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11”事件的20周年，美国政府时隔多年耗费巨资和人员损失后退出阿富汗之后，聊一聊东升西降好像正当其时。
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大选，拜登政府，民主党左派等一系列行为确实让人非常不满与失望，似乎西方或美国真的开始放缓停滞，甚至可能已经或将要进入衰退下降的进程，而东方包括中国追赶甚至超越美国和西方的前景好像势不可挡。
察看事务如果以不同的时长为座标，视角不同往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眼界的大小决定了不同的结论，正如好的驾驶员必须看高看远，不能只盯着车头的路，了解历史更是如此，关注十天和放眼百年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观与判断。
在莫里斯（Ian Morris）的著作《为什么目前是西方在主宰世界？》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里，其将视野扩展到人类近一万五千年的发展史，根据人口经济科技各方面综合数据建立了一个描述历史发展的“社会发展指数”，见下图：
中国人常说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一直是世界之中，世界之最，仅仅是近一二百年暂时屈辱落后，未来又将伟大复兴。其实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人类的文明发展中，一万多年来一直是西方领先东方，历史长河中仅仅在中世纪数百年欧洲黑暗时期东方暂时后来居上，随后又被西方反超，直到工业革命后西方人类社会指数级迅速增长，东方仍然紧随其后。
那么未来的曲线会是西方停顿并被东方超越吗？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是美国实力在这一世纪会被中国超越吗？
林行止先生在香港《信報》写作「林行止专栏」四十年，撰写了一万一千篇专栏文章，共计超过两千万字, 获吉尼斯确认为“世界第一健笔”，在香港国安法实施的阴影下近日宣布歇笔，参见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1/08/40.html 林出生于大陆，童年时母亲无辜陷狱，他与弟妹流落街头捡垃圾为生，到达香港之后才获得读书与写作的机会，直到今天的被迫歇笔，说明了我们身处的环境和大时代直接决定了个人的命运，以他一九八四年的文章https://medium.com/recall-hk/f-a2bf28182c为例，其早已洞察和预见了中共的蝎子本性以及今日香港摆脱不了被骗被螯的乌龟命运。
余英時先生最近在普林斯頓去世，被誉为胡適以來华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参见其自传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806-international-yu-ying-shi-new-asia-college/一九五零年其从香港探亲后返北京的路上，火车发生故障，就在火车修理等待的四五个小时内，余天人交战，突然决定换火车掉头去香港与父母团聚，后来师从钱穆成为一代史学大师。可以想象，如果他当年一念之差回到了北京（余家故宅在北京，其父母头一年先逃到台湾，后至香港，余当时身为进步青年与父母政见不同，正在燕京大学上学），他的个人生活和成就会截然不同。一个可以说真话，自由，公平的学术和社会环境是个人与机构取得学术成果的前提条件。
同样，个人在事业或经济其它方面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可以参考孙大午和教育培训机构等最近的遭遇，所有的非赵姓家人都是待割的韭菜，区别的只是早晚而已。况且正如袁弓夷先生所说，大多帐面上的经济成就都归功于虚假的人民币汇率，也因此北京的一个陋室就可以换加州的豪宅，一个广东省的GDP就超过俄罗斯的生产总值，不过是因为苏联时代的卢布虚假汇率如今成为了真实的市场汇率，而人民币汇率还是继续被维持在一个虚假数字罢了。
敏感字封文禁号盛行猛打七伤拳的当代中国似乎难以证明东升，那么纷乱分歧的美国是不是在西降呢？
一位智者说过：美国的系统能够很好的释放人类的潜力，至少有三点重要因素，我们在三个因素上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致于其他社会大体没有做到。第一我们真正认为机会均等，任何人都有权利做任何事 情，我们没有受到阶层，社会地位等的限制。第二，我们相信法治，我们相信任何人不管社会地位，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监管。第三，我们相信市场经济体系，我们无 数人为了无数人的明天的需求而努力工作。虽然这三点，我们做的都不够完美。（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永远不要与美国对赌。今天的美国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好更完善的国家。
美国以及西方的伟大在于其制度的优越，能最大化释放普通人以及绝大多数人的潜力，是实现个人成就最大机会的地方，也因此做到了过去数百年持续稳定的发展，或许你感觉进步很慢，每年经济平均2%~3%的增长，相对人类上万年的历史来说，这数百年其实是天翻地覆指数级的进步。其人文经济科技的发展不是放缓，而是正在加速，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的潜力拜信息革命之赐正在释放出来。除非以上的系统和根基被摧毁或削弱，美国与西方的明天只会更好。尽管笔者不认可黑命贵，反感拜登，赞同打疫苗，但George Floyd案件的裁决，拜登的上任以及尊重他人不打疫苗的选择等（we agree to disagree）正说明了大家还在共同相信与遵循民主与法治，这也保证了美国的伟大仍将持续。无论川普或拜登政府，其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没有也不会对美国民主法治经济的体系造成任何根本上的变化。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是因为改革开放，效仿西方，消弱了传统专制体制数千年对所有个人的束缚，释放出十多亿人努力奋斗改善自身命运的巨大力量，才实现了从极低点的经济起飞，然而过去的十年中国政府与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又渐行渐远，给全体中国人重新带上沉重的枷锁，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可见的未来只会再度拉大。
