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那年，我上小学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唐山交大东华的一个院子里，记得父母工作都很忙，常常出差、搞四清、带学生实习，因此我15岁前的大半时间是和外婆、爷爷、奶奶三位老人一起度过的。我记忆中的故乡，是外婆推着童车带我散步的校园 —— 我的第一语言竟是外婆的赣南家乡话，是爷爷迎着我放学回家的小路 —— 为此小朋友们常笑我娇气，是除夕本帮菜年夜饭香喷喷的味道 —— 奶奶总要做上一整天呢。由于唐山生活艰苦，学龄前我和外婆则到北京舅舅家住了几年。
那年夏天我回到父母身边上小学，由于大人工作都很忙，舅舅送我上火车并托付给列车员。那时社会风气很好，人人学雷锋，列车员给我吃糖、看小人书，想来这也是我“人生在路上”的第一程。到车站以后，我那糊涂的老妈居然还没来，列车员又把我转托给一位到交大校园接人的三轮车师傅，过了一会儿老妈才追上来，这在今天肯定是不可思议的。那个中国最早的小小的英式火车站，是我们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口，每到放暑假，总是从这里乘上火车去北京玩。
一年级开学前，老妈带着我到学校报道，一位小朋友陪我一起去。一年级分成四个班级，我在二班，班主任是一位和蔼的李老师。全班共有40几位同学，后来一直同班近十年，直到初中毕业。而在几十年后又有十位同学在网间相聚，此乃后话。上小学后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记得那时放学要排路队回家，有一段时间我当路长但走路很慢，常常是小朋友们都走到交大校门口了，我还在半路的铁路医院。
当年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对于小学生来说是一件大事，而入队的年限是九岁。二年级第一学期期末，我被批准第一批入队，心中非常兴奋。举行入队仪式前一天进行彩排，大队辅导员也是一位李老师，她突然一个挨一个地询问生日，由于我还差几个月才满九岁，立刻被毫不留情地刷了下来。放学后，两位不明就里的小闺蜜兴冲冲地要陪我回家“报喜”，半路遇到来接我的爷爷，结果我忍不住大哭起来，至今记得。后来因为老师知道了我的生日，好几批都轮不到我。但并不是每次都询问生日，因此至少有两位生日比我晚的同学先我入队，我直到十足满九岁后才戴上红领巾。那位李老师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她的粗暴行为却在一个孩子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
我家院子里的几位老太太都是奶奶的老姐妹，隔壁邻居北京人刘姥姥是我面食功夫的启蒙师傅，至今每当我包饺子的时候还会想起她来。康叔雅奶奶非常活跃，是唐院业余京剧团的主角，她的老伴江秀炳爷爷身体不好、很少出门。几年前我才得知，康奶奶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江爷爷是清华学校的首批学生，曾任交大唐院图书馆主任，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光绪御赐孤本整套5044册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就是抗战胜利后在江爷爷斡旋下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没想到在当年我家那个简陋的小院中，竟藏有这等龙凤之人。
小时候的日子单纯接地气，也没有什么玩具，我们院里院外的一群小姑娘整天在一起疯玩。春天在家门口种几棵向日葵和蓖麻，夏天常坐在邻家的葡萄架下纳凉，听大人讲故事，看天河数星星。刘姥姥说，只有没来过月事的小女孩，才能听见牛郎织女的悄悄话。每到七夕乞巧节那天，我们会把一碗水放在太阳底下晒出一层膜，然后把缝衣针投在水面上，观看水底的针影。针影纤细说明长大后手巧，若影粗如棒槌，长大后就是个苯姑娘。春天从农民手中买来几只毛绒绒的小鸡，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捡到热乎乎的鸡蛋是每天最快乐的事。还有捉知了、养蚕、打枣、集邮、攒糖纸，周六晚上到西操场看露天电影，男孩们还自己做弹弓打鸟，图为我积攒的1965年发行的一套特72邮票。
我家附近有个杂草丛生的大水池，后来被改造成了游泳池。虽然不是标准泳池，但夏日里的一池清凉，还是给童年增添了不少乐趣，并早早学会了游泳。冬天校园里还有室外滑冰场，并且可以借冰鞋，这些在那个年代真是很"奢华"的。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是一天中的大事，慈祥的孙敬修爷爷、和蔼的康英阿姨、活泼的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鸡蛋皮小帽白晃晃，桔子皮做我的红衣裳，辣椒是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嘎嘎响。小朋友来信我全看，我给小喇叭开-信-箱”。大一点则改听《星星火炬》，伴我们度过多少快乐时光。
