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爱莲走了一段高高低低但还算平坦的小径来到普吉湾的一处海边， 沿路有着一条小溪，时而只听到水声， 时而又看它在树林缝隙中露出脸来， 在过了一个桥下的山洞后， 小溪在此处入海。两个小兄弟正在浅浅的小河里玩着水， 小的用力 一踩， 溅起一些水花，两个人顿时一脸一头湿漉漉的， 哥哥也不负所望呵呵地大笑了起来，小的就更踩得起劲了。 这是西雅图郊区海边的一个公园。 因为天气好， 虽然在疫情当中人还是不少， 不过都自觉地跟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有点儿热，便把脸上的口罩拉低，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然后找到一棵横在沙滩上枯木坐了下来。 据说这些沿着西北海岸的枯木是当年圣海伦火山爆发后，山林里的树木死了， 由于数量很多又别无方法下，被放入海里任其漂流。
坐定後， 爱莲从背包里拿出三明治的盒子， 打开盒盖请我吃水果。 我们就看着广阔海天闲聊起来， 背后是南北向的火车铁轨， 偶儿有长长的列车经过， 汽笛声夹着铁轨的回音很响，我们得停住聊天等火车走掉再聊。
爱莲（Netta）是我中文课的学生，Netta的先生姓Beyerlein，因此我给她取的中文名字叫贝爱莲.由于社区大学有提供退休人士来免费选课的福利， 每隔一两年班上总会有一两个退休人士来选中文课，所以当我看到头发花白的爱莲时并不特别讶异。 通常这些学生是班里最认真的， 一方面是有时间， 再方面也是人到了一个年纪对自己总有某种程度的自律， 何况是自己要来学的，更是认真。当我们学到介绍国家名称的那一课时， 按例都要会做自我介绍， 介绍自己是哪国人， 在哪里出生长大的。 很讶异的是当时爱莲用还不太熟悉的语法语词，慢慢地说“ 我是台湾人，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的”。 我听到时自是很惊讶，由于课堂上我没时间细问， 只是点头笑笑说”真的？！ “ ， 她也很高兴地点点头。 下课后她来跟我说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曾在台湾工作了年三十多，是50年代初的美援计划派他去协助台湾发展电力现代化。 我听了耳朵都要竖起来了，迫不及待地想听听她的故事。
在后来的闲聊和介绍家庭成员的课，从作业里， 我知道她有另外三个兄弟姐妹， 除了老大都是在台北的台安医院出生的， 然后在台湾长到18岁才回美国念书。其中小妹更有个富中国传统色彩的女孩子名字“Limei-丽梅”，她成年后还回去台湾的东海大学学习中文。爱莲很懊悔当年在台北美国学校念书时， 没学中文而选法文， 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错失了学中文的机会。 她之所以来学中文是源于那年春天她带女儿回台北参加美国学校的五十周年校友聚会，几十年後重新踏上她成长的地方， 那些童年青少年的回忆一下子又鲜活起来，带给她很深的感触;而更意外的是第一次去台湾的女儿 对台湾的一切适应地那么自然，似乎是去到一个曾熟悉的地方。回来後是女儿鼓励她学中文的， 一方面去学一直想学的语言，顺便把逝去的童年回忆再捡起来。再后来比较深入的聊天中， 才得知那时她的父母手足都已经一一去世了。 偶儿翻着从父母那里拿回来的几本厚厚的相本，在台湾成长的那十八年是生命里最初的一章，那一章里父母双全手足情深，相信是她心里永远最温暖的一角。
因着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的背景，她很喜欢问我有关过去的事， 比方说她记忆里的某个地方， 谈起了圆山的儿童乐园， 动物园， 那也都是我曾去过的地方，两人谈起来特别开心。 也或者聊起吃过的东西，那时他们的早餐一定有新鲜的水果和一些美式早餐， 可是他们最开心的还是偶儿有机会去外面买豆浆，烧饼油条吃，“那真是美味啊” 她不禁感叹地说 。 因为和她差不多同年代出生的人，她提及父亲当年的一些至交，我都能很快地说出中文名字。她说YS Sun, 我脑海里马上跳出从前的行政院长孙运璿，他曾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总经理。还有 KT Lee, 那是李国鼎先生， 曾任经济部长。他们都是她父亲打桥牌的好拍档， 尤其孙运璿先生的小儿子的英文名字就是以她父亲的名字，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关系有多亲近。