东升西降，外交战狼，李光满最近的深刻变革文章，中国内部一系列对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的整肃或变革，都显示中共的认知与宣传似乎与我们所观察的文明世界完全相悖，比如变革文章里说的“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越来越严厉的军事威胁、经济及科技封锁、金融打击、政治及外交围剿，正在对中国发动生物战、网络战、舆论战、太空战，力度越来越大地通过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对中国发动颜色革命。”根本是颠倒黑白，为什么会这样？让我们重读乔治·凯南1946年的“长电报”（全文转贴在下），把苏联和俄罗斯换成中国，其实一切就早已经被解析了：共产党的方针，前提与结论大部分是不真实的，或完全错误，也不代表本国人民本来的看法，之所以成为大外官宣表明了党的路线并不是依据对外界形势的任何客观分析，事实上，它同国家外部的情况没有多大关系，它主要是本国内部需要的产物。。。我们的第一步必须是理解和认识我们正在应付的运动的性质和真相。我们必须以一位医生研究难以管束、失去理智的病人的那种勇气，超然态度和客观精神对它进行研究，而且要有像医生那样的决心，不为感情所动，不被它搞得手足无措。
中共和极端宗教主义的行为，就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本质上取决于内在本质的愚昧与疯狂，不会对外部世界有客观合理的反应，正常人想要以常理推断其言行的原因依据及未来，只会越描越黑。唯一的办法是隔离与正视对待病人，这也是美国和西方社会对苏联和新邪恶联盟的遏制战略和最终胜利的依据。
对我们普通海外华人来说，如果你在交通高峰时期开车去市内或节假日到公园走一走，就知道其实中共病毒已经被打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珍惜和享受这自由美丽富饶真实平等有尊严的世界与生活，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冷战前夕美国驻苏外交官发出的秘密“长电报”（全文）
作者：乔治·凯南 ┃ 政治宪法学第405期
导读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外交使团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在答复美国财政部对驻苏外交官例常询问的电报时，以罕见长度作出了解释：财政部的垂询涉及到几个十分复杂、十分精细、跟我们的惯用思维十分格格不入的问题。凯南在电报中分析了俄罗斯的民族性、国际社会的根本矛盾、苏联对外政策的逻辑，并进而认为正确的美国对苏政策应该是：放弃继续在国际事务上与苏联合作的天真幻想，通过媒体教育美国民众了解苏联的真相，致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不让苏联有可趁之机。
当代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他的名著 《遏制战略》中对乔治.凯南这份著名长电报评论说：“在外交史上，难得有单单一个人在单单一项文件的篇幅之内，表述得如此有力和如此能说服人，以至于立即改变了一国的对外政策方向。”
事实上，凯南的这份“长电报”并非“立即”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战后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一开始就是在朝着与“二战”时期不同的方向迈进，凯南的这份电报只是坚定了美国政府的这种倾向，并加速了这种转向。
今天，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回顾这份历史文献，对我们认识美国政治精英在国际战略问题上的思维方式仍有裨益。
作者简介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美国20世纪著名外交思想家、战略家；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他被称为“冷战之父”。
国务院2月3日提出的问题（此前国务院要求凯南就斯大林及其同志选前演说中的政策性成 分作出解释性的分析。）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来说如此复杂、微妙和奇特，对于分析我们的国际环境如此重要以至于让我感觉到，如果将对此的回答浓缩到一则简短的电报中会有过度简化的危险。因此，我希望国务院容许我以五个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五 个部分的主题大致如下：
一、战后苏联观点的基本特点。
二、这种观点的背景。
三、这种观点在官方层面政策中的实际体现。
四、在非官方层面的体现。
五、有关苏联政策立场的实际推论。
用电报渠道发送这些颇为麻烦，对此我感到抱歉。但是，考虑到最近的事态，这些问题非常紧迫，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值得这么做的。
第一部分：战后苏联观点的基本特点
苏联官方宣传机器对战后问题的看法，其基本特征如下：
1.苏联仍然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从长远来说，与资本主义持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在1927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所说的那样：
“在国际革命继续发展的进程中将形成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资本主义中心。这两个中心为支配世界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将决定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
2.资本主义世界受它本身固有的种种冲突所困扰。这些冲突是不能用和平妥协的方法解决的，其中最大的就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
