽数十年过去了，舅舅家的杂货铺也早巳併入了合作商店，那个我童年记忆中的小镇也非复旧时风貌。舅舅舅妈也老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两位老人家虽巳到耄耋之年，却都精神矍铄，在他俩结婚六十周年时，上海大舅家表弟妹与我们都去参加庆祝（大舅与大舅妈巳于多年前先后过世），舅舅家六个子女，加上孙儿外孙辈，济济一堂，热闹非凡。在我们母亲垂暮之年，舅舅舅妈常来我们城里家中陪伴母亲，所以母亲晚年并不寂寞。而今舅舅舅妈均巳到了耄耄之年，願两位老人家健健康康活到期颐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