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这是鲁迅先生在说到陈延年时对他们俩关系的亲切表达。他们俩有直接联系么？不仅有，且对鲁迅先生思想根本性转变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就我们党来说，开启了我们党直接同鲁迅交往做鲁迅工作的先河，也成为我们党联系党外代表人士的一个成功范例，就陈延年来说，于他诸多革命功绩之外，又多了座思想文化方面的丰碑。
陈延年：一定要把鲁迅请来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1月18日，鲁迅从厦门大学来到广州，开启了中山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旅程。
这是所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学校。1924年3月，孙中山先生亲自筹措资金，帮助筹备建立由广州地区多所高校整合形成的国立广东大学。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提议将广东大学更名为中山大学，10月获国民政府批准。1926年7月17日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鲁迅怎么会来中山大学任教呢？根据有关史料和回忆，完全是陈延年推动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中山大学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建立的。由此，中山大学也有着浓重的国共合作的色彩。不仅当时校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四五百名，在学校领导的担任问题上，两党也要进行协商以达到一致意见。学校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后，学校领导机构也更改为委员会制。由谁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两党协商的结果是由戴季陶担任。时任中山大学中共党总支书记的徐彬如回忆说，“因当时中大我党势力大，戴季陶不同我们接头，不得我们允许，是进不了中大的。”戴季陶此时在上海，跑去同陈独秀协商，陈独秀同意他来中山大学，但又对戴季陶说，你必须满足广州我党组织有关条件才行。于是随即通知广东区委及区委书记陈延年：让戴进中大当校长，他到广东后，你们要和他谈判、提条件。
此时郭沫若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他开始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入党。陈延年听到汇报后，经过考虑并和恽代英商量，对代表区委在中山大学公开工作的毕磊说，建议郭沫若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的锻炼，最好是参军到黄埔去从事一段时间宣传工作。郭沫若很高兴接受了建议。当时正准备北伐，区委随即决定派郭沫若到邓演达担任主任的北伐军政治部去工作。郭沫若离开后，中山大学的文学系主任由谁来担任呢？
陈延年对鲁迅是非常了解的。正是父亲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及和胡适先生一同开创并推进的新文化运动，促使鲁迅先生拿起了笔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和陈独秀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文化运动阵线分裂后，鲁迅用他的笔仍然在同腐旧势力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此时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听说工作得非常不愉快，那何不请鲁迅先生前来呢？
陈延年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陈延年派恽代英、邓中夏和毕磊去和戴季陶谈判。一再强调工作必须独立自主，一定要把鲁迅请来任教。
经过两三次艰难的谈判，戴季陶基本上答应了广东区委提出的条件，并同意请鲁迅前来任教。最后一次谈判时，徐彬如回忆，上述三人之外加上了他，“其时实际上条件都已谈好，因为我是中大总支书记，让我去见见面的；恽代英、邓中夏、毕磊是代表区委。去前陈延年很严肃地告诉恽代英，要和戴季陶斗，要大骂他一顿，思想斗争是不能让步的，界限必须划清”。戴当时住在东山中山大学医学院内一座小洋楼里，经过我们的批评，“他假装很诚恳地向我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我听共产党的话。还说，现在国共合作，你们帮助国民党呀！你们要有人专做国民党工作，不然国民党要垮台啦！” “现在还有什么别的理论呢，只有马列主义理论才是理论。”
“我能见见陈延年么？”“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
鲁迅来后，如何做好鲁迅的思想引导工作，成了陈延年以及广东区委急需考虑和急迫要做的问题。
针对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陈延年给鲁迅做了个“政治定位”。他对区委和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负责人说，鲁迅是“自由人”（注：指知识分子），但不是一般的“自由人”，而是彻底反封建的“自由人”，因此我们应该好好地做工作，团结他，同右派进行斗争。为此，陈延年专门召开区委会议，就鲁迅来之后如何做好他的工作进行研究。恽代英、邓中夏、李求实、毕磊等人参加会议。会上分析了鲁迅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思想和战斗业绩，肯定了鲁迅是能够与共产党共同战斗的。陈延年特别指出，鲁迅到广州后，一定要尽快帮助鲁迅了解情况，了解当前的政治局势。
