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国可否不战而屈人之兵？--兼谈国家核心和边际利益
杨别青
关于中国1950年介入朝鲜战争，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误判了美国，如果不是误判战争可以避免。因为”根据美国的NSC81/1文件和美国的“军委”（参联会）给麦克阿瑟见机行事的授权，中国可以不战而胜，“并且下结论：“正确的说法该是志愿军在长津湖的出现，而不是长津湖之战，击退了美军到三八线南”。
我认为这种观点和结论是有很大问题的，理由如下：
1. 在中美两国当时处于敌对状态并且没有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根据美国的秘密内部文件来说明中国的误判，好比两人下军旗时（看不见对方棋子）裁判暗笑下棋者误判将对方的工兵当司令一样，并不能显示裁判的高明，也不能据此说明中美当时决策者和评论者的水平，而是应该想想如果我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会怎么处理？能否想到更好的办法？美国说的话是否算数是有很大疑问的。起初声明朝鲜和台湾不是他防卫的范围，朝鲜战争爆发后迅速介入韩战并派舰队入住台海，生生否定了自己的声明。公开声明都不靠谱，内部文件可靠吗？
2. 国家之间的对外行为受内部秘密文件的制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决策者内部也往往存在很大分歧，在国家获利的时候往往会修正原先的文件或制约。这里举一个例子，日本在中国的918事变原由关东军的少壮派自行发动，日本高层想阻止并没有阻止成功，最后认可了关东军的行动，并没有退回918事变所获得的好处。
3. 如果中国没有出兵，北朝鲜就此消亡，麦克阿瑟自然是举国上下崇拜的英雄。由于中国出兵并将美军赶回了38线，麦克阿瑟不甘心失败试图扩大战争到中国本土，才会被撤职。因为中美苏三方的底线和共识是局部战争不引发世界大战。单纯的中国出兵而出现在长津湖，并不能让麦克阿瑟撤退。因为见机行事的衡量标准是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中国出兵并战败，并不会改变麦克阿瑟成为英雄的结局。如果铁原阻击不成功，中方一败涂地，很难相信美军会停在38线。
4. 中国出兵的原因主要有3个：1）保护本国的缓冲区以免受敌国直接威胁，道理和美国不惜与苏联发动核战争阻止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样。2）援助北朝鲜。因为理念和道义两方面中国有责任帮助北朝鲜。3）对美国显示力量，为将来收复台湾做准备。1）和3）是中国的核心利益，2）是中国的边际利益。
5. 凡是保卫国家核心利时，往往不惜代价或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美国发动核战的代价够大的了吧。中国也一样，即使被打败打烂打游击也不惜一战。38线以北对于美国则是边际利益，所以不愿意付出太大的代价，但是忽略中国，轻视中国的反应还是为此付出了代价。
1840年以来，中国割地赔款受的屈辱实在太多。虽然中国是二战战胜国，雅尔塔会议还是决定将中国的利益交换给苏联，名义上的战胜国并没有赢得尊重，国际关系还是实力对话。蒋经国对斯大林说，”我们刚要赶走日本，现在你要我们丢掉蒙古，我们不好向国民交代“。斯大林回答，”是你来求我，不是我求你“。实际上道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
旧怨未了，美国舰队入住台海阻止中国攻台和扫射安东等地又添新恨。中国也需要一场让世界人民重新认识的立国之战。所以即使百般艰难，中国也是义无反顾的参战了。
纵观世界历史，国家没有实力的时候没有多少国家会在乎你的眼泪，即使在乎也是爱莫能助。外交家的才干是摆设。日本侵华，蒋介石多次希望或恳请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基本没有什么用，日本照样比赛百人斩，日本国内还大肆炫耀，南京大屠杀照样发生。无论你承认或者反感，现在的中国起码没有几个国家敢于侵入。
国家没有实力的时候没有多少国家会在乎你声音，国家领导者判断的智慧也不是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强大到有实力投放以及投放实力的意志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重视，你说的话才会有人听。中国参战朝鲜并惨胜无疑是一次响铃，提醒其他国家静下来听我说一说。现在好了，美国每天不提中国就没有新闻似的。
我的一个肯尼亚裔朋友对我说，没有几个国家的军队赢过美国，中国算一个。
2021-10-22
附：（来自百度）
日本政府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喜重郎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 [32] 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提出过质问：“关东军少壮士官之间正在计划在满洲如何干掉中国军，此一消息是否真实?”因日本国内对于关东军欲在东北发动事变早有所闻，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亦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宣中央意旨。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是赞成关东军武力发动阴谋的。派他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阴谋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阳前发动。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40]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林久治郎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 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 [33] [40]
内阁不扩大方针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30]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而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 [40]
内阁向军部靠拢
但在日本社会从上到下的压力下，内阁和外务省的立场开始向军部转移。从根本上说，币原外相与军部对扩展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一致的。币原主要是更多的从外交的角度考虑，关注和担忧国际的反应。关东军逐步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域后，策划成立“独立”政权，币原也不是绝对不同意的。他是从时机策略着眼，而反对操急从事。 [40]
由于日本国内政坛的倾轧，若槻礼次郎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犬养毅内阁与军部的方针更趋一致。诚如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所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国联）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 [40]
总体而言，尽管日本内阁、外务省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上与军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声明和交涉中，却竭力掩饰事变真相，辩解关东军的侵略行径。 [40] 随着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发生，犬养毅被暗杀。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唯军部马首是瞻的“举国一致”内阁，使日本的军国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