3.资本主义的内在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由此产生的战争有两种类型：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对社会主义世界进行干涉的战争。妄图逃避资本主义内部冲突的精明的资本家们，倾向于后一类战争。
4.虽然对苏联进行干涉将会给这样做的国家带来灾难，但这会再次拖延苏联社会主义的进展。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防止。
5.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虽然对苏联同样充满着危险，却也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苏联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统一，并忠于目前它的英明领袖的话。
6.必须记住，资本主义世界并非一切都坏。除了不可救药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子之外，它还包括团结在共产党之内的那些十分开明和积极的人物。（2)某些食他分子（现在出于策略上的缘故称之为进步人士或民主人士），他们的反应，愿望和活动恰巧“在客观上”有利于苏联的利益。为了苏联的目的必须鼓励和利用第二种人。
7.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反面人物中，最危险的就是列宁所谓人民的假朋友，即温和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换言之，即不属于共产党的左派）。这些人比之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危险，因为后者是以他们的真实面目出现的;而温和的左派领袖则用社会主义迷惑人们，来为反动资本的利益服务。
以上这些就是前提。从苏联政策的角度来看，他们由这些前提得出了下述推论：
(1)必须千方百计提高苏联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相对力量。反过来说也不要错过任何机会，以削弱所有的或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
(2)苏联及其在国外的朋友，都必须致力于加深和利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终于发展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这场战争必须被转化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起义。
(3)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外的“民主人士和进步人士”，使他们按照苏联利益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施加压力。
(4)必须同国外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第二部分：这种观点的背景
在考察这种党的方针在实践中产生的结果之前，请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并不代表俄罗斯人民本来的看法。.总的来讲，俄罗斯人民对外部世界是友好的。他们渴望取得外部世界的经验，渴望同他们所遇到的外部世界比一比才华，特别渴望过和平的生活，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党的方针只代表官方宣传机器以巧妙的手法和极大的耐心向群众提出的论点，而群众“在内心深处”往往对那些论点有着惊人的抗拒情绪。但是，对于党、秘密警察、政府等权力机构的人们的看法和行动，党的路线是有约束力的，而我们所要应付的正是这些人。
第二，请注意，这种党的方针所根据的前提，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平的、互利的共处是完全可能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基本冲突，不再主要产生于资本家对生产工具的占有，而是产生于高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俄国迄今没有这类冲突并不是由于它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由于它仍旧很落后。资本主义的内部竞争不一定产生战争，也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由此引起的。在德国和日本被消灭之后，在经过了这次大战之后，谈论对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不可容忍的力量和颠覆的挑衅，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完全能够和它本身以及苏联和平相处的。最后，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西方国家里温和的社会党领袖的诚意。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为改善劳动人民的条件竭尽全力，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否认他们的成绩也是不公正的。
这些假设都是这次大战之前提出的，它们已被这次大战本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英美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分歧。除了轴心国家以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意通过参加反苏十字军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帝国主义战争也没有演变成内战和革命。苏联不得不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与资本主义大国并肩作战。
然而，不论上述所有前提是怎样毫无根据和无法证实，今天它们还是被重新大胆地提了出来。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苏联党的路线并不是依据对外界形势的任何客观分析，事实上，它同苏联外部的情况没有多大关系，它主要是俄国内部需要的产物，而这种需要在最近这次大战之前就已存在，今天依然存在。