首先是要求广州党组织做好鲁迅来时的欢迎工作。当时广东党组织一共办了三家刊物，《人民周刊》《少年先锋》《我们的生活》，中山大学党组织也办了两个刊物，《做什么？》《支部生活》。会议要求党的这几个刊物都要写文章表示欢迎。比如《做什么？》第一期即刊登了坚如（即毕磊）所写的《欢迎了鲁迅以后》，《少年先锋》2月2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十五期就刊登了一声写的《第三样世界的创造》。二是要求召开欢迎会。根据鲁迅日记，1月24日，“徐文雅（注：即徐彬如）、潘考鉴来”。25日，“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毕赴茶会”。这个欢迎会就是中山大学党组织以学生会的名义召开的。24日，朱家骅曾代表学校当局前去向鲁迅表示学校想召开欢迎会。鲁迅给予拒绝。徐等人随后提出召开欢迎会时，鲁迅先说了对学校召开欢迎会的拒绝，对学生们的提议也委婉地劝阻，但由于他一贯热爱青年的态度，最后还是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第二天鲁迅在毕磊的陪同下前来，并发表了二十分钟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既表示了对革命策源地的向往，“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但通过一来的直观，又表示了深切的担忧。“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鲁迅实际上是在警醒广大青年学生，要看清并警惕当前革命的形势。
其次是确定专人做好鲁迅的日常思想工作，并要求常常去求教鲁迅，按时将党组织的刊物送给鲁迅。陈延年觉得毕磊敏锐、沉着、坚定，又担任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中山大学又是公开的中共党员，于是先确定毕磊一个人。陈延年对毕磊说：“鲁迅是热爱青年的，你要活泼一点，要多陪鲁迅到各处看一看。”随后又根据徐彬如建议加派了徐辅国（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被捕牺牲）。有时徐彬如也参加。他回忆，鲁迅到了后，到“四一五政变”时，毕磊和徐辅国几乎天天都和鲁迅见面，他自己也到鲁迅那里去过十多次，“第一次是毕磊带我去的，鲁迅好像事先已知道我的身份，对我非常诚恳热情”。陈延年还要求他们每十天给鲁迅送一次刊物。徐彬如说他去鲁迅那里主要就是送党的刊物。他给鲁迅送过《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第一次送刊物过去时，“鲁迅接到中共刊物，双手捧着，高兴地表示，‘这，我是要很好看看的。’他热情地请毕磊等人就座，并拉开抽屉拿出路上带来的糖果招待他们”。1月31日，毕磊他们将《少年先锋》第１卷十二期合订本送给鲁迅。
《少年先锋》封面上印着列宁的画像和革命火炬，鲁迅对此印象很深，于是在当天日记记道：“徐文雅、毕磊、徐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
◆1927年1月2日，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在南普陀的留影。
其三是陈延年同鲁迅亲切见面。有一次徐彬如去见鲁迅，交谈时，鲁迅突然问道：“贵党在这里的主要领导是不是陈延年啊？”徐彬如点点头，是的。鲁迅仰着头，眼睛盯着袅袅升起的香烟，似乎在回忆着什么，说：“他可是我的‘老仁侄’啊，他人很聪明啊！”徐彬如回来立即向陈延年作了汇报。陈延年一听，沉吟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说，“我是那么想见到他并得到他的教诲啊。要是平时，我早就主动去拜见他了。他是我最尊敬的‘父执’啊。”再次见到鲁迅时，徐彬如也把陈延年的这个态度对鲁迅说了。过了几天，鲁迅再见到毕磊时，试探地问毕磊，“我能见见陈延年么？”毕磊说，“我抓紧时间向陈延年同志汇报，此事一定能行，争取让你们早点会见。”陈延年听了毕磊的反映，在征求区委同志们的意见后，立即表示同意。之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在毕磊和陈延年秘书任旭的安排下，两人秘密作了一次会见。当鲁迅前来时，陈延年早站在约定的地点热情迎候。由于是秘密性质，又由于随后陈延年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并于6月底在上海被叛徒出卖牺牲，这一会见的经过和会谈内容，我们无从得知。但这次会见的确存在，并给鲁迅产生了极大影响。此时跟在鲁迅身边的许广平先生后来回忆说：“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在此期间，见到了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等同志。”通过这次会见，陈延年对鲁迅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他对大家说，“我们党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鲁迅，我们要研究鲁迅，越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思想，你会越觉得他是那么深刻，通过我们的工作，鲁迅的思想发展得很好，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目睹共产党人被大肆屠杀，鲁迅的思路因此轰毁