张松林导演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以及万籁鸣导演的《孙悟空大闹天空》是我看过的最早的国产动画片，还看过儿童剧《马兰花》，姐姐大兰懒惰、妹妹小兰勤劳。记得剧里的歌词是：“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跳皮筋时唱的歌谣是：“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有一天在大学校友群中说起这事，好几位校友回忆说儿时都唱过这首歌谣，网查全国各地竟有几十个版本，只有第一句不同。几年前回国游玩，在成博新馆看到1964年拍摄的电影《小铃铛》中的木偶 (左图)，那大概是文革前看过的最后一部儿童片了。右图是我的第一本字典，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
爷爷常给我们姐弟购买新出版的小人书，还借给小朋友看，但有时传借一圈就找不回来了。家里有一本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黑白绘本，直到翻烂了为止。还有一本《刘家五兄弟》，书中讲兄弟五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却有不同的本领。老大"肚皮包海"，老二"火烧不焦"，老三有"通天长腿"，老四"刀砍不动"，老五会说各种飞鸟走兽的语言。五兄弟中我最佩服老三，那时放暑假坐绿皮火车去北京玩，路上要四个多钟头，我常常幻想如果有通天长腿就好了。如今乘坐高铁，只需50分钟左右。六岁那年我和爸妈乘火车去浦东老家，那时还没建南京长江大桥，火车要拆成几段轮渡过江，看到一篇文章中说，50年代末北京到上海的火车需三天两夜。
小时候我看过的第一本字书是《格林童话》，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白雪公主"、"小红帽"等故事。孙幼军写的《小布头奇遇记》中有可爱的布娃娃和她的朋友，还有坏老鼠四兄弟。有一年爷爷奶奶从上海寄来了全套《十万个为什么》，记得书中提到区分新月和残月的方法，后者形状如C —— 残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而前者却是其镜像。后来看到丰子恺 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中的新月就画反了。前几年回国省亲，在书店看到一本装桢精美的《洋葱头历险记》，站在那里翻看了很久。这是我童年最爱读的一本小人书，洋葱头、柠檬王、南瓜老大爷、橘子男爵、小樱桃、青豆律师、胡萝卜侦探 —— 多么可爱和耳熟能详的名字。
我进小学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不久。虽然生活依旧清苦，政治色彩也日渐浓厚，但算得上是成年之前难得的岁月静好。那时常常观看高年级大姐姐们表演节目，比如她们把面孔和手臂涂黑，边舞边唱：“黑非洲黑非洲，长夜漫漫没有头，……“。大概是上三年级的时候，老妈到农村搞四清，没人给我梳辫子了，因此剪掉了我从小留长的头发。而30多岁的老妈，由于那年冬天在农村睡凉炕，留下了终身的病根。图片是我和两位小朋友摄于交大校园，背景中的两个淘气男孩不知是谁，昔日家园已毁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
还没过几年好日子，文革就开始了，先停课半年，后来只上半天课，少先队也改成了红小兵。我家过去有上海产飞鸽和永久牌自行车以及牡丹牌缝纫机，我们从小到大穿的衣服，大多是妈妈亲手缝制的。文革伊始破四旧，先卸掉并砸烂了自行车车牌，停课期间学会了做饭和骑车，那时天天到南操场去练车，自行车一直骑到八十年代初。1969年为了迎接九大召开，曾练习列队游行小半年，各行各业扎的花车，一个比一个好看。全国人民载歌载舞，活像打了鸡血。
那时大把的空闲时间总要找些事来做，有一年迷上了剪纸，小朋友之间互相传借图样，并到百货商店买刻刀和电光纸。那年头只有革命题材，芭蕾舞剧《白毛女》就算最浪漫的了。另外就是集邮和积攒毛像章，后者越大个越好。唐山以生产生活和工业陶瓷闻名，因此还收集了一些瓷质像章。我小时候喜欢画画，那时候没有什么兴趣班，父母又忙得顾不上，只好自己瞎画，照着"革命领袖"或"英雄人物"的相片临摹，我还在学校编过几年黑板报，直到高一离开唐山。记得一位高班女生是个巧手姐姐，剪纸和粉笔画都胜人一筹。
由于文革，我们在小学里一直混了六年半，毕业前我和同学们出了最后一期黑板报，开头是抄来的两句话：“飞雪迎春到，战斗凯歌高“。从此告别了无忧无虑、懵懵懂懂的童年和小学生活，走进风雨飘摇的中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