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源于俄国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这是一种生活在巨大、开阔平原上的和平的农耕民族在与凶猛的游牧民族为邻时产生的不安全感。当俄国遭遇到经济上先进的西方，又增加了对那片区域更能干、更强有力、更加高度组织的社会的恐惧。但是，这后一种不安全感更加折磨俄罗斯的统治者而非它的人民；因为俄罗斯的统治者永远会感觉到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原始的,心理基础上是人为的和脆弱的，无法承受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对比和交往。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总是恐惧外部渗透，恐惧西方世界和俄罗斯的直接交往，恐惧如果俄罗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之后或者如果外国人了解到了内部世界的真相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学会了只有以耐心但致命的斗争导致敌对力量的完全毁灭来追求安全，绝不是与之締结条约或者达成妥协。
在西欧酝酿了半个世纪而毫无成效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扎下了根，并引起了燎原大火，这绝非偶然。只有在这片从来没有友善邻邦、也从不懂得独立的强国内部和它们之间存在着可以容忍的平衡的土地上，这种认为社会的经济冲突无法用和平手段加以解决的主义才能够兴盛。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之后，经过列宁解释的更为好斗的、不容异议的马克思主义教义成为布尔什维克掩饰那更为明显的不安全感的绝好工具，这种不安全感使布尔什维克甚至比俄国过去的统治者更为苦恼。在这样一种教义中，由于存在基本的利他主义目标，他们为对外部世界的本能的恐惧找到了理由，为舍之就不知道如何统治的独裁专制找到了理由，为那些他们不敢不施加的残忍，那些他们认为必要的牺牲找到了理由。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在方法上和策略上放弃了所有道德价值。今天他们再也无法丢开这种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一块遮羞布。没有这块遮羞布，在历史面前他们充其量不过是那种残暴而不惜民力的俄国统治者绵绵世系中的最后一代罢了。那些俄国统治者无情地强使他们的军事力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以保证内部虚弱政权的外部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意图必须始终庄严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什么不应低估教条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性。因此苏联领导人迫于过去和目前的处境需要提出一种教条，它把外部描绘成为一个邪恶的、敌对的、充满威胁的，却又蕴含着自身衰亡的种子，毁灭于力量不断上升的社会主义的致命一击，从而屈服于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理论为他们增强军事和警察力量，把俄国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为延伸俄国警察力量的限度而经常施加的压力提供了合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统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求。基本上这只是躁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稳步加强，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运动无法区分攻击和防卫的概念。但是，披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新外衣，又用甜言蜜语向一个绝望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外部世界作出许诺，这种民族主义比以往更加危险狡猾。
然而不能就此认为，所有那些制定苏联党的方针的人都是虚伪的和无诚意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外部世界非常无知，思想上的依赖性很强，以至于不会质疑自欺欺人之谈。他们轻信那种只有言听计从才使人感到舒服和方便的东西。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不解之谜，即在这个伟大的国度里，究竟谁——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能获得有关外部世界准确而无偏见的信息。在东方人神秘莫测以及政府中普遍搞阴谋诡计的气氛中，歪曲和毒化信息具有无限可能。俄国人不尊重客观真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这就使得他们把一切明白的事实当做一种工具，用来达到这个或那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政府实际上是各种阴谋的组合。我个人不大相信斯大林能得到反映外部世界的客观情报。在这里，俄国人过去擅长的阴谋诡计大有施展的余地。外国政府无法把他们一方的情况真实地摆到俄国决策人的面前——这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他们与俄国的关系完全有赖那些他们从来见不到，也无法影响的不为人知的顾问们的好意——我认为这是在莫斯科办外交最令人不安的一个特点，西方政治家想要理解在这里遭遇困难的实质，最好牢牢记住这一特点。
第三部分：这种观点在官方层面政策中的实际反映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纲领的性质和背景。我们从它的实际措施中可以指望些什么呢？