从鲁迅1月18日到达广州，到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虽然这中间只有近乎三个月的时间，但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的工作，对鲁迅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促成了鲁迅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第一次与共产党人直接全面的接触，使鲁迅对共产党人有了直观且真切的认识，并迅速投入到对党的事业实际支持中来。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曾是他的好朋友。在《忆刘半农君》中，鲁迅说了陈独秀留在他脑海中的印象，此时，当得知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逮捕后，他在《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中深情而又忧虑地说道：“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但鲁迅与他们的交往基本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且都定格在学术文化层面。他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是陈延年等共产党人的动议和坚持，来了后，通过与共产党人的直接交往，他对共产党人有了全面真切的认知。他说，“我在厦门，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此以后，才知道其中有ＣＰ和ＣＹ之分。”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鲁迅来后一直担负同鲁迅交往工作的毕磊被逮捕且被用铁链锁住装入麻袋投入珠江而牺牲。
鲁迅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仍处在大逮捕高潮时期，仍在有关文章中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注：应是十五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由此，鲁迅把握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精神。
许广平后来回忆，“接见学生和青年，接触共产党方面的人物，他都很好的留出时间……可以断定这一时期的他，是受什么方面的鼓舞，得到了多少革命力量的启发，是难以计量的。”认识的转变必然产生行动的转变，鲁迅开始自觉投入到对党的事业的支持中来。中共广东区委为了适应革命任务的需要，加强思想理论战线的斗争，决定在中山大学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研究会1926年12月24日成立。参加研究会的200左右青年学生自力更生凑集经费开展活动，鲁迅得知后，积极支持。在学生欢迎会后的第三天即27日即前往演说，并于3月31日和4月13日两次为研究会各捐了十元。也是由于这种对共产党人的认知和思想的转变，促使他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后，立即召集会议，要求学校当局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并给被捕学生捐款表示慰问。当看到营救要求遭到学校当局拒绝，而广州反动当局的大逮捕大屠杀仍然愈演愈烈，他很快并毅然于4月21日辞职，之后又6次拒绝中山大学的挽留，用坚定的不合作来表示抗议。
◆1928年3月22日摄于景云里寓所。
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对广州的形势尤其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有了愈来愈深切的认识。鲁迅初到广州，即在学生会的欢迎会上警醒大家，这里是“红中夹白”。当看到学校当局对进步学生的压制，学校内“树的党”（注：英语stick的音译，手杖、棍子的意思。国民党右派势力孙文主义学会操控的一个反动学生团体，其成员手里都拿着‘树的’，并在校园里嚣张跋扈。因此被进步青年学生称为‘树的党’）的横行无忌，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学生学什么意大利，以趋奉北政府，还说什么‘树的党’，可笑极了。别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么？”由此，鲁迅得出结论：广州“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现在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这些都尚没有动手改革”，“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当广州开始庆祝上海和南京被北伐军收复的时候，鲁迅却严正呼喊，“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终于“四一二”“四一五”等反革命政变连续爆发，鲁迅看清了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忍无可忍地对朋友们说，“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还说共产党是革命的恩人……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产党。而现在又突然因为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而国民党采取的办法简直是欺骗；杀人的方法更加狠毒……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觉得可恨”。
共产党人的引导，使鲁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鲁迅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批判现实。《少年先锋》是共青团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1926年9月1日创刊。斯大林1924年1月所作《论列宁》的演说，仅过两年多，《少年先锋》就在第八期做了翻译并刊登。鲁迅拿到《少年先锋》第１卷合刊后，认真做了学习。在《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一文中，鲁迅就引用了其中列宁的教导，并用以分析当时的局势。
鲁迅说：“记得在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它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而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的背叛革命和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终于轰毁了鲁迅原先的认识与思路。