她也曾给我看一些照片， 其中有在谷关电厂的建立之初，她父亲和孙运璿先生深入山洞里勘察，甚至有时候还带着她的大哥同行。 也有当时的一些工程师， 坐着简陋轨道上的小运输车在工地间来回的照片，让我仿佛到了那个国家在兢兢业业努力建设这片土地的年代。
提及童年时最开心的莫过于和兄弟姐妹在圆山饭店的游泳池游泳的夏天，她坦诚地说比起当时在台湾的一般人，那时他们真是天之骄子。 还有妈妈经常在圆山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给我看的照片里，她妈妈是那么富朝气和喜乐。有一次她拿照片给我看，想知道照片里的另一个人是谁。那是他父亲退休回国前台湾政府部门颁奖给他的照片，照片里的背景是中美两国的国旗， 显然是很隆重的，可是 她一直不知道颁奖给她父亲的人是谁。 我把照片用手机拍下来转给在台湾的同学， 好几个人猜了半天， 最后是一位同学很得意地说那是老丈人以前的长官，当年的外交部长朱辅松先生。帮爱莲确认颁奖人的名字和头衔，除了再次说明了当年她父亲在台湾的贡献，我也分享了她终于寻获答案的喜悦。
我常想是什么样的动机可以让一位美国人在50年代初， 当台湾都还在努力从战火後建设的社会，带着年轻的妻子放下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来到台湾 ，跟着其他的工程师上山下海30年多年。 爱莲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退休后回到美国在神学院读书，后来也在教会里有很多的教导。按他说他心中一直有一个使命，就是无论在宗教或非宗教的领域，去成就一些好事，而他也的确做到。
尽管后来长住亚利桑那州，爱莲的父母仍然难忘情台湾的一切， 有一年又回到台湾， 并且去探望当时因中风而必须以轮椅代步的孙运璿院长。 照片里她父亲和孙运璿两个人的手紧紧握着，心中对老友的不幸有着万般不忍和惋惜。从照片中他们脸上的笑容和眼神，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不曾因时间的淡化。
聊着聊着， 我把最后一片切好的苹果吃完， 身后又是长长的列车声渐渐走近，我很自然地回过头去， 列车上负载着的居然是阳明海运的货柜箱，我很兴奋地跟爱莲说“ 你看， 台湾的海运货柜箱！”， 她一看眼睛也亮了，瞪大眼睛看着车厢一节一节地往北方走， 好像那货柜箱还带来了太平洋彼岸，那魂牵梦引的阳明山旧梦！
去年年底因着疫情可以教网课， 我得以回台湾比较长的时间。 有个周末我跟哥哥嫂嫂和侄女去阳明山上过去的美军俱乐部旧址改建的咖啡厅喝咖啡， 我想起了爱莲， 用手机拍张照片传给给她， 她看了很兴奋地回说 ，那正是她中学时第一次参加舞会的地方！ 我也感染了她的心情， 回她“ 你一定还要再回来这里！”过一会儿， 她在我的短信上按了一个红心！ 隔着大洋， 我似乎依然可以感受她的心跳。
注：USAid美國援助，即美援，是指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提供的貸款和軍事物資等援助。在台湾的时间是從1951年1965。工程方面，美援計畫由中華民國與美國聘請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擔任審查。爱莲的父亲Joseph Hall Moore 便是经由J.G White 工程顾问公司派来台湾的电力工程师，于1953-1986 年间参与台湾的电力现代化的建设，建设期间经常需要在众山间长途跋涉勘察。
Joseph退休後在一次聚会上曾说 “我很荣幸在1953-1986年间参与了台湾电力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与那些敬业，有能力和诚实的台湾工程师和管理阶层如孙运璿， 李国鼎， 陈兰皋等一起工作。 在这期间正是台湾各方面不论是政治，科技，经济和社会方面都有着巨大变化的年代”
爱莲的父亲重访台湾时， 去探望当年已经中风的孙运璿先生。
年轻的父亲带着母亲和大哥来到台湾，加入台湾电力现代化的建设。
带着哥哥到工地的父亲与孙运璿及他的大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