苏联的政策在两个层面上被执行着：（1)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采取的行动，是代表官方层面的；（2)苏联政府不承担责任的代理机构所采取的行动，是地下层面的。
在这两个层面上所发布的政策，都是为第一部分所列举的从第1点到第4点的基本政策服务的。在不同层面上采取的行动相应地也不相同，但在目的上，时间的掌握上，以及效果上都是紧密配合的。
官方层面上我们必须注意下面几项：
(1)以一切方式致力于提高苏维埃国家的实力和威望的对内政策：大规模军事工业化；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为使外界获得深刻印象而大肆进行的力量展示；继续对内部事务进行保密，以掩饰弱点蒙蔽对手。
(2)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目前，这种努力仅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波恩荷尔姆。在这些地方作出努力据认为是出于紧迫的战略需要。但是，一旦暗藏的苏联政治力量扩张到新的地区，其他地点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因此俄国也许会要求“友好的”波斯政府给它一个波斯湾上的港口。如果西班牙落入共产党控制，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苏联基地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不过，这些要求只有在地下层面进行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才会在官方层面出现。
(3)俄国人将在他们认为有扩张苏联势力或削弱别国权力的机会的时候正式加入国际组织。莫斯科并不把联合国组织看做是根据各国共同利益和目的而建立的持久稳定的世界组织，而是把它看做有利于苏联追求上述目标的一个舞台。只要联合国组织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会留在联合国内。如果他们认为联合国会使他们难堪，或会挫败他们扩大权力的目的;如果发现他们的目的通过别的方式更有成功的希望，他们将毫不迟疑地拋弃联合国。不过这将意味着，他们自以为已强大到可以利用退出联合国来破坏其他国家的团结，使联合国不能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并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武器来取代联合国。因此苏联对联合国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对联合国的忠诚,取决于他们在联合国内捍卫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国际生活时的活力、决心和团结程度。这个组织代表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再说一遍，莫斯科决不会平白无故地去致力于联合国的理想，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态度基本上依旧是实用主义的和策略性的。
(4)苏联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或附属国人民的政策，甚至在官方层面也是以削弱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削弱它们之间的联系为目标的。其理论是，只要这项政策能取得成功，就会产生有利于共产党和苏联渗透的真空。因此，按照我的看法，苏联力争参加托管安排，与其说是为了给苏联权力的发挥提供重大的渠道，毋宁说是扰乱和抑制西方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为自己权力的发挥提供渠道的愿望也不是没有，但在这方面，苏联人更倾向于依赖其他渠道，而不是官方托管。因此，我们预计可以看到苏联人到处请求参加托管或其他类似安排，以此方法去削弱西方在那些民族中间的影响。
(5)在那些很有可能反对西方权力中心的国家里，俄国人将努力争取派驻代表，并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官方联系。这适用于德国、阿根廷、中东等等这样一些相距遥远的国家。
(6)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苏联的主导政策将是为苏联及其支配的毗连地区谋求自给自足。不过，这将是潜藏的政策，官方层面的政策还不甚明了。在主要的对外贸易方面，苏联政府自停战以来异常谨慎。如果有可能得到大规模的长期信贷，我相信苏联政府可能最终会像它在20世纪30年代做过的那样，只会口头上承认有必要进行普遍的国际经济交流。相反，我认为苏联的对外贸易可能大部分限制在它自己的安全领域之内，包括德国占领区，而以冷眼看待各国间实行普遍经济合作的原则。
(7)对于文化合作，苏联同样将只会口头上承认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决不会对此作出任何可能削弱苏联各民族安全的解释。苏联政策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将只限于一些枯燥无味的方面，例如有人紧密陪伴的正式访问、大型聚会，以及喝过量的伏特加和发表冗长的讲话等没有实际意义的事。
(8)除此以外，苏联同各个外国政府的官方关系，将采取可以称之为“正确”的路线，极力强调苏联及其代表的威望，谨小慎微地注意国际礼仪，而这和有礼貌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四部分：在非官方层面的体现
下面是我们能够从基本的苏联政策在非官方层面，或者地下层面执行时可以指望些什么，在这个层面上苏联政府不承认存有责任
在这个层面上可资利用以执行政策的代理机构是：