鲁迅说：“我是在27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这种思路的轰毁，许广平先生评价为：“这时他有了突变，从量变到质变，一切从阶级立场、观点出发，就看问题也容易迎刃而解了。于是他否认了进化论的偏颇，投入了阶级论的洪炉去锻炼自己，去向革命队伍中当个小兵。”《鲁迅传》作者林志浩也认为：“他认识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问题的一种武器，因为社会分成彼此对立的阶级。青年也不例外。他们同样要受阶级斗争规律的制约。
因此鲁迅认为，不仅要掌握宇宙间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尤其要掌握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离开了后者，根本不能正确解释任何社会问题。这说明鲁迅正在实现他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在战斗实践中，便转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这些观点基本上代表了鲁迅研究对此段时间鲁迅实现根本转变的共识。此时的鲁迅从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鲁迅思想上的飞跃，陈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
鲁迅先生的根本性转变，是陈延年及其所领导的广东区委努力引导的结果，其中，陈延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这本身，也具有多方面很深刻的历史意义。
◆1930 年，上海，在“ 左联” 举办的“ 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上。
创造了我们党做好代表性知识分子工作的光辉范例。鲁迅到来时，面对青年，无论左右，一律给予热情接待。国民党右派也是极尽拉拢鲁迅，欢迎会上不仅大肆吹捧，一些头面人物甚至试图通过送礼宴请方式来接近鲁迅。但渐渐地，鲁迅同共产党人越走越近，对国民党右派包括右派青年由冷淡、疏远到排拒、鄙视甚至用笔开始批判。2月9日，鲁迅拿到了《做什么？》创刊号（周刊，2月7日创刊），他非常欣赏封面的设计，先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着上面的英文标题，“WHAT TO DO?”然后又认真把中间用红色线条框着的这一期目录读了一遍，再看下面的通讯处，联系人和地址都是毕磊的，他抬起头来笑着对毕磊和徐彬如等人连声表示称赞。看到共产党人出了本《做什么？》，国民党右派非要对着干，两个星期后以“革命文学社”名义做了本旬刊《这样做》，但鲁迅看到后，却是“看过通讯，懒得倒翻上去了”。《这样做》第二期上刊登了《革命文学社章程》：“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鲁迅看到后，直斥其本质：“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鲁迅何以能够迅速认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近走向共产党人，在送给他的党的刊物中，他读到了党的先进思想先进方针，在同他密切交往的青年共产党人身上，他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精神与风采。
开启了我们党同鲁迅密切合作共同战斗的先河。自此之后，鲁迅就成了我们自己人。到达上海后，虽然他处在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之中，但他始终同我们党同呼吸共命运。党先后派出了瞿秋白、李立三、冯雪峰同他联系，向他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听取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声援与支持；方志敏同志牺牲前，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无比信任，把自己《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稿辗转托付给他，请他转交党中央；作为左翼文化战线的主将，他前后组织并参加“左联”等革命文化团体，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党的文化围剿。正是由于此，毛泽东才高度称赞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鲁迅实现思想上的飞跃，正是在广州开始的，正是广东区委努力工作的结果。徐彬如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说：“我们党最早做鲁迅的工作并不是30年代以后的事，鲁迅最早和我们党接触，陈延年是起主要作用的。”
奠立了陈延年具有文化思想史意义的又一座革命丰碑。陈延年到广州后，一开始是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日常工作，健全区委领导机构；接替周恩来担任区委书记后，大力发展党的队伍，狠抓党的建设；为声援五卅运动，和苏兆征、张太雷等人一起领导组织了省港大罢工。正是由于此，毛泽东、周恩来才如此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广东党开疆辟地的拖拉机”；当他于1927年6月26日在上海被捕后，对他恨之入骨的吴稚晖才会这样叫嚣：“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尤属恶中之恶。”而他倡议推动鲁迅来中山大学任教，并部署党组织做好鲁迅工作，促成鲁迅思想产生根本性转变，这一历史功绩，我们一直忽视。但它无疑是陈延年革命生涯的又一座丰碑。它不仅具有革命史意义，更由于“鲁迅”以及促成“鲁迅思想转折”的关键性作用，在现代文化思想史上闪烁着令人景仰的光辉。