1.其他国家中共产党的内部核心。虽然这一类中的许多人可能还有其他不相关的公共职务，他们实际上作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地下代理人紧密合作，莫斯科牢牢地对这一隐秘的共产国_际进行协调和指导。这类人实际上是在地下层面工作的，和政党的合法性没什么关系，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2.共产党的普通党员。需要注意这些人与第一段中的那些人之间的区别。在最近的岁月里这种差别变得越来越尖锐。之前的外国共产党是一种合法和地下活动相混合的奇特组合，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这往往还不那么便利。如今阴谋部分已经高度集中于内部核心圈子且不加公开，普通党员已经不被告知事情的真相,他们确实在各个国家中强烈地支持某种政治倾向，和外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性的联系。只有在那些共产党员数量足够多的国家里他们才会出现并集体行动。通常他们习惯于渗人、影响或主导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像苏联政府工具的组织，通过这些组织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实现他们的目标。
3.各种各样的这类渗透可资影响或主导的国家社团和实体。这包括: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种族团体、宗教团体、社会组织、文化团体、开明杂志、出版社等等。
4.通过对这些国家社团加以影响可以同样渗透的国际组织。这其中工会、青年团和妇女组织尤为重要。它们与国际劳工运动的联系被视为至关重要。莫斯科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在世界事务中削弱西方政府的作用，也可以以此建立起一种迫使这些政府采取有利于苏联利益行动、破坏那些不利于其行动的国际游说团体。
5.俄国东正教及其国外分支以及借此可以利用的普通东正教。
6.以苏联境内种族团体为基础的泛斯拉夫和其他运动，例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等等。
7.那些某种程度上支持苏联目标的政府或统治集团，例如目前的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政府、北波斯政权、中国共产党等等。这些政权的宣传机器，甚至实际政策都可以被苏联牢牢掌控。
这些分布广泛的组织将根据它们自身的实际情况被加以利用以达成以下目的：
(1)破坏西方主要强国的政治和战略潜力。它们将在这些国家扰乱国民自信，破坏国防措施，增加社会和工业动荡，激起各种形式的分裂。它们将激起那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种族上心怀不满的人以暴力或毁灭其他社会元素的方法，而不是通过协调和妥协来获得补偿。穷人将与富人相对立，黑人对抗白人，青年人对抗老年人，新来者对抗定居居民等等。
(2)它们在非官方层面上将尤其采用暴力手段削弱西方强国对于殖民地、落后国家以及依附民族的权力和影响。在这个层面它们可以不择手段。西方殖民机构的错误和弱点将被无情地揭露和利用。西方国家的自由观点将被动员起来削弱殖民政策。依附民族之间的憎恨将被激发起来。虽然它们鼓励这些依附民族摆脱西方强国寻求独立，然而，当这种独立取得的时候，苏联主导的傀儡政治机器就开始做好准备以接管这些殖民地的国内政权。
(3)苏联将迫使那些阻碍其目标实现的个别政府垮台。这将包括那些直接反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政府（土耳其、伊朗）、拒绝共产党渗透其国土的政府(瑞士、葡萄牙)或者在对共产党获得主导地位影响重大的道德因素中与之竞争激烈的政府，例如英国工党政府（有时，一个政府中会同时出现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共产党的反对将尤为强烈和粗暴）。
(4)外国中的共产党一般会摧毁一切形式的个人独立，包括经济、政治或者道德上的独立。他们的体系只能容忍那些完全依附于更高权力的人。因此那些经济上独立的人将被驱逐，例如商人，有产者，成功的农民和工匠，以及所有有着地方权力和威望的人，例如受到欢迎的地方神职人员或者政治人物。甚至在苏联，地方官员也被不停地调动以防止他们。
(5)他们将利用一切手段离间西方主要强国。他们将在美国人当中宣传反英言论，在英国人中宣传反美言论。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大陆人将被唆使憎恨英美权力。他们将在存有疑虑的地方煽风点火，在不存在这些疑虑的地方制造事端。他们将不遗余力地破坏那些有可能团结其他国家而将俄国排除在外的行动。因此，所有那些不易于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国际组织，无论是天主教团体还是皇室和贵族的国际友谊，都将遭到猛烈的攻击。
(6)一般来说，苏联所有非官方的国际行为都将是负面和破坏性的，致力于破坏它无法控制的力量源泉。这只会和基本的苏联本能相吻合，这就是和敌对强国之间没有妥协可言，只有在共产主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才能着手毁灭对手。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将是渗透和掌控外国政府内,尤其是警察组织关键职位的持续的、永不停止的要求。苏联政权是最为突出的警察政权，它滋生于沙皇警察阴谋灰暗的半个世界之中，惯于警察力量的思维方式。评估苏联动机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
第五部分:从美国政策的角度作出的实际推论
总结起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它坚信，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威是可取的和必要的。这个政治力量完全支配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它是深厚有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孕育出来的。此外，它还有一个精巧的，涉及面广的组织机构，用以在外国发挥它的影响，这个机构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种技能，管理它的人对于地下工作方法的经验和技巧大概是史无前例的。最后，这个政治力量在它作出基本反应时似乎是不去考虑真实情况的。对它来讲，关于人类社会的大量客观事实，并不像对我们那样，不是用来检验和修正人们看法的尺度，而是从一只摸彩的布袋中武断地、有倾向地抽出个别事实以支持既定的看法。这肯定不是一幅令人愉快的图景。如何对付这个力量的问题无疑是我国外交所曾面临的最巨大的任务。它应该是我们的政治参谋人员在目前这个时刻进行工作的出发点。要以像解决战时重大战略问题一样的彻底精神和慎重态度，必要时，还要在计划工作方面作出同样大的努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无法在这里给出全部答案。但我愿表白我的信念：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为了证明我的这一信念，我愿提出一些比较令人鼓舞的看法：
(1)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力量，并表明准备使用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手。如果对方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
(2)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人仍是一个弱得多的力量。因此，他们的成功与否实际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活力程度。这是一个我们有能力加以影响的因素。
(3)作为国内政权的一种形式，苏联体制能否成功，还没有得到最后证明。它能否经得起权力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或者从一小撮人到另一小撮人连续地转移这一最大的考验也有待证明。列宁逝世后发生第一次这样的权力转移，其结果使苏维埃国家在后来的十五年中受到破坏。斯大林的逝世或退休后将发生第二次权力转移。但这还不会是最后的考验。由于最近的领土扩张，苏联国内体制现在将受到一系列曾是沙皇政权严重负担的那种额外的压力。我们深信，自内战结束以来，俄国广大人民群众在感情上同共产党的学说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疏远。在俄国，党现在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而且从目前来说是十分成功的独裁统治机器——但它已经不再具有情感号召力。因此，内部的稳固和运动的持久还不能认为已有了保证。
(4)在苏联安全范围以外的所有的苏联宣传基本上都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因此，用任何精明的、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纲领来同它进行斗争应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我想我们可以冷静而勇敢地处理如何对付俄国这个问题。至于处理方法，我只想提出以下的意见作为结论：
(1)我们的第一步必须是理解和认识我们正在应付的运动的性质和真相。我们必须以一位医生研究难以管束、失去理智的病人的那种勇气，超然态度和客观精神对它进行研究，而且要有像医生那样的决心，不为感情所动，不被它搞得手足无措。
(2)我们必须努力教育我们的群众去了解俄国形势的真相。这一点的重要性，我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不能仅由报纸来做这件事。这主要应由政府来干。政府对于其中涉及的实际问题必定有更多的经验、掌握更多的材料。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不必被险恶的形势所吓倒。我坚信，如果我国人民对这种形势的真实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疯狂的反苏主义就会少得多。再没有比无知更为危险、更为可怕的了。也许有人争辩说：把更多的有关我们同俄国打交道的困难情况透露出去可能对俄美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觉得，如果这里真的可能有什么风险，我们恰恰应该有勇气去正视它，而且越早越好。但是，我看不出我们将冒什么风险。即使在大肆宣扬我们对俄国人民的友谊之后，我们同他们的利害关系也是微乎其微的。在那里我们没有投资要去捍卫，没有确实存在的贸易会丧失，也几乎没有公民要去保护，更几乎没有文化交流要维持。我们唯一同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不是我们巳有的东西，而是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我深信，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这些希望，如果我国公众了解情况，如果我们同俄国人的交往完全建立在现实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
(3)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和活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一样，它只能依靠生病的组织来养活自己。这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会合的地方。每一项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果敢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拋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就将从中得到好处，莫斯科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就不会不从中得到好处。
(4)我们必须为其他国家规划并提出比过去我们提出的更为积极，更具有建设性，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图景。仅仅敦促别国人民发展类似我国的政治程序是不够的。许多外国的人民，至少是欧洲各国人民，对于过去的经历已经感到厌倦和害怕，对于抽象的自由已经不如对安全那么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求指导，而不是担负责任。我们应该比俄国人更能为他们提供指导。如果我们不给予指导，俄国人肯定会这么做的。
(5)最后，我们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坚持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归根到底，在我们处理苏联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落在我们头上的最大危险在于，我们让自己变得同我们所要对付的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